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矶拾遗-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甲秀楼与浮玉桥修建的时间在明代以前均无记载，最早记载这组名胜的方志是清初的《康熙通志》，其志曰；“鳌头矶，明万历十五年（1587）巡抚江东之，巡按应朝卿架石筑堤建甲秀楼于上，以培风气，屹立中流，飞甍刻榷，颇多杰构，天启元年毁于贼，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复毁，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巡抚田雯重建，仍旧名”。但初创此建筑的江东之到贵州任职的时间，据《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十七，升大理寺少卿江东之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贵州”同年二月十七“贵州巡抚江东之辞新命，不允”，看来江东之只好从京城出发，大概同年（1596）四五月间到达贵阳任上。筑鳌矶的时间：江东之本人所撰的“鳌矶赋”说“耽瑞子（江自托称）游黔二稔”时与巡按应朝卿主持“鸠工垒石”修筑鳌矶的，“稔”是庄稼成熟称为一稔，江来贵阳后历了两稔庄稼，接着是第三年，“江公堤碑记”也说“江公来黔越三年”，即到任第三年。所以筑鳌矶应是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冬春之交动工修筑的。冬春之际值南明河弱水期，水中筑堤便于施工，若开春以后动工，工期显然不够，到五六月夏秋丰水期，施工就困难了。但这几年正是播州杨应龙叛乱期间，播军接着占据贵州的余庆、都匀、高坪、洪头等地。“人臣受一方之寄，民生物命系焉”，军政都管的巡抚江东之责无旁贷，遂于二十六年冬责令都司杨国柱率三千兵进剿，由于轻视播军，结果被杨部叛军诱歼，全军覆没，主将阵亡，江被御史参劾，于“二十七年（1599）二月末，巡抚贵州佥都御史江东之等各溺职，奉旨，江东之着改任”，由郭子章接任。看来《康熙通志》所记“鳌头矶，明万历十五年……架石筑堤建甲秀楼……”显然是错记或错印了时间。

明亡后，弘光小朝廷内阁首辅马士英的伯父马文卿，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举人，他也必然是修筑鳌矶时的见证人，所以才有他撰写的“江公堤碑记”。其文中说道：“……江公来抚吾黔……越三年，形家告以筑堤障水之法……爰捐搜赎，而财不取之公帑，募工给资，配力不劳军夫，甃（zhòu）石灌灰，跨江拥堤，堤之中，垒石作奋鳌状，题曰鳌头矶。外覆栏以柱础，台上建阁……惜未落成，改组而去，是役也，费几两千金……”工程刚进行到此，江东之就改任了。从这段记述来看，到江东之去职为止已“跨江拥堤”，既然建阁，矶石周边也就垒石砌筑了堤坎，中间填塞成水月台才能建阁，同时“外覆栏以柱础”，看来整个工程应该已备雏形，至少鳌矶台已筑成“奋鳌状”，江东之才能有鳌矶之赋。但从江东之的“鳌矶赋”中也看不出整个工程有完整的全貌记述，是否完全竣工？楼阁建成何种规模？“跨江拥堤”是堤坝呢还是中有桥孔？或修了几孔？矶上阁楼是何样儿？修了几层？是否取了“甲秀楼”之名？皆看不出有所表述。

江东之虽然已经去职，为了使工程完工，临走他又拨了五百两银子贮于府库中，留作后续经费，然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人理会这件事，成了半拉子烂尾工程，就这样过了七八年，致使“上则渗漏，下则垮塌，将至不可收拾”，可见当初工程的简陋，于是乡绅许崇德、刘学易、薛彦君出面倡议完成此工程，得到“诸大夫翕然是之……君理江公遗惠，左以募金”，大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整个工程包括在河中“续修石桥五洞，宛如长虹架汉”，继续把阁楼改换“易阁楼三重，耸拔如华表捍门”终于完竣。至此“回栏瀦泽，束咽聚气，民永其赖”。从该文“续修石桥五洞”，“易阁楼三重”看，江东之前期修的跨江堤是不是修成瀦水堤坝或已修成了四孔的桥梁，才使后来又续修了五孔才达彼岸？江在鳌矶上所建“飞翚苕荛”祀文昌与武曲的“阁”，是只有两层呢？或是简易的三层？以至后来才“于未妥者更之，易阁楼三重”，但完善后内奉文昌武曲并专祀江东之的这“堤阁”是叫“甲秀楼”、“江阁”或叫他名，没有说明，于河面那“续修石桥五洞”的构筑物只有“江公堤”之称，并无“浮玉桥”之谓，是否全桥已经彻底完竣？“浮玉桥”之名又起于何时？均无说明。

