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第”今昔
西前街与城门相对的土地庙南面,有一座朝门,朝门上方挂有一块火焰匾,上书“大夫第”三个大字。
“大夫”是清朝时期对五品以上文官的称呼,住在朝门里的人,到底是谁呢?
谌焕模就是“大夫第”的主人,所以,这里又被外人称为“谌家大夫第”。
谌焕模,号芸书,出身于书香世家。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拔贡,保送京考,咸丰二年(1852)获壬子科京试第十名举人,考取内阁中书,任国子监学正、咸安宫官学汉教习。咸安宫官学是清政府教育八旗子弟及官宦子弟的基地,教学的内容有满语、满文和汉文化,是满、汉文化的融合。汉教习,就是指教授汉文化的老师。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儿子也在官学里读书,谌焕模的文才得到他的赏识,并为谌焕模所著的《诚证书屋待正稿》题写了“仕途艰难,愿君以君博学之才著述传世,育英教人!”的评语。
回乡后,谌焕模在凤西书院任山长(校长),在凤西书院近三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培养了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如黄理清,正是得到他的常识与赞助,才有了以后的发展。
谌焕模长于经史与诗文,不仅著有四卷本的个人集子,还主笔修过《大定府志》《威宁州志》,并担任了《黔西县志》的总纂。
谌焕模的书法,有“神笔”之称,如他在关帝庙为“平民学校”所写的匾额“育我群英”,多年之后,依然为人所称奇。
谌焕模之子谌祖荫,清优附生,民国时期曾任湖北利川县长、四川彭水县征收局长、上海国事参议员、贵州省参议员等职。
“大夫第”的第三个主人谌幼伯,字志熊,谌祖荫之子,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逝世。
谌幼伯任过织金第一小学校长、区长、经费局长、建设局长及财委会委员长等职,且为省参议会参议员。虽然是个官员,但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乐善好施,性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举两例可见一斑:一是保长易少成来他家派自卫队食米,只给“大夫第”派了二升。谌幼伯拿过簿子一看,见熊顺成家却是四升,便对易少成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道熊顺成还要比我好点吗?”于是拿笔把熊家改成了二升,自己份下改成了四升。此事过了多年,易少成还念念不忘谌幼伯的为人;二是李名山霸占珠藏苗民良田一事,因谌幼伯为其出头,而招致李名山诬告吸食鸦片。
1937年7月15日,谌幼伯与绅士丁子斌、王润苍、覃伯平等人一道,在三楚宫发起组建了“织金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于九月在大府头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参会群众近万人。从此,掀起了织金的抗日热潮,织金民兵或报名参军,或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
但是,最值得一书的,是谌幼伯对织金环境建设的贡献。
在任建设局长期间,谌幼伯创办了“平民工厂”(后改为民生工厂),以增加地方平民的就业机会,并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搞规模化纺织生产。为了保证纺织原料供给,他创建了“桑园”,种植大量的桑树,还请来技术专家,在“桑园”的木楼里培训桑树及其他树木栽培技术。
在建设局长谌幼伯的观念里,“工厂”一定会给织金的自然环境带来污染,于是,他以“桑园”里的培训为基础,在织金城沿河、街道两旁及风景胜地大量栽种树木、花草,还在织金“马厂”创办林场,栽种了大片的林木,作为织金环境的保障。
当然,谌幼伯的观念,正好与王佐县长的相吻合,正是他二人的合作,才创造了一个环境幽美、空气清新的织金。
现代人在谈到环境污染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搞工业开发,就得牺牲自然环境!工业与环境,是只能取其一,或是二者兼顾,其实,王佐与谌幼伯的时代,已经有了答案!
民国三十四年(1945)谌幼伯身患重病,还不忘家乡之事,在省与其他织金有识之士,共同创办了《织金旬刊》杂志,直到逝世。
从贵阳运回谌幼伯灵柩的时期,闻讯的群众自发地到城外迎接。织金老城有个规定,凡死于外地者,不得抬灵柩进城。民国时期,唯王永锡、谌幼伯、黄理清三人先后得到破例,可见,那是重英雄重人才的时代。
大夫第后院里的太平缸
大夫第里的青石板
“大夫第”也只属于那个时代。50年代“大夫第”就易主了,现代人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在哪里。
穿过小平房间勉强留出来的缺口,我进入了一个石院子。院东有两间老房,其中一间木板壁已经换成了砖墙,其他的房子已经独立出去,变成了平房。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曾经住在其中的一间老房里,那时老房看起来像模像样,院坝也比现在宽敞。
2012年我再次来到这块院坝的时候,才发现那两间老房之间,还有通道进去。通道很宽,有三米多,踏上石阶,再走几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石院子。
第二个石院子的石板,铺得很整齐,每一块石板都方方正正的,与前院里大小不一的石板比起来,差别很大。而且,由于踩踏与久经风雨,石板变得特别光滑,青石板也就变得更加的青。
