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先生二三事
离开学校十多年了,也接触了不少人,但从做人、做学问这方面来讲,不断给我以启迪的是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汤国铣教授。记得刚入学汤先生就担任我们写作课老师,进行作文过关,写一封信,看似简单,他从书写格式、语言通畅程度、标点符号等各方面评价,凡及格以上的写作开课期间可以不写作文。我的作文有幸过关并选作范文,汤教授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读完,点名叫我到讲台上亮相,那时穿得破破烂烂,很不成样子,那土得掉渣的样子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自卑得无地自容,汤先生感慨地说:“穷而后工,穷而后工啊!”他在课堂旁若无人的自叹,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汤先生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印象,后来课余我写的诗就拿给先生批改,他非常认真,写得好的篇目他就用红笔打钩,并附上三言两语的评语,有的篇目他甚至建议投稿,每次看完后他要写一两页总的评语,分析这一批习作得失及努力方向,经他批阅的那些习作本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
以后我就经常到他家拜访,不管正在做什么,他总是立刻停下来同我交谈,大概是老师的职责使然吧。他住的地方不宽,五六十个平方米,到处是整整齐齐的书,一张竹椅放置其中,像图书馆,所有的书进行了分类,摘录卡片装订成盒。他眼睛高度近视,清瘦的身影伏在书上,不是在读书倒好像是在闻书。汤先生坐在书房里,一杯茶或一杯酒,侃侃而谈,谈文学,谈哲学,谈人生,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有时恰好遇到吃饭我就在那里吃饭。先生是典型的学者,但是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故作深沉,用通俗的语言将一些深奥的道理形象化,他平等地对待学生,我们偶有观点可取,他便仔细地倾听。写毕业论文时查阅资料,我发现很多学术刊物上有汤先生发表的论文,读后很钦佩。工作后我将一些千字文寄给他,他就将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寄给我。他鼓励我写诗,但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写散文,认为自己写的诗缺乏灵气,是典型的以苦为诗,我到贵阳就去拜访他,写散文同样得到他的鼓励。我自称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他不仅教给我知识,同时还教给我做学问的方法、做人的一些原则,课堂上的影响反而退为其次了。先生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已经成为我大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忆那段日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他融洽相处的时光。
我从教育部门改行,他有不同意见,建议我教书的同时做点学问,认为搞行政没有什么意思,他说一个老工人与一个县委书记退休后有什么区别呢,而一个学者就没有退休,他可以研究到生命的终结,行政干部是丝瓜,老了变成一包筋,业务干部像南瓜,越放越甜。做学问我怕苦,怕信息闭塞,即使认真地做,能到什么程度心里也没有底,就没有听他的话。只是将写作保留了下来,算是一种安慰吧。大约十年前他出版了《散文杂文创作论》,从心理学、实用美学的角度谈散文、杂文创作,参考的书籍数百种,是对传统创作理论的超越,自成体系,此外还有散见于省内学术刊物上近百万字的论文结集。先生几十年持之以恒地专注于写作理论的潜心研究,淡泊名利,那顽强的毅力让我辈惭愧。如今我已年逾不惑,看到不少人浮躁、势利、追逐虚名,发表几首诗、几篇千字文就自诩为作家诗人,利用网络东拼西凑写论文,人云亦云,不愿埋头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更加感到先生那种精神的可贵。汤先生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是曲高和寡的,一般人难以读懂,可一旦读进去就给人以独特的营养,那是一般的“大路货”无法比拟的,读了这些书,在这一领域就会有“一览众山小”、“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觉,省却了阅读“大路货”的很多时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非常孤独、清苦、寂寞,知音难觅。一个民族、一个地方要有一些站在前沿思考、探究、奋斗的精神领域的先驱,敢于创立新的东西,引导我们不断前进,他们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同样值得我们仰视,因为他们铸就了我们的精神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