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将领王润苍与王家大院
在西城门到王大荣家的“王家大院”之间,有座豪宅大院,人们称之为“王家大院”或“王家朝门”。
这个王家大院,实际有两个朝门,一个在城门边,是小朝门,或称后门;一个在西后街,是正门,又称大朝门。
高高的围墙,里外都抹上石灰层,显得光亮、整洁,墙顶上盖着做工讲究的小青瓦,使得大院端庄而肃穆。走进院子,光滑的青石板,显示着它历史的久远。花台上和花盆里各式各样的花卉及鱼缸里游动的金鱼,使得院子热闹而宁静。青瓦盖的木板房,除了一排五间的正房,还有厢房。正房是九柱落脚,步步加桍,屋檐上的雕花、窗棂以及础石,做工特别讲究、精美。房子所用的材料,更是特别讲究,青瓦选用上好的胶泥做成,盖的时候,当然也用“小分瓦”。所谓“小分瓦”,就是一排瓦之中,两块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一厘米,这样盖出来的屋顶,才会密实耐用,顶得住大风大雨。其实民国以前的青瓦房,都是采用“小分瓦”的方式盖屋,不像现在织金城里搞古建,瓦质不仅不好,两瓦间距达七八厘米以上,是明显的“缩水”。板壁用的木材与做工,与邓良臣家的一样,平整而不见缝隙,再加上是用土漆漆面,几块木板拼接的壁面,就如同是一个整块。虽然民国以前,织金是重要的土漆产地,但是更多的人只用它来漆桌子、板凳、床这些面积小的物件,用来漆屋子这样大面积的人家,还是不多,加上多采用土红,可见,这里是富有的人家。
1915年的王家大院(王国藩提供)
家里的家具摆设当然也不会差劲,在古色古香之中,传统的茶几上摆着一座宽二十来公分、高四十公分左右的西式老钟。
从王家一张1915年的老照片上,我们看到了这座钟。其实在清朝的时候,织金就有这个洋玩意了,只是到民国的时候,有钟的人家更多而已。严成方在少年的时候,每天早上上学,就是听到不远处朝门人家的时钟敲响,按时起床的。在民国二三十年代,织金还有了专业的钟表修理师傅。
这个朝门王家,实际是虎丘王氏之后。
在这座大院里,王润苍在兄弟间排名第六,所以,人称“王六爷”。
王六爷名则中,号润苍,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六。
王润苍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从文腾书院毕业后,即在平远州军粮官黄秉臣的手下当学徒,一方面学习军火和粮草管理,一方面钻研书法与中医学。
黄秉臣的办公地点设在太平桥黄家老宅里(原平远协署),王润苍则住在办公地点的楼上。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王润苍的书法与中医,已经开始在织金小有名气。但是,由于长时间与军人打交道,这就促成了他投笔从戎的思想,前半生就是在军旅生活中度过。据《虎丘王氏族谱》记载,1926年王润苍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部参谋,还兼职军部军医。其间,与二十军军长贺龙结为异姓兄弟。1927年,王润苍返回贵州,次年代理独山县县长。1930年王润苍回到织金,到1945年间,先后任织金教育局长、财委主任。
又据王正举所写的《织金北伐名将王润苍》一文记载:
王润苍(王国藩提供)
回到家乡任职的王润苍,先是在王家大院里行医,后来在县政府前临街街面,开了一家药铺,取名“润生药号”。当时,专业开药铺的店子在织金并不多。而王六爷用小管子吹药治喉咙的独特手艺,也很有名。
但是,“润生药号”只平静地开了几年的时间,就开始波折了。
1937年7月15日,王润苍与谌幼伯、丁子斌、覃伯平一道,在三楚宫发起并组织了“织金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在织金掀起了抗日宣传、募捐活动,尽织金各界之力,支持抗日前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织金周边的大方、普定、清镇县城已经通公路了,但是织金还未通公路,织金有识之士活动起来,倡议修建织金公路。经省参议员谌幼伯的提案,1942年,省交通厅最终同意修建一条与他县相通的公路。
如果织金公路修往清镇,就可以与省城贵阳相接;修往普定,就可到达安顺;修往大方,则连接黔西北线路。三个方向,只能选其一,在织金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与争夺。
赞同修往清镇的,以织金老实力派为主,即织金谌、王、丁、黄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除了丁家,多为县城老户,所以多从织金未来发展考虑,他们认为,修建织金到清镇的路,可以保证县与省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联系。赞同修往安顺的是新实力派人物李名山,因得到谷正伦(时任甘肃省主席,后来任贵州省主席)的支持,逐渐掌控织金实权,而谷正伦的老家在安顺,李名山的老家在珠藏。两人一唱一和,最终决定修建织普公路。提出修建织金到大方的只有王少明,因清末时为修补道台,所以人称“王二大人”,他之所以赞同修建织金到大方公路,就是为了让公路从自己的公馆门前过,不过势单力薄,更无民意赞同,毕竟,织金与大方从来就很少打经济交道,而与贵阳(经济)和安顺(军事)交往较多。
