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金街
出了东城门,到宾兴桥(猫猫桥)之间的这条街,就叫织金街。
织金街的来由,或许是因为通往东面的路上有织金箐(马龙箐)、织金桥之故。织金街名于何时,却无法考证了。
但是织金县城的得名,的确与织金街、织金箐、织金桥有很大的关系。史书最早提到“织金”这个名字,是在明朝天启五年(1625)正月,于天启四年十一月贵州总督蔡役一的奏文中。
由此,织金街这个名字至少可以定位在明朝时期。但是织金街的形成,却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
仡佬族是贵州高原上最古老的民族,因而仡老族又被其他族人称为“老户”“土人”、“土蛮”“濮”等。流传于贵州的一句谚语“蛮王仡佬,开荒辟草”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情况。仡佬种类,织金就居住着5种,由此就知织金是仡佬族较为集居的地方之一,其中又以“披袍仡佬”“锅圈仡佬”“打铁仡佬”“打牙仡佬”最多最为闻名。
据新发掘的仡佬族古籍《九天大濮史录》记载,仡佬族不仅发明了朱砂、酒、茶、焰火、铜、铁等,还创造了文字和语言。又据2008年的《贵州日报》报道,在织金县鸡场乡木底河东岸蔡家洞发现了战国青铜钺。这些资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织金就已经有了先进的文明生产。
在清典籍《竹枝词·锅圈仡佬》里,有这样一首:
作词者注曰:“此种唯在平远州,其俗嗜饮尚鬼,有疾则延鬼师,以虎头一具,用五色绒装饰,置簸箕内祷之。亲死,侧置其尸,谓使其不知归路。其曰“锅圈”者,妇人以青布束乱发,肖其形也。”
再看《竹枝词·披袍犵狫》这一首:
作词者注曰:“披袍亦在平远州,男女衣服长仅尺余,外披以袍方而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无袖,裙以五色羊毛织成,亦无褶。”
从《竹枝词》中,我们知道了织金的锅圈仡佬发明了酒和朱砂(祭祀必用),而披袍仡佬则发明了用羊毛来纺织衣袍。
火焰、铜、铁的发明与使用,我们不仅可以从织金发现的战国青铜钺看到端倪,从织金马帮的取火方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其实,所谓发明“焰火”,就是怎样取火。仡佬族祖先的取火方式,与中原一带的取火方式完全不同,他们是用火镰、火石、火草来取火。这种原始的取火方式,被常年奔波于外的马帮保留了下来,一直到民国时期。火镰即是用青铜或铁制成的,呈“U”形状;火石是一种呈黑色或褐色的卵石;火草则是贵州到处都有的一种带绒毛的草。织金马帮不仅保留了原始民族的取火方式,还保留了披袍仡佬的披毯和披毡方式,用于野宿时御寒。
打铁仡佬居住于织金卜牛河东岸,他们的祖先,不仅发明了铜、铁,还发明了砂锅。
织金煤水俱全,为加工、生产青铜器、铁器和砂锅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市场,就是织金街。这也是为什么砂锅与铁炉所使用的风箱,那么相似,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地方设计出来的。
随着织金建城,铁器的生产分流到南门、小东门等处,砂锅生产成了织金街的主导产品,畅销贵州、四川各地,被称为“平远锅”。
后来的人们,便把织金街叫成了“砂锅市”。
“平远锅”的主要原料是煤渣、煤灰、胶泥、白泥等。生产工序是,把捣细的原料按比例配制加水搅拌后,根据用料多少放于木制的车盘上,转动车盘,在旋转中做成各式各样的砂器坯胎,稍干后用白泥浆糊面,并在坯内绘上图案,打磨、上釉,放入炉火中烧红后,再放到细木堆上,盖上大砂锅烟熏,即成。
砂锅的品质,分为两种,一种是细砂锅,一种是粗砂锅。细砂主要用于制作中、小型的砂锅;粗砂主要用于制作中、大型的砂锅。砂锅的大小以“筒”来论,如二筒锅、三筒锅、四筒锅,直到七筒锅。
从东门到宾兴桥,从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砂锅市的街道上,除了几户铁匠铺和几户没做手艺的人家外,余下的人家,大多在门口的大街上,拉开场子生产和买卖砂器。各式各样的砂器,如砂锅、烙锅、鼎罐、药罐、水缸等等,大大小小,从门口摆到家里。火炉与烧制,都设在大街上,一片热闹景象。
砂锅坯子
“平远锅”之所以有名,就在于用砂锅熬汤菜,如煮鸡、鸭、花豆等,不仅不变味,且味鲜又不易腐烂;用药罐熬中药、沏茶,中药不变质,茶味鲜美,用砂水缸装水,存放日久而水不腐,依旧清凉甜香。到了端午,大家会用砂锅来蒸“杂”(zhà音),即用糯米加鲜花椒叶、茴香叶、瘦猪肉、酱油等在火上慢慢焖,味道特美。
砂锅市上,街面或是街背后人家,大多数成了做砂锅的好手。但论到手艺最好的,民国时期,则要数陈大师,即陈青山,其次才能数到李树清、袁登银、王德方、龚定松等。
没有做砂锅等手艺的人家,大多也在做砂锅的生意。
