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庙与玉屏塔
进入北城门,右手边就是观音庙了。
山门后左右是侧殿,中间是正殿,通过两层数级石阶,就可以进入它们里面。
宽敞的正殿与侧殿,巨大而又方正的基石,整齐的石阶,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得出,观音庙曾经的辉煌。
其实,早期的观音庙,山门后就是戏楼。花灯戏在戏楼上的表演,到民国的时候,也只能依靠想象力了。
大殿过道走廊的正中,挂有一口钟,当有人进来进香时,钟声就会响起,然后在北街上悠悠地回响。
正殿中供奉着观音的神像,在香烟缭绕中,穿透出敲击木鱼的声音。
来到后院,还有一排房子和一块空地。
后院的房子是尼姑住宿和做饭吃的地方。观音庙里都是尼姑,其中以张尼姑个头最高,也长得最好。而其他的尼姑,只要还年青,也都颇有几分姿色。
观音庙里的尼姑长得好,是有原因的,一是观音庙地处城内,规模也大,想进入的人多,可以好中选好;二是进入观音庙的人,除了要自身条件好以外,还得给庙上送上十来亩租田才行。
不仅观音庙是这样,女人进入其他寺庙,也得带上租田才能入庙做尼姑。
寺庙的维持是需要经济来支撑的,光靠那点香火钱,日常的香蜡费都不够,即使有人捐上一笔款,也不是长久之计。因而,民国时期织金的寺庙收入,主要依靠的就是田租。而田租的来源,一是靠入庙的尼姑,二是靠政府的购置与赠送。
在这两种来源中,又以官方赠送的土地租石最长久,因为女人入庙时,女方的家主就会与庙主签订一份合同,女人死后,土地归还家主,这部分租石就会失去。
女人入庙,起因是得了怪病,或是八字特殊,需得入庙修阴功。由于入庙讲条件,所以入了庙的女人,都是富人家的女儿。
有的时候,观音庙也会到来男和尚,如潘和尚,在鱼山黑神庙当和尚时,跌下山崖受伤,全靠住持庹几禅把他治好,后来去了城隍庙,最后,才在观音庙当和尚。
小兆六也是观音庙里的男和尚。说他小,是因为他身材小,但却吹得一手好笛子,每逢做法事请水之时,香客手抬盘中文书于前,小兆六吹笛随后,出了观音庙与北城门,到北门桥下的水井请水。
观音庙里来的香客,大多为女士,或不孕祈福生子,或为长幼消灾解难,或祷子女多富,大体上与观音庵的功用差不多。
从观音庙后院的空地上,就可以看到玉屏山,这里也是攀登玉屏山的必经之道。
玉屏山虽然是织金城墙内最大的小山,却也算得上是小巧玲珑,三面绝壁,唯有东面观音庙的后面可以攀爬上山。
半山中有一山洞,可容纳十来人。洞前有一小庙,人称土地庙。
攀上山顶,上面建有一座碉堡,正面对着城北外唯一的通道——北门桥。俯视之,竟然不到百米。即便有足够的火力,敌人想要通过北门攻城,还是太难。正因为如此,自古及今,北门从未正面失守过。无论是清朝时期岩大五、张得胜带领的苗兵,还是民国时期阮俊臣、欧阳崇庭带领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及杨兴、王刚带领的“神兵”,都无法越过玉屏山,就连王刚本人,也被打死在桥头上。
由此可见,玉屏山不仅是织金的一道风景,同时也是织金最好的一道屏障。取玉屏之名,恰到好处。
玉屏山上的碉堡,是民国时期修建的。而在碉堡以前,它是一座塔。
玉屏塔又叫三元塔,乾隆二十一年知州李云龙捐建,山上有一石刻——“永禁不许取石”,乃知州冷宗昱刊刻。
塔肯定比碉堡更好看,无论是从北部来,或是走在北街上,都能看到玉屏山这道风景。
站在山头上,既可以看到北门桥外的大田坝、零星的人家,也可以看到城内的青瓦房、茅草盖掩映在翠绿与鸟语之中,因为没有现代水泥建筑,一砖一瓦,不管是土墙房或是板壁房,一切都与自然那么地和谐。虽然这是一个城市,但它却紧紧地与自然融合在一起。此起彼伏的城市边缘,山脚下的城墙,一头绕过玉屏山的西面向南而去,一头则绕过玉屏山和观音庙北面,向东而行。
20世纪60年代末,我家搬迁到北门居住的时候,观音庙早就已经拆除变成了税务局。税务局共两栋两层,前面的是一间砖瓦结构的苏联式房子,中间的过道有木楼梯可以上到二楼去。如果不上楼,对直进去,就是第二栋房子穿过中部的过道,过道的尽头,就是玉屏山。
老税务局,门面处原为围墙与院坝(詹大方摄)
