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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街
所属图书：《织金老城纪事》 出版日期：2016-05-01 文章字数：7040字

玉屏街

一

大水沟北端口，是一座石院坝人家，有一片翠竹，这就是高如松家。高如松是个旧军人，曾任中尉连副。民国二十七年（1938）担任织金第一区（城关区）社训队副，同时担任队副的还有谌希皇、邓月松，分队长黄荣章、刘凯、罗世雄，队长是罗象乾。

50年代初，这里的主人自然换了，住进来的是一个年轻、漂亮且皮肤白净的女人，说起话来，还一口的北方腔。

女人的男人，先是在小石院前面的街边上卖盐巴，后来又到十字街去卖了。

有一天，来了三个公安。男人对女人轻轻说：我走了！便走了。

有人说，这位女人的男人，叫蒋鹏志，是国民党的军官，此去定是凶多吉少！

男人走了，女人依然带着两个孩子。除了为孩子们做点吃的，要么坐在小石院里，为人洗衣洗鞋，要么挑着水桶，走出小院，为人挑水求生。有人对她说，你少苦点吧，这样会累坏身子的！她说，只要能让孩子读上书，再苦她也高兴。后来渐渐地可以买卖一点东西了，到了赶场天的日子，她会跑出城去买鸡蛋。那时候鸡蛋是不好买到的，偶尔才会有农村人拿进城来换钱，但没到城都会被人拦截买走了。从城外买到鸡蛋，拿到城中来卖，每个鸡蛋赚上一分钱，对于他来说，算是最大的买卖了。

这位北方女人，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叫刘有珍。

刘有珍家的隔壁，原是卖盐葵花的人家。等到不准做买卖的时候，盐巴也定量了，等到不定量允许卖的时候，这里又成了新电影院，只能在电影院门口卖。但这电影院时间不长，就熄火了，盐葵花也就跟着熄火。盐葵花是以前织金人爱吃的东西，看起简单，却别有一番风味，与现在的五香葵花味道大不一样。

二

祝家巷与大水沟交汇处，算得上是民国时期织金北街最热闹的地方了，因为这地方卖小吃的，要比北街其他地方多一些。

70年代的时候，这地方却只有一样东西卖，就是扇子糖。

扇子糖的样子就像一个五分币，只是比五分币略大点而已，用一根小竹签插着一片薄薄的糖片，就算是70年代孩子们最好的零食了。虽然国营商店里卖有糖纸与金纸包的糖果，但是除了官家的子女外，作为百姓的子女，就休想了。

扇子糖一分钱一个，虽然味道不怎样，但总比没有好。

杨家马店也在这里，三层高的青瓦木板房，在北街来说，算是最高的建筑。

北街上，五柱房较多，达到七柱、九柱的房子就不多了。所谓五柱房，就是指房子的侧面立柱只有五根。五柱房，房子小，柱子细，草房多；九柱以上的房子，都为瓦房，房子大而高，显得气派，讲究的人家，还建有防火墙。所谓防火墙，就是在房子的两侧，加上两堵土砖墙，以防邻居起火烧着自己的房子，而自己的房子起火也烧不了别人家。防火墙随房子的布局而变化，上部为梯形状，多为左右对称三梯，盖瓦，角处塑有装饰物。

杨家马店以北，直到一小后面出口处，多为简陋的五柱房。这排房子前面皆有两三级石阶，比街面高出七八十厘米。80年代左右，走在这半截街上，你能看到理发店与做秤杆的人家。

每到农历八月，走在这段街上，更会闻到一股浓浓的桂花香，飘得街道上到处都是。原来，圣宫里的金桂花与银桂花开放了。

圣宫即现在的织金一小，有两个进出口，一个在祝家巷内，一个在玉屏街上（即一小后门）。一小在玉屏街上的出口南端有户姓陈的，抗战时期参加了远征军，也因为参加了远征军，新中国成立后入了牢。也因为入过牢，向他家人问起远征的事时，他家人一句也不愿意谈，虽然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

