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街-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这个西药铺成立于1933年，是黄斐然集资成立的，也是织金城中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家西药铺。不过那个时候的织金，大多还不知道西医，也不相信西医，生了病，也多是去找中医师或去中医店里买药，“新生药店”的生意，就显得清淡了。

西药铺开了一段时间后，参股的人撤资，只剩下黄斐然。1934年，织金出现瘟疫，东门上流行鸡窝寒，黄斐然的西药，救治了许多人，生意一度火热，大街上也相应开起了几家西药铺。

黄斐然，字成章，合起来就是“斐然成章”。

民国十年（1921）和民国十四年（1925），黄斐然参与了织金救济院和济腊会的成立；民国十八年（1929），因其热心于织金的公益事业，县长杨寅亮聘请其为织金一区区长。在其任职期间，大力兴修水利；民国十九年（1930）与织金热心人士，集资成立“织金民众俱乐部”，开展戏剧文娱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与谌幼伯、王润苍、覃伯平等人发起抗日募捐活动，并利用“民众俱乐部”为场地，宣传抗日，呼吁民众从军。

但是最让黄斐然出名的事，是他救人的事。

梅三爷被定为死罪，正准备在大堂上宣判。黄斐然独闯大堂，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梅三爷救了下来。因而织金在民国时流行一句话：“李家的杀场，黄家的救场”。所谓“李家”就是李名山，“黄家”则是指黄斐然。

黄斐然家的隔壁，就是丁公祠的围墙与山门。

再往东，就是胡家。丁公祠与胡家的门口，就叫张家坝。朝阳街上有两处张家坝，一个在太平桥郑银匠处，一处就在这里。

这个张家坝上，时不时的会有一个老者来这里摆摊做灯笼卖，人们都叫他“王灯笼”。王灯笼其实不住在这条街上，而是住在法院街上，老远地跑到这里来做，目的就是看中了这里街面宽，便于施展。

王灯笼做的是“粑粑灯笼”和“马脚杆灯笼”。

因为没有电，织金人夜出，有钱的打电筒或者提着洋油（煤油）马灯，没钱的就用“粑粑灯笼”和“马脚杆灯笼”。在织金还没有出现电筒与洋油灯之前，有钱与无钱大家都一样，即使出现了更多的人，使用的还是王灯笼的灯笼。

“粑粑灯笼”是用竹条做成框架，外面糊上白纸而成，它的特点是可以折叠，所以才叫“粑粑灯笼”。“马脚杆灯笼”也是用竹条与白纸做成，笼身偏长，但是不能折叠，所以价格较为便宜。两种灯笼都有插蜡烛的地方，出门时，插上蜡烛，点燃就可以了。

1948年前后，许大屠夫占据张家坝，用来搞灌辣子水和石灰水表演，王灯笼也就未在此摆摊了。

胡家的房子，是一栋几个排面的高大瓦房，材料与做工之讲究，在朝阳街上恐怕没有人家能比得上。街面房后面，还有几个大粮仓，也都是高大的青瓦房，也都是镶嵌花鸟的门窗，可见胡家之富有，平常人家不能相比。

胡家客厅的摆设，除了雕花的家具，还有两个较稀奇的东西，一个是时钟，一个是留声机。特别是留声机，在清末、民国初，有的人家并不多。因为没有电，留声机是手摇的，碟片中唱出来的歌曲，却特别的清脆，没有一丝杂音。在客厅的正中，还挂着一块匾额，上书“解元”两个柳体大字。

所谓解元，即乡试第一名，也即省考得第一名的举人。胡家主人能中解元，的确不简单，于是人们便称他为胡解元。

胡解元想写块“解元”匾额彰显一下，可是自己写了半天，就是不满意。毕竟，自己虽然文学精深，书法方面却很平常。于是他便去找擅长于柳书的刘连差书写，可是这刘连差脾气有点怪，偏就是不写。一日，刘连差去东山打拳洞喝酒，胡解元听说后来了主意。