老派与新派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这毕竟是织金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作为老派的代表人物谌幼伯与王润苍,成了李名山的眼中钉。
李名山掌控着织金参议会,便以参议会的名誉,投诉谌幼伯、王润苍吸食鸦片,把他们抓了起来。这个时候,谌家在省里还有势力,李名山自然搞不倒,谌幼伯最终去了贵阳。而王家此时已经日落西山,无法与李名山对抗。李名山做了第一步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步。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的《织金旬刊》上,刊登了一篇《王润苍案情重大——法院直接关押》的文章:“本报讯:本县前财委会主任委员王润苍等,被参议会检举之贪污案,经检察处侦讯结果,提起公诉,各情已发前讯,●远对该王润苍之自由问题,街谈巷议以为可获无罪,停止●押。记者特●有关机关探询悉,王于●●●烟案●县府逮捕拘押看守●●现法院以案民用工业重大●●直接收押●……”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名山把关押王润苍的地点换成了安顺。谷正伦是李名山的后台,而谷氏三兄弟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在这里,没人能救得了王润苍。
王润苍去到安顺牢房,并没有受到狱卒的虐待,反而得到监狱长的喜爱,因为王润苍治好了不少犯人的病,为监狱长减轻了负担。甚至他自己的家人得了病,就去找王润苍出狱医治。
一天,王润苍又被监狱长叫出监狱,去到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家,为一位老头治病。
那个老头似乎并不信任王润苍的医术,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王润苍观色、拿脉、开药方之后,对老头道,吃药之后,第一天会出现什么状况,第二天会出现什么状况,第三天会怎么样。如果以上状况出现了,再开第二副药。三天后,王润苍又被叫去了,这次老头的态度似乎好了许多。如此几次,老头的病治好了。
又一天,王润苍又被监狱长叫到了一座豪宅大院,走进客厅,坐在里面的,正是那位刚治好病的老头。监狱长介绍,这位正是谷老太爷,谷正伦的父亲。
原来,武秀才谷老太爷谷兰皋得了一种怪病,医遍了北平、上海等大医院也没有结果,只得放弃回到家乡。监狱长听到此事后,便去讨好谷老太爷,说自己的监狱里有个医术高手,不妨找他来试试。为了避免闲话,监狱长找了间普通民房让王润苍来给谷老太爷看病,王润苍被蒙在鼓里。
监狱长对王润苍说:“你有什么冤情,就对谷老爷说吧,他能帮上你的忙!”
王润苍把事情一说,谷老太爷有些为难,毕竟李名山对谷家,是比较孝敬的。沉默一会,谷老爷道:
“出牢的事很快就给你办妥。不过,你就不要回织金了,就在安顺开个药铺算了!”
不久,王润苍从牢里出来,并得到谷老太爷的资助,在安顺开了一家药号。
1947年的时候,王润苍回了一趟王家大院,并作了一首《白雾族人会记》的诗:
由于王润苍医术高明,他不仅在安顺站住了脚,还成了安顺的名医。50年代初,他参与组建了安顺的新医疗机构,并被选为安顺首届政协委员。1956年,王润苍任安顺地区医院院长,直到1959年逝世。
王润苍不仅医术高明,他的书法,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医术,特别是他所写的斗方大字,更为有名。他所题写的碑刻、匾额与招牌,至今还有部分保留了下来,如以那罗银恒碉堡上的字、县城朱家的八块寿屏、古佛山崖壁上的“直上天梯”等。
王润苍的长子叫王永文,1914年生,在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威宁教书。父亲1946年入狱送到安顺关押之后,由于“润生药号”无人照管,王永文便要求调回织金,后创办织金化董小学,任校长。其间还跑到安顺,向父亲请教医学方面的问题。但是,既要料理“润生药号”,又要兼顾教育,两地相隔又远,只得辞了公职,专心在药号里为人治病。
王润苍题写的匾额(王正举提供)
1955年,胡捷西的药铺被官方改造为织金第一联合诊所,王润苍创办的“润生药号”被改为“第二联合诊所”。1959年后,第一、第二联合诊所又合并为一个联合诊所,地址就在“苍巷道”北口。而原“润生药号”的房子,于1956年被拆除修建邮电大楼。
药号改成第二联合诊所后,王永文一方面在诊所里任职医师为人治病,一方面又参与了织金至贵阳公路的测量工作。1957年,戴着地主帽子的王永文又被划成右派,派到太平桥一带背运石块,修筑河堤。本来就身体虚弱的王永文,面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1958年3月20日上午8时许,王永文在修筑河堤时,从河堤上滚至河里,结束了44岁的生命。
多年以后,王永文的儿子王国藩才从父亲的医案笔记中发现,父亲死之前,服了大量的藤黄。藤黄有毒,可见王永文之死不是偶然的。
