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年青男人，个子高而清瘦，透明的镜片后面，凹进去的眼眶显得很深。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竹篮里装着一叠大红纸，在街上游动。嘴里喊着：“卖歌篇，《卖花姑娘》的歌。”声音不大，似乎也没有人听到。

这位年青男人走到南门城门洞的时候，他的声音终于被一个人听到了。

这位听到的人，是个补鞋的老头。他说，拿过来我看一下。

“这样子卖是不行的，你跟我来！”老头说。

这位年轻男人就跟着老头走。

王培元

路上，老头向年轻男人说，他曾是老红军，但是现在是个老右派。年青男人也向老头介绍说，他原是个教师，也成了右派。

老头在十字街口，也就是以前的卖油街口的地方站住了。他用苍老的声音唱起了《卖花姑娘》的歌。

歌声引来了很多人。老头唱着唱着，泪流了下来。

年轻男人的歌篇，卖得也很快。

老头走了。他告诉年轻男人说：必须唱着卖，不能害羞！

年轻男人终于学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很感谢那位老头，然后接着唱。

这位年轻男人，就是王培元。

王培元于194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午时出生在织金县龙场镇营上，当时的龙场镇叫腾龙镇，而营上则是个地主庄园。平坦宽阔的干河坝，在油菜花开的季节，一片金黄，而在金黄之边一座陡峭的悬崖之上，在桃李花掩映中，营上庄园显得那么宁静与自然。高耸挺立的三座石碉堡，一座、一院、一排排华贵而雕工精细的木板青瓦房，令人感叹。其实，吸纳目光的不仅仅是这里曾经的富裕与惊、险、奇的风光，营上人对文化的热爱与传授，也是令人敬佩的。创立于1926年的营上两级小学，就是当时得到官方认可的织金极少数学校之一。那时的教学，大多是私塾，要成立两级小学，必须得到省城教育部门的批准才行，其难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营上两级小学有个特点，就是富人与贫民都可以进校读书。对于贫民，自然是免费教育。

营上王氏家族特别重视教育，甚至把图书藏到碉堡里去保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营上王氏家族走出来的教育工作者就多。

王培元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营上小学、织金一中、纳雍中学等，毕业于毕节师范学校。1960年，19岁的他任织金一中语文教师。

一次，一位学生写了篇作文，全是“毛泽东”这几个字。

王培元批语：文章要实际！

正是这个批语，他被抓去批斗。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着了三十六绳子！”

三十六次捆绑是什么样的经历？

他被赶出了学校，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他说，他差一点要跑去金三角了，反正都是死，总比饿死好！

杨德化是王培元60年代教出来的学生，去到贵阳，请懂乐谱的人把《卖花姑娘》写成曲谱，拿回来让王培元油印出来卖，以维持生计。

《卖花姑娘》是朝鲜电影，演的是斗地主的故事，却在中国一炮走红。走红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电影，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鸡毛信》《黄河大合唱》这些，都是讲革命精神的，不能有私人情感。特别是《黄河大合唱》，没有任何一点情节，就三排人在银幕的台阶上唱革命，从头唱到尾，我们也从小学一年级看到五年级，差不多哪月都在看，学校也只包这部影片。《卖花姑娘》虽然也是政治产物，但是多了一点，就是个人情感，所以这片子一到中国，就吸引了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卖花姑娘》的主题歌，已经达到家家都喜欢、人人都会唱的程度，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卖这歌篇。王培元油印出来卖，自然也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差不多城里的人家，都买了一本，甚至几本。

而且，从50年代到王培元的油印歌篇出世之间，织金市面上就没有出现过私人油印歌篇来卖的事，不仅是个稀奇物，也是件稀奇事。

当天，王培元的歌篇就销售一空，回去后加紧油印，准备第二天再销售。

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公安，把歌篇全部没收走了。因为他们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通知：不准卖，这是政治问题！

王培元找到了县委书记。没等书记问话，王培元先说了：

“书记，《卖花姑娘》的歌篇是你下令没收的？”

“是！”

“这是政治问题，好，你就等着！”

王培元准备走，被书记叫住了：“什么政治问题？”

“前两天播放新闻，周总理访问朝鲜，你是不是听到了？”

“知道！”

“朝鲜是不是中国的亲密朋友？”

“是！”

“你反对卖《卖花姑娘》的歌曲，就是反对朝鲜，反对朝鲜，就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泽东！”王培元继续道：“这是政治问题，你就等着……”

书记不敢再谈下去了，赶忙叫停了王培元，拨通公安局的电话：取消不准卖《卖花姑娘》歌篇一事。

我家里也买来了《卖花姑娘》的歌篇，不过我才七八岁，还不识谱。直到70年代末，我才见到这位卖歌篇的人。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家里无聊，一位同学来了，他说，到三中听课去。