他在门前摆上桌子，放上纸笔，叫上几个人写“解元”二字。

刘连差喝酒回来，见几个人写的“解元”二字太丑，便夺过笔来写，写罢扬长而去。

第二天，酒醒的刘连差见胡解元备礼来谢，这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的时候，胡解元家街面的房子开起了一个盐铺和一个中药铺。铺里的药柜，一个接着一个，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个抽屉上都写有药名，品类之多，除了胡清泉的“存济厚药店”，恐怕再没有比这里更齐全的了。

为人看病的医生，个头不高，圆脸，略胖，此人正是胡解元的后人胡锦山。

胡锦山，名捷西，曾任二十五军军法官，回来后，先后任织金团防总理、建设局长，离任后从商与从医，被选为商会常务理事，随后，又被公选为织金县参议会议员。抗战期间，织金食盐紧缺，胡捷西组织人员，想办法采购食盐，并租用王宗羲的铺面，实行食盐管制，发放购盐证，每人月定量一斤，既保证了织金食盐的供给，又稳定了地方盐价。1937年7月15日，织金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在三楚宫成立，胡捷西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为织金的抗日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胡捷西好舞文弄墨，不仅书法写得好，对联也写得好，在织金东山上，留下了一副对联：

胡捷西因为是当时织金的名医之一，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白天晚上都不断。对于中医同行，胡锦山也是大力扶持，如胡清泉的“存济厚药店”，就是得到他的帮助，才顺利在织金发展起来的。对于贫困的人家，胡锦山还亲自送药上门，分文不取。正是因为胡捷西的医德好，50年代之后，在大府头批斗胡捷西时，竟无一人上台来述说胡捷西的不是。

任过军法官的胡捷西，思维缜密，口才极佳。公安局长兼法院院长的魏志刚不仅没有批倒胡捷西，反而被胡捷西问得哑口无言，下不来台。

第二次在关帝庙的时候，就不用批斗胡捷西了，魏志刚直接在台上对胡捷西宣布：“不是我魏志刚要杀你，是人民要求杀你！”

胡捷西的房子变成了粮食局，药铺则与王润苍的“润生药号”合在一起，成了“联合诊所”。

二

张家坝的对面就是白家坝。

民国的时候，白家坝还有一根清朝时候留下来的老“桅杆”。所谓老“桅杆”，其实就是一根高高竖起的木杆子。这根桅杆是用来挂军旗的，或是用来挂商号布标的，没人清楚。

白家坝后面住有白家和梅家。

白三爷好书画，还喜吹拉弹唱，一口箫，吹得人竖起耳朵。

白三爷不仅擅长国画，西画也了得，特别是他的速写，三下两下，便出来了，既有国画的风格，又有西画的特点。

但最让人惊叹的，还是他的泥塑。在财神庙由民教馆举办的泥塑展上，他的《财神庙》泥塑作品，一时轰动织金，让人们真正知道了他的手艺。

梅家几兄弟，都做抬轿这一行道，但“管火”（起到作用）的还是梅三爷。

梅三爷是班头，只要一呼，就会跑来一大群轿夫。在民国织金，还没有其他班头有梅三爷的能耐大。

2008年的朝阳街中段

梅三爷家有六七乘大轿，滑竿更多。轿子与滑竿，都是用竹子制成的。只要来了生意，梅三爷传个话，轿夫们便空手而来，因为梅三爷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当时的织金，结婚特别讲究坐轿。女人一生中，最重视的就是坐轿这件事，马虎不得，更不能没有，否则会变成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也要看有钱与没钱，有钱的，至少也得三乘八抬大轿，打彩旗，盖红头巾，吹拉弹唱，呼呼啦啦一大串队伍，这样才显得风光；没钱的，至少也得一乘八抬大轿，八架滑竿。新人坐在轿子里，送亲的人则坐在滑竿上，打彩旗，吹拉弹唱等，同样也不能少。

40年代后，王佐搞“新生活运动”，提倡“文明结婚”，只坐马，不乘轿。西前街上的邓厚龙，便是先例，骑着马匹，戴着大红花，亲自上门接亲，新娘也骑马随行。不过，响应的人并不多。不久之后，还是恢复了八抬大轿的习俗，直至50年代后，不准乘轿，更无人敢于乘轿。