自从王永文被划为右派后,妻子与儿子也被下放到八步代家田。按理说,王永文的妻子是凤凰山六尾坡脚的生长人氏,应当下放到那里才对,但是当时文件有个规定,对于下放地主选择地,只能“靠远不靠近,靠乡不靠城”。而王永文在王润苍那里拿来的医书,妻子也烧掉或丢进河里去了。
王润苍的次子叫王永华。
王永华生于民国五年(1916),先是就读于贵阳男师,与同校的王朴、王楠、王栻、王道礼等人一道,在赵促成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经常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女师的雷肇中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王永华后来转成都大学继续深造,后又转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毕业后即分到陕西一带参与抗日。1944年4月,集结在中原的冈村宁次,指挥14.8万的日军,向陕西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镇——洛阳。准备攻陷洛阳后,继续西进,越过潼关,兵至西安,夺取宝鸡,然后顺川陕公路南下,直逼重庆这座战时大后方。如果日军阴谋得逞,中国即亡。
抗日军人在洛阳经过十几日的激战之后,三个师的守城将士,仅一千余人突围出来,退守潼关。
正是在潼关之战中,王永华写了《军旅》一诗,这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一首抗日诗:
抗战结束后,王永华转入重庆保安2团任连长,后调至保安5团任副营长及保安处作战科长等职。后回到贵州,弃军从商。
1951年末,王永华去安顺看望父亲,有人认出他是原国民党官员,遂被押送至织金。
1952年2月27日星期天,王永华被枪决,年仅36岁。
其实,王永华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8、19两期织金学员中,除了王永华是秘密中共党员,还有周大友等人。周大友在抗日期间,因党员身份暴露,被军统秘密处决,但还是以抗日阵亡将士的待遇,给周家颁发了“壮士”奖状和发放了抚恤金。
有个问题,王永华是中共党员,何以魏志刚要枪毙他呢?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他找不出他的入党介绍人赵促成,因为赵促成已经去了台湾,而知道他真实身份的王栻、王楠都死了,但他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是明确的,当时织金的文件上规定了,凡是国民党连级以上的人员,是必杀的对象。王永华不管怎么解说,都是空口无凭,也就不如不说。
更出人意料的是,王永华的妻子张宗毓(或叫张宗钰,与织金另一个地下党员张宗玉的名字同音,二者是堂姐妹),同样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入党介绍人也是赵促成。
张宗毓原本爱上的是另一个织金地下党员方献祥,方献祥与别人结婚后,张宗毓不能从感情中自拔,便与王永华一起,跑去四川成都结成了夫妻。
虽然是一对夫妻,彼此却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因为王永华是在贵阳入的党,而张宗毓却是在织金入的党。
张宗毓,于1916年农历二月初五日亥时在织金南门出生。学习成绩优秀的她,读初中时就加入了地下党,毕业后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地下活动。
50年代后,张宗毓虽然向政府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却没有得到证实。
失去了教书的职业,再加上丈夫被镇反,陷入困境的张宗毓,只能依靠在综合厂去纺织、编箩筐养活自己与孩子。而这个时候的王家大院,王润苍已经把它献给了国家,王家的后人,就搬出了大院,居住于大街上“润生药号”的房子里。
“润生药号”的住宅,一进三层,中间有两个天井,共计六格屋子。临街的房子楼下开药店,楼上是王永文一家子居住。第一个天井后面的房子由张宗毓带着两个孩子居住。第二个天井后的房子则用来堆杂物。这座房子的背后,隔着围墙,那边就是民国时期县政府的男子监狱。
由于药号的收入要好一点,张宗毓就领着孩子们与大哥家一起吃饭,但是1956年强制搬迁后,两家人就只能各奔东西了。王永文死后,妻子与儿子被下放,张宗毓更是无依无靠了,在环境的逼迫之下,她只好改嫁易少臣。
直到1982年,贵州省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委派徐健生来织金,张宗毓的地下党身份才得到证实,但此时,她已经是个白发老人。
最先进驻王润苍家大院的人,是解放军135团。135团离开织金后,这里变成了“红旗营”(红旗公社),红旗营搬走后,这里又变成了四小的教师宿舍房。经过走马灯似的轮换,王家大院面目全非,变得破破烂烂,最后变成了私人住房。2013年,这里正在修建高层楼房,轮换终于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