到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贵州巡抚田雯又对该阁楼重修，其时距万历江东之创此阁楼时已九十来年，在田雯所撰写的“重修甲秀楼碑记”中，一开始就说：“甲秀楼者，江公东之之所从事者，越今百余年矣，波涛汹涌之冲击，风雨雷霆之动荡，乌得完楼哉，盖江公而后，无复喜从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当日知楼之有关于黔，而皇皇为之，且有关于黔之人才风气，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后，或数年一人焉，或三五十年又一人焉，而不听乎波涛汹涌风雨雷霆之交于楼也，楼虽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从这段文字看，这“甲秀楼”在当时损坏严重，已经不完整了，他说甲秀楼是江东之为了培贵州的风水所取的名字，同时感叹道；自江东之建这楼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然江走了以后，再没有人来经管此事，任其破败，如果自那以后有人重视，哪怕三五十年有一人来经管，维修一下，也不至于到现在已经不完整，（甚至有岌岌可危之势）。

但是，“甲秀楼”之名在江东之的“鳌矶赋”文章中没有提到，马文卿的“重修甲秀楼碑记”文章中没有出现，到这之前的地方史志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自明万历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1597—1598）之间江东之、应朝卿创修此工程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雯重修甲秀楼时已九十来年了，如果从许崇德等在万历三十四年完竣该工程的时间，也有八十余年，这八十余年间，按《康熙通志》说：“……甲秀楼……天启元年毁于贼，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复毁……”天启元年（应为二年1622）是安邦彦造反率土兵围贵阳，该阁“毁于贼”，应是安军所为，安乱被明军平定期间，朱燮元是兵部尚书节制湖广荆岳衡襄陕西汉中五府，兼督云贵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军务的总督，驻节遵义，未驻贵阳，当时安乱过后，王瑊当贵州巡抚，府库空虚，里井萧条，十室九空，贵阳城中居民不足五百家，不可能也无力修复该阁楼，天启六年五月王瑊上书朝廷“请饬督臣朱燮元移镇黔阳”但“川贵总督朱燮元引疾求去，不允”，不久燮元父死回籍奔丧，待他崇祯元年（1628）三年守制期满，明廷明令“召朱燮元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贵湖广云桂军务，兼督粮饷移驻贵竹”，既然已有朝命那就必然移驻贵阳，其时贵阳是否恢复了元气，尚且难说，如果朱燮元真的重建了被毁的这个“来凤阁”楼，也应是他于崇祯十一年逝世前几年的事了，但“来凤阁”之名究竟起于何时仍然是个谜。其时距万历三十四年（1606）许崇德等完善竣工才有三十来年。康熙志说此楼后来“复毁”，应是孙可望据黔和吴三桂反叛的时期，吴三桂反叛，没有见到他对贵阳有何破坏的记述，只有孙可望据筑时期，方志对贵阳的外城墙、官署寺庙、公所多有“贼毁”的记载，但这来凤阁是不是他毁的呢？

在这鰲矶之南的涵碧潭头是一座小山坡，即所谓的卧龙岗，南明河自西南而来绕岗南流而去，河道呈一“∩”状，使这一地块呈半岛、河湾之势，翠微园就在小岗头部，翠微园在明早期叫南庵，后改圣寿寺等，到了明末战乱，城东南铜鼓山下的武侯祠被毁，诸葛先生无家可归，巡按胡琼就将其迁到这里，这里就改成了武侯祠，小山岗也因此被呼叫成了“卧龙岗”，到了孙可望据贵阳时期，他又把诸葛先生搬到河对岸，与此对峙，将卧龙岗前的武侯祠旧址又改成了观音寺，其部将高恩在此建了“大殿三楹，有阁曰拱南”，并在院内立了《新建观音寺记》石碑以记其事，清朝时期观音寺又改叫成了水月寺、万佛寺。以后寺内建客厅与翠微阁，辟了园林，成了贵阳的游览胜地，后来甲秀小学设置在这里，解放后寺中大士殿被拆除，铜塔、碑碣也不知所终，1992年经贵阳市政府对其全面修复修整和增建后，现在这里已是著名的集殿阁、寺庙、书院、园林为一体的一组古建筑群。