出口的北面，在玉屏街上，不远处有一栋长长的青瓦房，直到20世纪末还存在，这就是王德远的住处。王德远是民国时期织金的政府官员，新中国成立后房子自然被瓜分了。其实王德远住的地方，是大有来头的，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是有名的师爷衙门，至于是师爷住宿的地方或是师爷办公的地方，这就不清楚了。

出口对面临街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的苏联式砖瓦结构房子，显然是50年代后才修建的，人们都叫它“茶叶门市部”，里面卖的，多是茶、烟和糖果。虽然不见有人进去买糖果，却有学生一把把从书包里抓出来发给同学。

茶叶门市部的北端有一条宽敞的路进去，里面有几栋同个样子的砖瓦房。据说这些房子是仓库，不过长期大门关闭，不知仓库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

里面也有宿舍。所谓宿舍，就是单位专为职工修建的住房。仓库对于职工来说，当然没有秘密。对于职工的子女来说，也同样没有秘密，因为仓库的门窗总会留下一些缺口，子女溜得进去，带出一些食品出来分给同学吃，也是常事，只是我没遇到这样的同学，所以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尝过正规糖果的味道。

从茶叶门市部到将军街口之间，直到八十年代，还是清一色的木板青瓦房，虽然都不大样，但却保留了民国时期的铺台，也像民国一样，在铺台上摆上一个小簸箕，里面装上几包盐葵花、苞谷花、几圈核桃等，只打开一块窗板就行。

80年代后多了一家面馆，人称“韩跛跛家馆子”。因为刚踏进改革开放的门坎，整个织金县城，也就只有十字街的刘家馄饨馆和北街韩跛跛家的面馆，因而特别有名，吃的人也就多，生意火。

韩跛跛家面馆出名的是肠旺面，当时的织金城里人，很难找到没有去吃过的。

观音庵就在接近将军街街口的地方，只不过，观音庵的山门不是设在北街上，而是设在将军街上，所以，从北街上，你只能看到观音庵的后殿背影。

民国时期，西文镇政府就设在观音庵里面。1951年，解放军二次兵临织金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地方武装进驻织金城，欲解救四方洞失败的李名山。西文镇镇长曾少臣，为避免群众受难，从观音庵走出来，一家一户通知在门上挂上玻璃灯，关闭大门，并准备好木棒、扁担，防止土匪进屋抢劫。

新政府成立后，观音庵改成了县医院。县医院搬迁后，观音庵又变成了电影公司的职工宿舍和铧口街的迁住房。

三

将军街北口，就是张克钊家。

张克钊是第一区（城关区）的区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6月参加军训后，作为区员派往第十区负责军训任务。张克钊主要的收入，还是依靠租石。收到租子后，就把谷子、苞谷等放到门口的街面上，铺平了晒太阳。

那时候的街面人家，都这样晒。

张克钊有个妹妹叫张克勤。张克勤，在学校里当教师，同时还担任织金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六年（1947），织金县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是：

主任委员：李煖；

干事：周大宣；

委员：郑文庄、吴宝华、吴学英、张玉兰、张克勤、覃传芬、周性芬、黄训春、杨承芬、高芝仙、韩灵芝、杨先琼、朱坤楷、刘德华、周性兰、谢玉贞、吴守先。

受对门雷肇中的影响，经赵促成介绍，张克勤加入了中共织金地下党。

抗日战争期间，她也报名参加了抗日志愿兵。学校组织学生去南门花牌坊欢送，一会志愿兵到了，一个个穿着短袖军装，背着背包。张克勤本来就长得好，穿上军装，又多了一分英姿。

50年代批斗张克钊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喊话：“打倒张克钊，贪污我的一背糠煤烧！”“糠煤”在织金就是指细煤。

张克钊的房子，就成了北门粮油供应站。

接着往北的三四户人家，也都是张家，最靠北的，就是“张剐毒”家。

“张剐毒”家的房子，才真正算得上北街最气派的民房。虽然只是两重檐的青瓦木板房，但比其他民房要高大得多。房子的中间是过道，过道两边是铺面，其中南面的这一间更宽大，这在北街上是仅有的。