梅三爷爱吹牛，所以得了个“梅三壳子”的绰号。梅三爷好酒，喝了酒之后，不管是谁，他都敢骂，对面的胡锦山、黄斐然，他也不放过。就是因为酒后惹事，被判了死罪，幸好黄斐然从大堂上把他救了下来。

梅三爷的儿子梅少青，外号“霉母猪”，但是更多的人，不这么叫，而叫他“红少青”。“梅”与“霉”同音，“霉”在织金有“倒霉”的意思，人们便反过来称他“红”。梅少青嘴上不说，心里也明白大家的好意。

梅少青是个孤寡老头，把房子卖给了一户姓黄的人家，契约写明死后房子由黄家所有。由于梅少青无后，黄家虽然得了房子，还得安葬梅少青。而梅少青在临死前，更撑着离开了屋子，死在对面粮站（原胡锦山的房子）的吞口里（屋檐下）。一时传为佳话。

三

黄承著搬到自己的新居才几年，就换了朝代。

他大气也不敢出一下，整天关着门观察风声。

在屋子里怎么观察风声呢？原来，他的新居正好与胡锦山的房子相邻，院落之间，仅有一墙之隔。黄承著只要搭个小梯子，探出头去，就可以把胡锦山家的情况看得一清三楚。胡锦山的结果，就是他最好的观察风向标。

当他看到胡锦山被抓走，家人们翻箱倒柜找房契与地契上交后，他感觉到下一个轮到他了，于是便离家逃走。

去到安顺，只见大街小巷里盘查得紧，只要见到陌生人，就抓了起来。客栈查得更紧，一天要盘查数次。好在黄承著在外摸爬滚打多年，对安顺更是熟悉，才逃出安顺去到了贵阳。贵阳更是紧，如同一根针丢在地上，也会引起一阵波澜。黄承著这才知道，无处可逃。

昼伏夜行，黄承著跑回了织金，躲进了东门外的山洞里。

黄承著为什么要逃？他心里明白，在织金，他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黄承著原住房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二十五日，黄承著任织金县保卫团第一区常备训练队长职务。这个职务其实很小，就是在城关招募一些散兵游勇，训练一下，然后拉到农村去剿匪。八月六日至十二日，枪毙土匪共消耗子弹12发。同年十二月，黄承著便称病辞去了职务，一心从事商业。

民国二十四年（1935）黄承著开始经商，与王大荣、陈开文等8人合股成立“九五商店”，黄承著首任经理。在此期间，黄承著结识了大方、普定、毕节、安顺等处大量的商人，其中有毕节商人刘熙乙、大方商人孙某等。黄承著与刘熙乙、孙某等5人，去缅甸购买了5部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来往于省外与省内各处，搞货物运销。此后，织金商家的货物车道运输，多由黄承著代理。黄承著还独资在织金经营了“华南商店”，并辞去了“九五商店”的经理职务，由王大荣接任。

黄承著虽然随王大荣之后，成了织金的大商人，但是他的资金，多积压在县外的物资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这些资金，也随之覆没。逃到山洞里躲藏起来的黄承著，实际上只能算是个贫穷的小商人。

在山洞里，黄承著早就准备好了所需的食品。白天不敢出洞，晚上月明之时，就乘着月色出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肢体。

有一天早上，黄承著实在憋不住了，就出洞游逛一下。没想到却被街坊李文渊发现了。

李文渊的马厩离山洞不是太远，去喂马的时候，看见了他。李文渊原本不是想告发的。街坊好友张幺爷的老婆死，李文渊去那里打牌，与张幺爷一起被抓走，为了立功，便打了小报告。

四

张月石，人称张幺爷，民国二十六年（1937）任第二联保主任，次年即调织金民众教育馆任馆长。张月石的老婆，就是章振华，贵阳人，30年代初，章振华被陈裁之聘请到回龙庵内一女小教书，正是她的时髦打扮，才改变了女学生的缠足和留长辫的观念。成立民教馆之后，她与丈夫张月石一道，进入民教馆教书。