我说，今天不上课。

他说，三中贴出通知，有位老师讲公开课，每个星期天都讲，一、二、三中的学生、老师都可以去听，社会上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听讲。

我已经进入初中，经常逃学，本来没有兴趣去，但觉得很好奇，也就去了。毕竟，那个时候，从来没见过公开课这玩意，直到今天，也没见过其他人讲过公开课。

讲公开课的地点在老三中，也就是黄堰塘那个地方。那是一栋二层楼的砖瓦房，楼梯与楼板都是木的，走起来让人心情舒畅。

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来听课的人，大多是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而站在讲台上的人，正是王培元，他今天讲课的内容是成语。

他讲课风趣，吸引人，在拉家常一样的讲课中，谈到了成语上的很多问题和正确的用法，也引来了台下一片热烈的讨论。

没想到我进织金三中高中的时候，任我们语文老师的，正是王培元。

两年的高中生活，也让我了解了这位织金最有名的语文教师的特点：

1.每节课只讲二十分钟左右，按照他的说法：“学生就是来读书的，读书就是要读，不能只听我老者一个人讲完！”学生读书也不能把一堂课都占满了，要留点时间来唱歌。王培元先生虽然不是音乐教师，却充当起这个角色。教的歌曲，也都是经典的老歌，如《送别》（《城南旧事》插曲）、《关山月》、《三套车》等，并亲手刻印歌篇给学生。

2.化繁琐为简单。如中心思想，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要做的内容，教师要篇篇讲到，学生要篇篇做。但是王培元先生只讲过一次，学生也只做过一次，他说：“我就只讲这一节课，以后不再讲，你们只要记住‘通过’什么‘得出’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样一些关键词，以后会套用就可以了。”相类似的化繁为简还有很多，也都是当时那些繁琐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教学要求。

3.不忽视课外教育。按照王培元先生的讲法，这叫做“开卷有益”，比如上街看通知，或者翻开一本小说，都是在学习。有一次，王培元先生在路上捡到一封恋爱信，觉得写得好，就拿来教学生。虽然80年代初的学生，思想还很保守，但是毕业后，每一位都要经过爱情的。有一次作文课，他说，不上课了，你们现在就去大府头灯光球场，那里即将举行王泽燕的审判会，你们去好好听一听，律师是怎样用关键词的，回来后要能说得出来。王培元先生也经常找来世界名篇读给学生听，或者让学生找来自己读。一次，王培元先生出了十个课外题，共十分，发给全县的高中生做，结果最高得分是2分，得一至二分的也只有几个学生，其他皆得零分。而出的这十个题，内容来自中外世界文学名著，可见学生的课外知识有多贫乏。

4.注重作文训练，写作形式多种多样。王培元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只布置作文。作文写好了，字词句、语法等也就好了，学生轻松，老师也轻松。作文课的时候，王培元老师也怪，有时一进教室就说：“拿出作文本，立即写出你知道的山歌，有多少写多少！”或：“写上‘第七次作文’，题目是‘默写’你‘背得的唐诗’（40分钟），背得多少写多少，一节课，开始！”王老师谈到何士光的《乡场上》一文时，他说：“依我看，要写好一篇小说，其实不一定要写大事件，而一些小事，却能以小见大。而如果去写大事件的话，往往只能做到大事件小道理。纵观历代名篇作品，有多半作品，正是以小见大，写的是小事情……我现在给你们布置一道大作文题——《一个人的遭遇》（5000至20000字）。要写出这篇文章是不容易的，肖洛霍夫著名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就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个人，只要能出一本书就可以了……要做出一点事来，是要辛苦的……”为了考验一下王培元老师到底有多大厉害，在一次作文中，我加了一部分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发下作文来，评语是“自然主义不等于现实主义！”80年代初，改革刚开始，文学回归才序幕，西方的文艺理论，还是个陌生的东西，不要说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如何区别，就是“自然主义”这个词，也很少见到，不能不令我佩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作文课中讲的一句话：“写文章要有不平凡的思想内容，与高超技艺的结合。”

5.个性化教育与教育体制的矛盾。王培元老师执著于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力争让自己的学生学到更广博更深厚的文化知识，但教育的框框套套和高考制度，却是脱离不掉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除了简化一些繁琐而又无多大意义的内容外，自编自撰并刻版油印了很多学习资料，使学生既能学到真正的文化知识又能适应高考。学生的问题是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却没解决，直到退休，他的初中教材考试也没过关。每次考试他都去，看看试题，一字未留，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个性如此，教师职称与工资级别也就到此了。

毕业后，王培元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二十年才交的长篇作文我没有完成，却在2010年陪同他去了一趟营上。回来后，因为要编辑出版《营上，最后的古寨》一书，他给了我一首他写的营上的诗。其实，他极少写诗，或许是对家乡的深有感触吧：

2011年10月，织金教育上的这位传奇人物，在贵阳去世。

织金老城纪事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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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 [收起]

附录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