通过过道，后面又是一个四合院。

织金人说“剐毒”，有“狠毒”“吝啬”这些意思在里面，是评语中最狠的话。如果说的是“抠瓢”“夹抠”这样的词，则是单指“吝啬”这一层意思了。

张剐毒有这个绰号，据说来自于“夹抠”。交租石的人来到地主家的时候，大多数的地主，都会热情招待，搞上一桌丰富的饭菜。张剐毒却不一样，煮上一锅白菜，再加上一盘花生米了事。一次，交租石的人动筷子正要吃花生米的时候，张剐毒说：“在我们张家吃菜，只准骑马，不准搭轿。”

交租人蒙了半天，最后才想明白：用筷子夹花生米，一次只能夹到一颗，形态就如骑马一样；如果用筷子托起花生米，一次就能托上几颗，形态就如同坐轿子一样。原来这张地主是要来人一颗一颗地吃花生，这样也显得文明一些。

或许这是某个人编出来的笑话，但仅凭这个绰号，作为地主的张剐毒，后来就没好果子吃。

解放后，这里成了国营收鸡蛋的地方。门口摆有两架肉案，虽然只两角钱一斤，但得有肉票，才能买到，平常也少有人来买。70年代前后的一天，这里多了一个卖肉的地摊，卖的却不是猪肉，是老虎肉，一元钱一斤，围了一圈人，却没有多少人舍得花上一元钱去买。

张剐毒家的北面，就是胡成志家。胡成志开有一个客栈，客人都是一些跑盐运的，所以大家就把住进客栈的人，通叫为“盐巴客”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胡成志加入栈房业公会，民国三十六年（1947）接替罗绍尧成了栈房业公会的理事长，并被选为县商会的监事。当时的县城栈房业公会，会员就达96人，是各行业公会人数最多的，足见当时织金城里开客栈的人家，在百数以上。

胡成志开客栈，自然房子很宽，后面还有院子、房子和园子。园子里栽着桃树、梨树。其实不只胡成志家，这半边街人家的后园，都栽有各种果树。

四

观音庵、将军街口和几位张家的对面，就是刘光明、谌白人和雷振州家。

刘光明开的是皮革店。

当时，织金有句话叫“一银二染三皮匠”，是对赚钱行业的名次排位，皮革能排到第三，算是挺不错的行业。

织金把做皮革的人叫做“皮匠”，说白了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做的东西有皮帽、皮衣、皮褂及马帮用的皮包肚等等，但做得多一点的，还是“马掌鞋”。

当时的织金卖洋皮鞋的商店不多，价钱也贵。织金也有极少的人穿洋皮鞋，那一定也是去大城市读过书或留过洋学的人。土生土长的织金人，能穿上“马掌鞋”，就已经是相当稀奇了，因为，做一双“马掌鞋”，就相当于一斗米价。

“马掌鞋”虽然叫皮鞋，其实只有鞋底是皮的。要做“马掌鞋”的人，先用布做好鞋帮，才去找皮匠加工鞋底。皮匠拿出三张牛皮，把它们粘合并与鞋帮“擂”在一起，剪好大小，加上皮头皮跟，再打上斗篷钉或平钉和高钉，一双“马掌鞋”就出来了。

能穿上“马掌鞋”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人穿的，是自制的毛底鞋或大街小巷里都有人卖的草鞋。毛底鞋的鞋帮与鞋底都是用布为主料制成的，走起路来柔软、舒适又不浸水。如果是孕妇，在这期间是必然穿毛底鞋的，因为可以避免风湿病。制作毛底鞋鞋帮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打布壳”，即用“糨糊”黏合布匹并使布匹变得既柔软又有弹性。“糨糊”是用糯米面或麦面加水煮搅拌出来的稠浓面浆，但最好的是用魔芋来制作“糨糊”，这样制作出来的“皮壳”才好做针线活。制作鞋底得用数层布，最好达一厘米以上，并在里面夹上一层笋叶（笋叶就是竹子根部的叶子），然后一针接一针地用线“纳”出来，拉的线越密越均匀越好。加笋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鞋底透水。

