环城路到金南路-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我知道这条马路，是70年代前一两年的事。那个时候的环城马路边，除了马王庙、盐巴仓库、土产公司仓库及小校场和现在的汽车客运站那地方有几户人家外，路两边就是土和田。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辆马车通过，汽车更是很少见到。

等到这条公路开始有点热闹的时候，已经近90年代了。车站、防疫站和很多民房开始出现。防疫站是从南林路搬迁过来的，平常除了谁被狗咬了，来这里打上几针而外，这里的人不知在做些什么。90年代初的时候，防疫站的人拿起本本，沿街收取商店的卫生费。有店主问：我又不是卖饮食的，凭什么要我交卫生费？防疫站的办事人员说：看到你房子这么大嘛！收费的其实不只防疫站一家，总会找出一些收费理由来。水和电的收费更奇怪，说是商业用电用水，开铺子的要多交很多，但是这些商店，没有哪一家是卖水卖电的。

防疫站后来拆除了，搬去星秀田，这里变成了商品房。

肖光明家就住在商品房里。

我知道肖光明，是2012年的一天，原黔军102师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罗勤给我发短信，说他们“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正在织金看望抗日老兵肖光明，而我认识罗勤，则是因为黔军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孙女柏梅曾打电话向我寻找织金抗日将士的材料，以便编辑出版《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一书，当时我把抗日英雄王永锡及1938年织金抗日志愿军的照片发给了她。

到肖光明家里，里面很热闹，志愿者慰问团的人来了十几个。肖光明虽然已经86岁，但魁梧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很有精神。

第二天我独自来到肖光明家，采访他的抗日经历。

肖光明，1927年生，织金平寨人。1944年应征入伍，进城居住在上水关王家大院。一间小小的屋子，50个新兵挤在一起睡觉。这一批由织金出发去安顺的队伍，共计3个营15个连的士兵。

部队被派到贵阳图云关训练之后，转回安顺，编入新六军，开赴云南。到达楚雄的时候，由于穿草鞋、衣裤单薄，且吃不饱，肖光明与其他几位新兵生了病，在疟疾、痢疾、疮疹的夹击下，昏迷过去。人们以为他死了，把他丢进了坟旮旯里。过了两天，国际红十字会的人来了，他们在查验人数时，见少了几个人，便来验看尸体，发现还活着，拉回去把肖光明几个新兵救活了。肖光明身体康复后，编入新五军，参与龙陵的松山之战。

战斗过程中，肖光明所在的班被凝固汽油弹炸散，在一个山坳里被7个日军包围，而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

日军围拢过来。

见这个中国人虽然个头高，但骨瘦如柴，单衣短裤，光脚下还穿着一双草鞋，便哈哈大笑，退了子弹，要与肖光明比肉搏，而且是一个一个地上前来，其他人围住就行。

才训练不到一个月的新兵肖光明，自然不懂得肉搏那些招式，就是乱杀一气。

居然有几个日本兵倒下了，有一个则跑了。

原来，这肖光明虽然瘦瘦的，但从大山深处出来的士兵，不仅耐力特别好，也特别灵活，打枪不一定瞄得准，拼刺刀一点不差劲。

到了最后一个日本兵，肖光明见其穿着皮鞋，心想这龟儿肯定跑不赢我，便朝山头跑去，日兵也随后就追。

跑到半山腰时，肖光明的脚步明显慢了，他突然一个转身，刺刀刺穿了日兵的喉咙，自己也感到一阵腹痛，便倒下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他这才知道，打扫战场的时候，被人发现还活着，不过肠子已经断了。

出院后，他又加入了独立工兵第二团。正如他所说，那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遇到什么部队，就加入什么部队。

淮海战役开始，他所在的独立工兵二团北上，兵败之后，他又转成了解放军。

1950年10月前后，肖光明作为首批工程侦察兵，秘密进入朝鲜，侦察阵地和路线。

1952年年底，肖光明又作为最后一批抗美援朝兵，在朝鲜排雷与安葬烈士。

转业后，肖光明被分到织金龙场任供销社主任，武斗开始后，他与其他一些入朝战士一道，组成了四八派（保守派）武装，直到入狱。

盐巴仓库和百货公司仓库在防疫站的对面，在环城路上，这两处是50年代后建得最早的公房，不仅仓库大，占地面积也大，除了仓库管理员，有些职工也住在里面。而建房的基石，很多是用拆下来的城墙石砌成的，进入新世纪后，这两处都改建在了商住楼。

土产公司仓库在小校场对面，前抵环城马路，后抵落魂桥一带人家的后院。

土产公司仓库除了宽大的仓库房，还有两栋两层的职工住房，中间留有一块宽宽的平地。70年代的时候，在空地上，还放过几场电影，引来了很多人观看，虽然那些电影人们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除了看电影外，这里热闹的时候，就是桑蚕出来的时候，空坝与仓库里，摆放着一箱箱的蚕。蚕们一个劲地扇着翅膀，空中飘浮着无数的蚕毛。我们抓来一两只玩，手指上就变得一片白，全是蚕留下来的细绒毛。

