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嘎情事
每当我乘车回家,经过那个叫阿嘎的布依山寨,眺望梨树柿树掩映着的瓦屋,那些懵懂的往事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像一叠翻动的黑白照片……
从记事开始我就与这个布依山寨有了不解之缘,我幺姨很小就订婚在这个山寨,五六岁我就往阿嘎跑。父亲母亲也经常提到这个村庄,到兴义或顶效天黑了、饿了,就到阿嘎,回到家又要摆谈到姨爹家吃米饭的情形,馋得我直咽口水,于是我经常找借口去阿嘎。
阿嘎寨子到处是几人合围的百年梨树、柿树,每到春天,雪白的梨花纷纷扬扬,轻盈地掉下来,掉下来,办家家时可以用来做饭菜。到了深秋,柿子红了,冬梨熟了,我就有口福了,吃得满嘴香甜,姨爹是独子,这些仿佛都是为我准备的。姨爹比我大十几岁,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伙,经常穿一对襟布疙瘩纽子服,一副倔强的模样,他能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得颤悠悠的。我不理解那小伙为什么愿意变成一只羊,让姑娘用皮鞭抽打。有一次姨爹来我家玩,我问他,他不回答,他神秘地说我教你唱山歌,他小声唱道:“郎是蜻蜓飞上天,妹是蜘蛛网屋檐。蜻蜓飞到蛛网上,哥要去来妹要缠。”我刚开口唱两句,母亲打猪草回来,骂道:“他姨爹,你要死!你不教他好的,教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还要读书哩!”姨爹不敢吭声,我赶紧逃走。
突然有一天幺姨带了一个姓王的叔叔来我家,幺姨和母亲先是叽里咕噜地小声说话,后来争辩起来,幺姨生气走了。之后,母亲对父亲说:“这个短命的,她不喜欢在阿嘎,要跟那个姓王的。”父亲叹口气说:“姨爹姨爹的,喊这么多年了,以后见着怎么好。”我不敢插话,只是隐约感到今后到阿嘎吃梨子、吃柿子、吃米饭恐怕不行了。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幺姨被姨爹家强行逼着结婚了,母亲急忙赶过去,发现整个寨子的人很齐心,女人们缝帐子、被窝、煮饭,男人们劈柴、挑水、杀猪。家神上的蜡烛红红地照着,幺姨披红挂彩,刚被逼着拜了堂。几个壮年妇女陪着幺姨说话,实际上也是看守着她。幺姨见着母亲,见着娘家人,哭个不停,母亲就轻言细语地劝她,阿嘎有什么不好,田多,赶场又近,人也好,是马配不上你,还是鞍子配不上你,等等。说着说着,幺姨也就止住了哭声。帮忙的人“大姐大姐”亲热地叫着,母亲心里甜滋滋的,转一圈就回来了。原来幺姨去阿嘎回话,想要退婚,姨爹家急了,就使了这个狠招。
“那个短命的讲完想走,姨爹叫人稳住她。她发现不对头,就跑,几个女的追上来,捉住,幺姨在一块豌豆田里打滚,又哭,披头散发的,泥巴把衣服染得像黄牛皮,这回生米煮成熟饭,看她怎么办!”母亲一边讲一边忍不住笑,我知道她觉得这门亲事很好,认为幺姨变心不对。母亲去外婆家作了汇报,那边也不主张幺姨变心,就故意装作不知道。
姨爹幺姨婚后也有争吵,甚至“武装冲突”,幺姨也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母亲是他们情感危机的“消防员”,每次说了幺姨,又说姨爹,生了表妹、表弟后,就逐渐稳定了。爹带我和妹妹去赶查白,说是要接着赶三年就不生病。赶查白回来要经过阿嘎,我们就要到姨爹家吃花糯米饭,红的黄的紫的黑的白的,中间是糯米浆做芯子,有时还要打糍粑,我们总是放量地吃,走时照例要每样用芭蕉芋叶包一点,称“包渣包”。
我到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做着当作家、诗人的梦,阿嘎春天满天飞舞的梨花,夏天浓绿树叶中时断时续的蝉鸣,秋天落尽树叶后火红的柿子,还有对面松林里蜿蜒的黄泥路,这些都是发酵我情思的温床。我在这些地方一边散步一边朗读普希金的诗,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引来农人惊异的目光,姨爹幺姨很是自豪,不止一次解释:“那是我侄儿,在贵阳读大学,读书厉害得很。”我也沾沾自喜,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可是凤毛麟角。
假期喜欢在阿嘎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游玩,天高云淡时节,百年古树虬枝满天,在柿树梨树中散步,心里涌起“删繁就简三秋树”的诗句,我情感就饱饱的,心里就暖暖的。看见幺姨和姨爹把红红的柿子摘下来,用箩筐或背篼装着,放几个酸角,几天后柿子就软了,就可以卖了。我不喜欢吃柿子,太甜,也不喜欢籽在嘴里滑来滑去的感觉。他们把冬梨摘下来,用松针捂着,春节前后冬梨去掉了生涩味,变成了金黄色,味道清香,煮来吃可以止咳化痰。
深秋的村子,到处是厚厚的梨叶、柿树叶,五彩缤纷的,踩上去,软软的,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俯身仔细端详那些叶子的叶脉形成各种形状,衬上色彩,像一幅幅精致的画,又像秋天寄给大地的邮票,捡起来做书签很适合。
阿嘎那雪白的梨花,那红灯笼般挂着的柿子,那些铺在地上的梨叶、柿树叶,直到现在,总在脑海里浮现,这回忆滋养了我,使我的魂灵散发着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