草鞋是用稻秆做的，价低，防滑，主要为农村人使用，直到80年代，织金城里还有人在卖。现在已经改成布条制作的了，虽然还是草鞋的样子，但应当称为布鞋了。

谌白人真名叫谌志经，因其天生肤白、发白、眉毛白，所以人们称其为谌白人。其实，在谌白人家里，不只谌志经，全家几代人皆白。又因谌志经排行老三，所以，人们还称其为“二白人”。

三白人还在读织金中学的时候，于1937年加入中共织金地下党。抗日战争期间，于1941年，在织金阿烈开办农民夜校和青少年识字班，借此秘密培养党员。同年冬天，织金物价上涨，三白人参与了织金所谓的“食米斗争”，事后为避免追查而逃亡于外，于1942年7月死于化起。

“三白人死了，就在今天！”街坊有人向别人转告消息。

别人感到纳闷，问：“今天死了三百人？”

街坊道：“哪有三百人，是一个，谌白人死了！”

不过这“三白人”与“三百人”同音而闹出的故事，倒是一下子传遍了织金县城的大街小巷，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三白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1951年后，三白人的父亲作为地主，自然属于镇压的对象。那个时候，阶级成分划得很清楚，儿子是地下党，老爹是地主，各是各的。于是，谌老地主、隔壁雷振州家的老头子以及北门一带大大小小的老地主和富人，都被喊去交代问题，然后又到谌、雷两家的门口及观音庵屋檐下蹲着，慢慢晒街景。

这样晒了一段时间后，谌家也就被赶出了谌家，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数年后，房子又重新回到谌家的手中。不过谌家却没有再住进去，他们认为，都是房子和土地惹的祸，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眼红，自家就用不着当地主，用不着挨批斗，用不着流放乡下了。于是用最低廉的价钱，卖给了别人，讨个清静。

1958年的玉屏街（织金档案局提供）

雷振州家老爹以及雷振州，都算不得地主。还向别人租用土地耕种的人家，怎么也成不了地主。不过，这雷家的产业不能算少，除了前面临街的青瓦房，后面还有青瓦房、土墙房、院子、马房，还有空地上的一片梨树林以及几棵桃树、花红树和一棵高高的皂角树。每到皂角成熟，落得满地的季节，张克钊家隔壁的隔壁家女儿，以及一些穷一点的孩子，便会跑来捡皂角，拿回去洗头发。

雷振州的身份很神秘，他妹妹和妹夫的身份更神秘。正因为这些一系列的神秘，雷家就演绎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出来。此事另述，现在需要知道的是，本该是雷家的房子，没有了，而他家的那片树林和空地，60年代前后成了兽医站。

70年代，兽医站门口的大街上，多了一个木箱子。

木箱子高有一米八左右，长宽达一米二二，有一个窗户，一个门。每天木箱子的前面，都排起了长长的挑水的队伍。一个接一个提着水桶走向木箱子，把胶管放进木桶里，站在木箱子里的人把水龙头一开，一会两只水桶就满了。一挑水就一分钱。

这种木箱子不只北门有，南门壕头、东门粮食局门口、西门堰塘坎也有。

当时织金还没有自来水公司，卖水的是饮食服务公司下设的一个抽水站。抽水站先是为县机关、大饭店、小食店提供服务，后来才在几门设立供水站，就是这种木箱子。不过木箱子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一年，就像被一口大风吹走了。

兽医站路口北面不远处的龚家女人，60年代的一天，怀着孕的她从光秃秃的下水关通过，一脚就把桥踩塌了。她跟着桥下去，站在一块石头上，无事。

上水关就改了名字，叫“重新桥”，也有人叫它“童生桥”。

踩塌下水关的女人，80年代的时候，还在自家的门口，搭起白纱帐，卖起了荞凉粉。

五

北城门没有花灯戏台，但守门人王占春会演花灯戏。

北城门脚有一条小水沟，沟里却没有水。孩子们经常钻水沟，一会儿从城里钻到了城外，一会儿又从城外钻进了城里。

其实钻水沟的不仅仅是孩子，半夜三更的时候，豺狼也会从水沟里钻进城来，站在观音庙的石阶上嚎叫，北门街上就开始有些紧张。

观音庙是北城内的第一栋建筑，也是最后一栋建筑；守门人王占春家也是第一栋建筑，也是最后一栋建筑。有所不同的是，观音庙在街西头，王占春家在街东头，互相对望。

不管豺狼叫不叫，王占春都得天天起早摸黑开城门与关城门。有时也不用摸黑，当月亮挂在城楼上的时候，城墙一片明亮，玉屏街也一片明亮，王占春的心也被照得一片明亮，便不自觉地哼起花灯小调来。