砂锅市的砂锅,除了批发给城里的铺子里去卖,一部分便是背到贵阳等处去卖。
力气大的人,一次能背5挑锅,力气稍小的,则背4挑锅。所谓“挑”,是砂锅匠的计量单位,一挑等于50筒,50筒相当于25个二筒锅。背一次砂锅到贵阳卖出去,足以买回一匹布,换成钱,则可以供三口之家一月的生活,可见“平远锅”在外的卖价并不低,做这一行生意的也就多。
织金街供奉的神,与城里供奉的神是不同的。这里供奉的是火神菩萨,因为他们主要用的是火炉,吃饭全靠这东西。所以到了火神菩萨的日子,做砂锅的人家就会到东山上去集会,大家凑点钱一起祭祀与吃饭。而集会越来越热闹,把没做砂锅的人家也吸引成了砂锅匠。
织金街最火热的时候,同时有几十户人家开炉,而开炉的日子,大多会在赶场前的三天。白天走在织金街上,脸会烤得火红。晚上站在城中往东看,火红了半边天。
民国二十七年(1938)织金选送砂器产品117个,到贵阳参加贵州省手工艺展览会。
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出版的《织金》(第二期)杂志上,有一篇《织金轮廓》的文章,谈到当时织金的砂器,即砂锅类,每年销售七万个以上,值洋两百余万元。由此可知,织金的砂器业,一直是织金较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之一。
由于战事的原因,处于城门外的织金街,历史上烧了又建,建了又烧,难有一间像样的房子。明天启四年(1624),明军在普定大败安邦彦的三万兵,安邦彦逃到织金。鲁总理、黄总镇亲督各营官兵进剿,二十三日,先锋张云鹏、邓玘等直抵织金等处,斩首级912颗,烧焚衙宇、庄寨百余处,织金街自然难以幸免;又如同治六年(1867)岩大五偷袭东门未果,一把火便把织金街烧光。许多躲藏在东山一带的山洞里的人家,也被岩大五用辣椒、柴火等闷死在洞中。
因而,到了民国的时候,织金街上好一点的房子,也只有谌家书院、李明该等几户人家的房子算是好一点,其他的房子,或土墙草盖,或板壁草盖,也都很简陋。
谌家书院离东城门二十来米,坐南朝北,是青瓦盖的木板壁房子,后面还有四合院。说是书院,其实就是一家私塾。坐家教书的先生姓谌。
来这里读书的,除了谌家的子弟,就是织金街上人家的子女。
谌先生教书很认真,但只教两样东西:一是背诗文,二是写字认字。诗文的内容从来是不做解释的。弟子的作业,就是把背得的诗文写出来。
谌家书院的斜对面,就是李明该家的“土洋房子”,虽然远远比不了西前街邓家的“洋房子”,李家的“土洋房子”却有其独特之处。
怎么个“土”法和“洋”法呢?原来,李家的房子既不是砖墙房,也不是板壁房,而是青瓦盖的土墙房。青瓦盖的土墙房一点也不稀奇,而李家的房子奇就奇在两个方面:一、外墙用石灰浆抹得光滑平整,既美观,又看不出是土墙房;二、在墙体内放有竹条做墙筋,而且每一板墙(约60公分高)就要放上四根竹条,以提高墙体的稳定性。这样的土墙房,在织金极少见到,因而被称为“土洋房子”。
李家土洋房子共有三栋,一字排开。临街处是一块长方形的院坝,栽有几棵冬青树,房子后面的院子则呈正方形,比前面的院坝要宽敞很多,栽了多棵花红树和梨树。秋天果子刚熟的时候,织金街上的孩子们,便偷偷爬到树上去摘果子了。
李明该看见,便走过来道:“幺们,慢慢的,摔下来不好!”
有时候李明该还帮孩子们摘下成熟一点的果子来。
龚定松虽然当过保长,房子也只是草盖的板壁房,生活来源还得依靠砂锅手艺。也因为有了这保长的头衔,50年代后反而惹了一些麻烦,好在终无大害。李名该的“土洋房子”,则分了出去,果树也没了。
60年代前后的织金街,安静了许多。
70年代后,织金街的砂锅生产,又渐渐地恢复起来,有十几户人家。特别是允许喂养猪后,粗砂做的猪食锅,更是好销。到80年代,砂锅作坊,增加到30户左右。赶场前三天的晚上,织金街的晚上,就成了一片火的河流。每一场卖出的砂锅,达到千数。
卖的价钱也不贵,一个小砂锅,也就三四分钱,也可以买到一个肉包子了。
1987年,法国罗西女士到砂锅市采访,写了《用粘土制成的精品》一文发表在美国华盛顿《陶瓷学》月刊上,文中写道:“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织金县有1000年的制造外表金属质的土陶器砂锅的历史。这种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好的炖汤炊具,也是用来熬中药的容器。但是制造砂锅的生产正处于衰退之中……从前居住织金城的有200多户人家以‘陶工巷’而出名,但是现在只有20户人家使用他们祖先传的熟练的技术继续这个传统生产。”
80年代的砂锅市烧制砂锅场景
2013年的砂锅市街道
进入2000年后,砂锅生产不允许在街面进行,织金街的这一景观,也就消失了。
随着煤价的不断上涨,一般大小的砂锅,现在已经涨到了几十元一个。原本靠低价与实用获得市场的砂锅,开始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成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