张月石的夫人过世，作为街坊好友，李文渊不能不来。在座的还有黄树山、张百涵、张宗玉等人。

黄树山，原住于贵阳黔灵山旁，其叔于清末、民国初在织金猫场搞碗厂。黄树山到碗厂不久，因见土匪多，便迁到织金城内落魂桥街上，开设缝纫店。1930年南门发生大火，南门被毁，于是迁大东门开店。黄树山的缝纫店，有缝纫机两台。

张百涵，名祖书，自号“还读轩主人”，张月石兄长，人称张五爷。年少时，张百涵在杨厚昆的私塾里读书。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贵州省立模范中学，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因其四兄去世，经济困难而未继续就读。

民国十四年（1925）时任二十五军上校参谋长的陈蕴瑜，兼任织金县长。陈蕴瑜与张百涵是模范中学时的同学，他聘请张百涵任织金经费局局长，此外，还相继担任了织金《旬刊》主编、《织金县志》分纂等工作，可惜县志文稿，于“文革”期间被毁。

张百涵的主要工作，还是在教育上，他文史、数理化、英语、动植物、美术课都上，特别是数学方面，在当时的织金，影响更大。

张宗玉，张月石侄女，先后任三皇宫小学、女子小学教师。1937年加入中共织金地下党，担任妇女支部书记。1952年，调县法院任审判员。

魏志刚派人来抓张月石，见到李文渊，也带走了。

其实李文渊在民国也过得挺平常，就当了一回太回镇联保代主任，因为害怕，就把见到黄承著的事说了。

黄承著从山洞里被抓了出来。

几个月的山洞生活，黄承著已经不成样子，头发蓬乱，胡须长，脏得像个乞丐，不是熟识的人，还真的认不出来。

黄承著想自杀，便偷偷吞了大量的烟膏，被医生发现，救下，判了三年的徒刑。

先是被派去修东门上的路，然后就去县委管理花草，三年就结束了，他反倒高兴起来。

他对李文渊说：

“幸好你告发我，要么我就死在山洞里了！”

二人悄悄谈起张月石来。

张月石被判了十年徒刑。

因为张月石是教书的，在牢里又当起了老师，教犯人读书。

一天，教到“美”字的时候，他不说是“幸福美满”的“美”，而是说：

“美，就是美国的美！”

这下问题来了，他成了亲美派，加判五年。

性格古怪的张月石就只能在牢里永恒了。

五

黄承著的房子被分给了别人。

葛发林家就分得了一间。

现在从临街房子间的小巷走进去，还能看到一个四合小院，院里的房子依然还是木瓦的老房，虽然破旧了点。

葛发林住的屋子有些地方已经用砖补过，仅有一间，挤满了家具与杂物，以及一些绘画书籍，没有留下多少空隙。

这葛发林在织金是出了名的怪人，其怪有二：一怪绘画；二怪生活。

葛发林绘画，除了能用笔，还能用手指、手掌。有时候还脱了裤子，在屁股上涂上墨，一屁股坐到纸上，荷叶便出来了。

生活上有三不：一不坐车；二不用电；三不用自来水。

从织金去贵阳、安顺，走路。在城里，上出租车，没门。

在家里点煤油灯，子女不干，改为电灯，他就一晚开到天亮，子女要开钱就多开一点。

用水自己挑，已经六十几岁的葛发林，依然如故。

他挑水的地点在半边桥旁的水井，这里离家近一点。

挑水的法子也挺怪：双手放进裤包里，让扁担在肩上自由颤颤悠悠。

葛发林的生活其实说怪也不怪，50年代分得房产的人家，大多有个习惯，要么白得，要么穷得有骨气，葛发林只是突出一点罢了。

葛发林绘画，得自白三爷。白三爷国画兼西画，葛发林也一个样。

葛发林原在四小教美术。平常时要么出外画速写，要么街上闲逛。

葛发林画速写，不怕人看，也不怕有什么规矩，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葛发林在街上闲逛，也不怕不跟人说话。

见到画摊，葛发林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只待着看。待了一会，就走了。

几天后又来，如故。

织金老城纪事

目录

南门 [收起]

东门 [收起]

小东门 [收起]

北门 [收起]

西门 [收起]

附录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