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变迁
上世纪60~70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人口多挣工分的人少,一年种来只够半年吃。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夹着口袋四处借粮,难免有空手而归的时侯,母亲总是搂着我们边流泪边叹气:“儿喽,我们哪个时候才吃得一顿饱饭啊!”我们只是似懂非懂地不说话。那时酸菜、红苕、芭蕉芋经常掺在饭里,而且主次颠倒,饱饱地吃上一顿米饭、包谷饭成了我们的一大心愿。
偶尔吃顿青菜稀饭,照例是饭少菜多,我们总是放量地吃,肚子圆鼓鼓地翘起来,甚至胀得瘫在条凳上站不起来。衣服短了盖不住肚子,加上几分呆气,几姊妹活像几个或立或卧的菜坛子,你可别担心我们撑坏肚子,大半是菜,稀里哗啦的,一会儿全没影啦。
阳春三月,到了山上,我们饿慌了,刺苔、豆荚、野果等,不管它酸甜苦涩只要不毒死人,我们就往嘴里送。
两三个月不见油星子,小牛小猪病死了,爹总是捡来打整干净,煮来给我们解馋,娘嫌脏,爹反驳说:“脏?总比酸菜好吃!”骑在牛背上走过人家屋前,里面飘出哧哧熬油的声音,那香味逗得人直咽口水,阿桂耸耸鼻子,半闭着眼睛说:“咦,哪家锅儿落毛厕了!”任牛儿慢条斯理踱方步,巴不得多闻一会儿,但谁也不好意思让牛儿停下来。到自家熬油的时候,我们几姊妹站在灶边,看肉块在油里翻滚,娘看不过,赏几块油渣或骨头,我们就蹲在地上慢慢地啃食。摆上桌子,只见小孩的筷子动,爹娘既高兴又辛酸,最后喝点汤了事。
过年前后去家景好点的人家做客,炒肉配大蒜,主人就不住地劝道:“拈大蒜吃!拈大蒜吃!”那不是谦虚,肉少蒜多,主人将肉翻出来,示意客人拈,客人不好意思,主人就帮他拈,甚至帮客人盛饭时将肉放在饭下面,越是肥嘟嘟的越是对客人的尊重。
后来我到县城读初中,捧着馒头白米饭,每顿油炒菜,比起那些还在摘野果的同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就像饿慌的鸡鸭潮水般涌向食堂,葱花、猪油、酱油做的汤是吃馒头的佐料。高年级的同学抢先到达,就用汤瓢搅动,让汤旋转,等到油与葱花在旋涡里相对集中的时候,突然舀起来,像捕鱼似的,最后只好几个人共享一颗油星。
现在不—样了,关于吃的广告资料铺天盖地,要讲究营养,要减肥,要环保,许多人就盯住野菜了,猫耳朵、纽子菜、狗地芽等农村用来喂猪的,在城里走俏,比青菜白菜值钱,农民就干脆将这些野菜种在园子里,一边笑着打趣道:“嗨,怪了,猪菜也好卖了!”后来城里人的嘴也精贵起来,野菜要正宗野生的,无化肥、农药污染,野味足。经常逛菜场的家庭主妇用鼻子一闻,就能分辨出你的麻蒿菜、刺五加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野生的不那么丰满,人家也肯出价,什么清热解毒降血压、润肺全在一个“野”字,饭桌上野菜比家菜抢手。哈哈,家菜吃了剩半碗,野菜吃了不留汤,我们这个吃糠咽菜的民族几千年才修炼到这种地步,谁不开怀大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