税务局的这两栋房子,建在以前观音庙正殿和后院的位置,而观音庙正殿前面的左右两间侧殿基石还在,变成了两块宽敞的空坝。这两块空坝,就成了我们“打拐子马”最适合的地方。
有两户人家居住在税务局前面一栋灰色外墙的房子里,左手边有一间屋子,是图书室。有一天,我与几个孩子从毁坏的窗户爬进去,我们也认不得字,每人选了本大而厚的书就出来了。
王树昌家就住在这栋楼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当我们去玉屏山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看到屋里的墙上挂着一顶“军官帽”。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过王树昌,但知道他是个神枪手。
王树昌的孩子也与我们一起玩耍,要是与他斗气了,我们就会大声喊:
“我是王树昌,我的枪法准!”
几年之后的一天,我们终于在大街上见到了王树昌。又小又瘦的王树昌,与一位大块头走在一队人的最前面。这队人,全都被捆绑着,头戴白纸做的尖帽,口含稻草。据说,这是“四八派”的人被押着游街示众。
传说中的王树昌使的是双枪,但并不只是双枪,不管到了哪儿,他都能莫名其妙地找出另外的枪来战斗,似乎到处都藏有枪支。
但是,这只是传说,真实的王树昌又是怎样呢?
原来,这王树昌出生于水城一带,早年就参加了水城一带的土匪武装,练就了一身本事。或许这支队伍,正是欧阳崇庭在水城活动时存活下来的。也不知什么原因,王树昌又离开了这支队伍,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
一天,王树昌所在的侦察连正在执行任务,碰到了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又是射击又是投弹,躲藏在小树丛里的志愿军,显然是被发现了。危险关头,王树昌快速起身,举起手中的步枪,直接面对美国飞机射击。
没想到,真把其中的一架美国飞机打了下来,剩下的两架逃了。
王树昌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的事,一时传开了。但是,王树昌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嘉奖,也没有受到处分,因为暴露了目标,算是将功抵过。
转业后王树昌进入织金税务局工作。由于织金派系斗争,分成了两派:一派为红反派,一派为四八派。红反派掌握实权和枪支,城里各机关单位和合作社都归红反派调管,主要阵营在县城;四八派代表学生与农民,主要阵营在农村。两派的斗争,是真枪实弹实斗,死伤无数,惊动了地区和省革委下来调停,最终四八派因实力不济而败北。
王树昌坐牢了,直到暮年才出来。
王树昌走进了一条小巷,一前一后出现了两个人,向他逼近。但是,走出来的是王树昌,而那两个人却躺在了小巷里。
王树昌无事可做,于是在环城西路设了个摊。摊上挂了块布,上面书“王树昌药酒”几个字。
从四小到西门口,从此多了个清瘦的老头。
税务局后面一栋房子走廊两边的屋子,长期是空着的,但偶尔也会有人来居住几天,像是旅社。有人来居住的时候,靠窗边的书桌上,就会出现几个瓷缸,里面插放牙膏与牙刷。
虽然牙膏与牙刷是生活中最常用的东西,不过在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人家,家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也会偷出来玩上一番。
1968年的一天,玉屏山上突然来了很多人,有大人,也有孩子。特别是半山上的洞里,挤的人更多,可是里面也挤不了多少人。这些人并不是来游山的,而是听说苏联的飞机要来轰炸,大家来玉屏山找山洞藏身。那时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玉屏山的山洞,也被挖深了一些。
可是苏联的飞机始终不见来,玉屏山反而成了我们玩耍的乐园。我们甚至从西湖那边,偷毛稗到玉屏山上栽种,但是从来没有栽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