这组古建筑历史上在演变过程中，还有一个故事；孙可望在顺治九年受封秦王又自称国主占据贵阳后，对贵阳的新城城墙、公署、公所、庙宇、牌坊大肆拆除，将所拆卸的建筑材料运到城中翠屏山下，修建他的秦王宫。其时贵阳到处都有他“贼毁”的记录，为什么他却会对浮玉桥头的武侯祠感兴趣呢？有说孙可望在此修王宫或行宫，另说有人在涵碧潭中捞到上写“来是观音面，去是老僧头”的一块石头，故而他要去祠改寺，看来这些值得商榷。

新建观音寺遗存碑座

关于这件事，《民国通志》载道；“寺中有‘新建观音寺碑’为永历十年（顺治十二年1656）五月所立，已模糊仅识其半，略谓贵阳城南一水中分，峙其上者为来凤阁，前水来自西北，环城南折而入于巽方，维逆之以阁之堤，岁且久，旁小阜，旧有祠，祀汉武侯，北向，形家言，逆水以堤气固，巍然阁峙于巽方，风气之聚为倍.故国主新其阁，登之周览已，指祠宜寺，寺其观音，另建祠祀武侯，存旧迹也.高将军恩夙有愿焉，建大士寺，请得俞嘱其为之云云”，这是说南明河上游来的水流到“巽方”，“巽”在八卦中表示风，于是风水家就说水被鰲矶中分，由于有堤坎，水流就在涵碧潭头的“阁之堤”后今新建的小月台处回旋，鰲矶之上的来凤阁高峙，“飞翚苕荛，作镇鼎湖”（鼎湖指涵碧潭），使风水“回栏瀦泽，束咽聚气”，所以“国主”将来凤阁重新修缮或新建，还登上新修好的这阁楼上向四周看视以后，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只能建供奉观音菩萨的庙子，另外在河对门修一座武侯祠，将这里武侯祠中的诸葛先生搬家过去。国主既已将此处明确供奉观音菩萨，建了观音大殿，拱南阁又是阁楼，他还来这里与观音菩萨打挤，去建哪门子宫殿？

孙可望在贵阳建秦王宫或称帝，看来他都把贵阳看作他的老窝，风水自然要看重，“相其阴阳，观其水流，定之方中，古之立国者未尝不笃信而精求之”，所以他的秦王宫选在城中轴线中心位置上，背靠翠屏山，远对城南所谓司署宾山的文笔峰，自来君王及其将相都是面南管江山，这里面向北方，又是巽位上，秦王行宫不宜建在这里，诸葛先生也不宜住此，所以请诸葛先生搬到河对岸面南坐镇，观音菩萨本来就住南海道行广大，由她在这里与来凤阁中的文昌武曲两大神一道镇住这河口拱住南方风水。看来孙在贵阳主要还是为的风水，故他到处拆庙，这里却要修庙。鰲矶上的来凤阁孙可望非但没有将它毁掉，还“国主新其阁”重新对它进行了修建或修缮。

综上所述，康熙通志中“复毁”，看来也是记载错误，如果崇祯年朱燮元“重建”到“国主新其阁”，之间不过二十多年，“国主新其阁”应是顺治十一年（1664）前后的事，其时距后来康熙二十八年田雯修甲秀楼时也才二十多年。田雯“重修甲秀楼碑记”以前，就有马文卿的“江公堤碑记”，还有高恩刻于碑石的“新建观音寺碑”，这些都是时人和当事人的“见证词”，那言之凿凿的“来凤阁”之名，不知田雯写这篇“重修甲秀楼碑记”中，怎么会有“乌得完楼”，“重建，仍旧名”等等这样的表述？当初继江东之完竣这组文化遗产的许崇德、刘学易、薛彦君等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贵阳地名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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