石院坝东面是一排三间的木板青瓦房,显然这是正房,正房的左右两边还并排着两间耳房。通过门前宽敞的过道走廊,就很方便地出入于五间房门。院子南北两面,是侧房,院南的房子还是老板壁房,而院北的房子,已经改成砖墙房了。
院南侧房的板壁上,挂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谌家大院”的牌子,不过我想,应当改为“大夫第”才对,“谌家大院”只能算是普通民居。
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和走廊间,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杂物,有灶有煤巴有水缸有桶,还有一堆从老房上取下来的青瓦,甚至还有人在院子里搭起帐篷,在里面做菜做饭,使得院子里一片杂乱。
在一位八十几岁老人的带领下,我们穿过正房南面的耳房,来到另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呈长方形,院东是一排几间的老房,与侧房一样,显然没有正房建得高大阔气,而且还显得简陋了许多。谌幼伯的一个儿子,参加解放军当排长回来,就分得这间房子居住,进入农机厂工作后,就离开了这里,卖给了给我们领路的老人。
院子里的织金传统老水缸
院子里栽种着很多花草,还放着一口用完整的青石钻出来的老鱼缸。鱼缸近一米高,七十厘米左右宽,一米来长。鱼缸边,有一棵梨树,虽然只有五六十厘米直径,但树上生满了疙瘩,而且长得很高。据老人介绍,这棵梨树,是谌家的时候就有的了,只可惜,已经有几年没有结果。2013年8月我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见老人搭梯子站到瓦房顶上去摘梨子,这老人真是不简单。老人下来后,送了几个梨子给我。我说不吃水果,老人说:“你不要,我会生气!”见那些梨子,大小足有十二厘米直径以上,我很是喜欢,拿回来品尝,果然非常甜香。这样的甜香不仅在口里,更多的则是在心里:已经二三十年了,我才再次品尝到城里的果子味,那是一种记忆,如一幅水墨画。更何况,它来自“大夫第”曾经的幽香,一个老城曾经的青翠。
我们回到耳房摆谈,这才知道,这位老人叫白道祥,织金牛场人。
1950年织金和平解放之后,白道祥参加解放军在牛场招募的区大队,一个月后,织金各区队集中到县城,组成县大队。随后,县大队又改为警卫营,白道祥被分给营长当通讯员。李名山反水之后,白道祥与营长一起去到黔西县,又被李庆宸叫去当通讯员。
大夫第后院的老梨树
解放军第二次回到织金后,县大队的1600人,有1200人被派去参加抗美援朝,活着回来的,不到600人。白道祥因为给李庆宸当通讯员,成为留下来的400人中的一员,参与地方搞镇反、土地改革、斗地主工作。
李庆宸,大块头,特别是他那一双老是眯着一条缝看人的眼睛,令人不寒而栗,人称雌雄眼。李庆宸原是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6军第46师的一名团长,性刚烈。
一天,县委召集各区区长来县里开会,某区长来迟了两分种,被李书记勒令站着听会,并叫其会后到他办公室。这位区长心惊胆战走进李书记的办公室,就被书记手脚并用打到桌下不敢站出来。
书记给警卫员们下达了十大规定,作为书记的贴身警卫员,白道祥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虽说是贴身,白道祥也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跟着,原因是害怕书记的拳脚功夫。
但是书记也有柔的一面,比如对待谌志芬,就是既温柔又体贴,还特地把谌志芬从牛场小学调到县委,任宣传干部。即使在办公室,当着警卫的面,也要来上一番亲热。
警卫心道:“有戏了!”果然,二人不久结婚。
这位谌志芬,可以说是当时织金的一大美人,还是“大夫第”里的名门千金,自然有很多男士去追求,比如杨文彦就是其中的一个。杨文彦与谌志芬本来就是同学,又是同事,感情自然不低。不过书记相好的人,再给杨10个胆子也不敢动。
1951年,中央下达文件,南下干部,在北方有家庭的,可以离婚,在当地找对象;没有家室的,就在当地找。
前排左三为李庆宸(织金档案局提供)
县长张润祥的夫人,也是在本地找的,叫钟兰英。钟兰英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个头高大。织金猫场游击队原是贾方荣领导,改编成县大队后,就由张润祥任教导员,钟兰英任指导员。
一次,白道祥去张润祥家送信,敲门喊报告之后,不见动静,见门虚开,便走了进去。钟兰英正在洗澡,白道祥低着头赶紧把信放下,正欲退出门去。突然被钟兰英叫住:
“过来,你这么封建,有什么话交待清楚后再走!”
白道祥道:“政委叫我送信过来!”
时间再回到民国。1940年前后的一天,一位瘦弱的年轻男子走进了院子里。
他穿着草鞋,脚上和裤子上都粘上了很多泥土,可见是从农村来的。
谌家人正在吃饭,便热情邀他一起吃饭。
他说,他找水喝。喝完正要走,又被谌家拉住吃饭。
这位青年,就是肖光明,他与谌家并不认识。不过几年之后,他参加了抗日远征军,一个人用刺刀杀死了六个鬼子。
虽然谌幼伯的女儿谌志芬嫁给了书记,但是“大夫第”同样没有得到幸免。
姊妹团先是让谌夫人老实交出家里所有的财物,然后把“大夫第”多数房产分了穷人,剩下的一间耳房,以二十万元卖给了白道祥。那时的二十万,实际就只二十元,相当于白道祥半个月的工资。
据白道祥介绍,原来的“大夫第”,东至圭峰,南至仓巷道(堰塘坎处),北至土地庙,西抵西前街,面积比起现在宽多了。
“大夫第”的朝门和匾额,早就失去了踪影。而谌幼伯的后人,也都在他乡,听说有任过麻江县长的,有任贵州大学教授的。
“大夫第”里剩下的,就是一间破旧的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