其实王占春不仅是守门人，还在县衙里当差，当差其实就是干点跑腿的活。

这两项工作让王占春熟悉的人不少，工资也就不怎么够用，于是便跟令德明学手艺。

令德明是外地人，来玉屏街租王占春家的房子做小五金手艺。

令德明教会了王占春做小五金，自己就不做了，租了玉屏山南面的一间民居，搞起了钟表修理。修表的人不多，钟倒是不少。有一天令德明回家，发现放在桌上的钟全被石头砸烂。原来窗户没有关，不知哪家孩子做了恶作剧。

这下子令德明修钟表没赚到多少钱，自己反而得赔一大笔了。那时的钟表价，一点也不低。

好在令德明的手艺多，又修起打气灯来了。

王占春得了手艺，叮叮当当敲响了北街。但是一到春节，叮当声又不见了。

原来王占春开始做花灯戏的准备工作，这才是他最拿手的手艺。

织金有句土话，叫“初一不出财，初二滚进来”，所以王占春唱花灯，总是在大年初二才拉起花灯班子上街。

所谓唱花灯，就是借助灯笼来进行舞蹈与演唱的艺术形式，也叫“跳花灯”或“花灯戏”。织金人唱花灯，一般是左右两边的人高举花灯，中间的人边舞边唱，后面则是乐队。早期织金人唱花灯，边舞边唱的，只是两个人，即一旦（幺妹）一生（干哥）对舞对唱，称对子灯。后来，在花灯表演中，又增加一丑（打岔老者），打岔老者扮成驼子，组成3人表演。后来，又发展为多人表演。

表演分步法、手势、耍帕、耍扇、身段几个方面。基本步伐是，丑角走矮桩步，旦角走梭步，其他角色走八字步、升字步、自由步，老旦走鸡啄米，老生走狗舂碓，小孩走蛤蟆步。手势有云手、分手、摆手挽花、挽手、兰花手、剑指等。耍帕有挽帕、丢帕、甩帕。耍扇有花扇、盖扇、抖扇、团扇、挽扇。身段有过场、扑蝶、开弓、白鹤舒颈、抱肩望月、黄莺展翅、孔雀开屏、蚂蟥伸腰、顶篷望月、苦竹盘根、膝上栽花、二狮解带、边鱼上水、仙人摘桃、犀牛望月等。

花灯戏在春节时表演的戏班较多，在其它节日也有表演的，平常时候，有人做喜事来请，也会去表演。

织金的花灯戏，特别重视服饰和化装，特别是男扮女装的演员，必须穿上长裙子，搽脂抹粉到位，执扇，唱娘娘腔。男的则或执文刷，或舞钱棍。

唱花灯的调子有多种，其中就有花灯调、鲜花调等，唱的戏曲，有《巧梳妆》《绣鸳鸯》《五更盼郎》《春到五更》《双叹梅》等。

春节唱花灯，一般会一家接一家地表演。每到一家，便围了很多人。表演结束，收到礼钱，再到另一家表演。

城外唱花灯的人也不少，有的进城表演，有的走乡串寨，即使很边远的人家，他们也会去到。正是有了这些人，织金城里城外，才更有春节的气氛。

平常没表演花灯活动的时候，王占春也会约上自己的班子，在北城门楼上练习。到了晚上，还得打上灯笼，照得城楼一片明亮，周边的人也赶来围观。城楼虽不是戏楼，却也成了戏楼。

1951年拆除了城楼与城墙，戏楼没有了，王占春也没有机会再上街跳花灯戏，就连小五金铺，也得关掉了。

织金老城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