从这个季节开始，四方井下面就可以看到有人在清流里洗蚕茧，并且把鸡蛋一样大小的蚕茧，拉伸得足有一米来宽。

不知道这些蚕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我们也没有看到哪里专门栽桑树。民国时期织金有专门栽桑的地方，就是“桑园”，那个时候的桑蚕业，肯定会比现在这个样子热闹得多。

这期间偶然会遇到某些人家，拿出只有七八毫米大小的一些圆球，叫你吃。这东西真没见过，他就会说：“这是刚炒熟的蚕蛋，很好吃！”

80年代前，进仓库，有仓库的味道，进工厂，也有工厂的乐趣。比如在机械厂，可以看机床上的零件加工；进榨油厂，可以嗅到油籽香；在小五金厂，可以观看工人们把铁皮敲得叮咚响；进化工厂，可以看“月亮石”变成了细粉；进建材厂，可以看越堆越高的水泥瓦……那时候织金的仓库多，加工厂也多。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织金的工厂与仓库，一处一处地没有了，消失了，到今天，织金这地方能看到多的，就是煤厂，也只有煤厂。

汽车客运站是70年代后从北门外罗家花园处搬迁来二岭岗脚下的。

虽然客运站候车大厅的房子只建了二层楼，但候车厅宽大，贴了外瓷砖，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先进”的建筑，引来了不少的观众。走进候车大厅，其中的一面墙壁上，还画有一幅国画，也算是当时织金最大的一幅画了。画的作者叫张建敏，因为父亲是南下老领导，“文革”期间自吊死了，母亲是妇联主任，到建材厂打烂仗（做工）。张建敏跟人学画玻璃画，会了国画这手艺。母亲平反后，自己也进了广播局，也就有机会展现自己了。

客运站的客车并不多，即使把其他地方的货车加起来，也不会上十辆车。县城里多的还是马车，其次才是拖拉机。所以，无论是客运司机，还是货车司机，都很吃得开，是人人都想巴结的对像，能巴结上的，只能是少数人。想要运砖运瓦什么的，除了喊得了马车，其他多是没指望。

客运司机领的是固定工资，按规定跑几趟车，就跑几趟车，不管有没有客人坐车，完成车次就行。

从汽车客运站出发的时候，车子大多是装满客人的，来的时候，一般只有几个，或者没有。不是没有人从乡下来，是司机到站点，等客人下车后，立即就往回开了，挤得上几个人，就算几个人，没挤上来的，只能眼睁睁看车走远。

有一次我从金龙赶到茶店来坐车，守在茶店街口，等待以那从茶店经过去城里的车子，车子是等到了，坐车的也只两三个人，但无论我们怎样招手叫停车，客车还是一溜烟跑了。幸好同行的有个人说他在这里认识一个人，虽然只接触过一次，但不妨到他家去看一看，能不能让我们在他家住上一晚。那户农家很热情，不但让我们住下，还拿出最好的菜来招待我们。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茶店街口等车，客车也等来了，车子也停了，但只搭上一位刚赶来的警察，便一溜烟跑了。第三天，当然也没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从茶店走路去八步。路上遇到了马车，马车夫很乐意带我们去八步，不过下了马车后，才发现蹲了长时间的双脚，差点走不了路了。等我们再走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80年代后，客运司机不再领固定工资，在哪儿叫车，他们都停下来搭客，价钱也不高，织金到以那，不过就一元七角，去大方县城，也就两元多。进入21世纪后，价钱飞涨，达到以前的十倍到二十倍间。

2005年，已经破烂不堪的环城马路，立项要改建成柏油路面。等到挖土机把路面挖烂之后，从此就不见动静了。这是织金路面施工的老现象，先挖摆着，工程就不再有人过问。改名为金南路的环城马路，直到2011年新的县委书记崔英魁到来，才有了转机。

崔英魁，山东省寿光市人，于2011年10月15日正式上任织金县委书记，来织金前任山东青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当年12月10日崔英魁到县城沿河路、金水小区、金南路、一中等地调研，对于约1.8公里长从2005年就开始动工至今还污泥遍地、难以行走而被人们戏称为“地震博物馆”的金南路，他对随行的县长、分管副县长、局长们说：“每年财政要拿出几百万元来做过渡费，买老百姓骂娘、骂政府，这个损失谁承担？你们有没有责任？你们对得起良心没有？部门的领导人是怎么干的？这条路天天这样走，痛心不痛心？”走到同辉花园前面的时候，他问随行者：

“在贵州省县城内，还有没有比这条路更‘好’的？”

随行的分管县长：“没有！”

“那么，你这个分管县长是怎么干的？以后，你就带着建设部门的人一天来走两趟，我们的老百姓天天都在走这种路，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金南路和沿河街都是四五年以上了，金水小区十年了，八年抗战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们连条街连个金水小区都建不成，我们这个部门还有脸面干局长吗？你拿着薪水愧不愧啊？”

2012年6月，金南路终于通车了。

自从崔英魁来后，开通的不只是金南路，还有织金人梦寐以求的火车客运。

2013年1月26日，织金火车站人山人海，大家都去观看从贵阳开来的第一辆客运火车。随着一声长鸣，“织金洞”号专列驶入织金站内。至此，织金人的火车梦，由幻想变成了现实。

织金老城纪事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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