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教育家-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字继善，号寓庵，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时期在明代中叶宣宗、英宗、代宗三朝。十八岁上《保边政要八策》，陈述边防谋略与用兵之法，得宣宗皇帝赞许。宣德十年（1435）参加云南乡试，中乙卯科举人。当时贵州建学不久，卫学、府学、宣慰司学急需有学识而又热爱教育的学官。正统初，经左都督吴亮举荐，王训任贵州宣慰司学训导。贵州宣慰司学建在省城，不但教授土司子弟，而且贵州卫、贵州前卫的军生及宣慰司民生皆在此就读。

正统六年（1441），贵州提学副使李睿认为贵州宣慰司学为全省学校之冠，发动官员及土司捐资修建校舍，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官学，升王训为贵州宣慰司学教授。他捐资在司学修建藏经阁一所，成为贵州最早的官方图书馆。又与李睿在文庙修建讲堂，宣扬儒学。为了鼓励生员努力向学，在儒学大门两侧建进士题名塔和乡贡题名塔。王训在任期间，培养了不少人才，正统至成化年间，贵州宣慰司、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共有举人四十七人。他对贵州教育有开创之功，（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称其“教法严整，文化以兴，足以绵蕞后来”。

晚年在城北二里白岩山著书立说，“读书台”即为他当年读书的处所。他学问渊博，著有《寓庵文集》三十卷和《孙子注解》一书，可惜大多散佚，仅存《东坡月潭记》、《建东庵记》、《嘉瓜颂》及诗十首。莫友芝称王训为“开草味之功第一人”，认为“黔人著述见于史者，别集始于教授”。

雷廷珍

（1854—1903），字玉峰，贵州绥阳人，后移居贵阳王家巷。弱冠入庠，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是一个饱学之士，著有《经义疏证略例》、《经学列衡》、《时学正衡》、《声韵旁通》、《时义列传》等书。光绪二十年（1894），严修出任贵州提督学政，拟办贵州官书局、改革学古书院，聘雷廷珍为官书局董事、学古书院山长。官书局设于咨善堂，购进经、史、子、集等古籍及西方科学文化图书，还订购《时务报》、《申报》等传播维新思想的报纸，使“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

严修仿照张之洞在四川办尊经书院的办法，改革学古书院，改革的原则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因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故人称“经世学堂”。雷廷珍主持经世学堂，开设经史、格致（物理化学）、算学、英文等课程，选高材生四十名入学，培养贵州第一批通经史而知西学的人才。他们当中，有名噪京华的文化名人姚华，有贵州首任教育厅长、省立贵州大学校长周恭寿，有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有实业家、教育家乐嘉藻，有创立算学馆、达德学校的黄干夫，有组织“科学会”、创办寻常小学堂的教学家彭述文等等。雷廷珍遵照严修的意旨改革学古书院，开创贵州近代教育之功不可磨灭。

尹笃生

（1870—1920），名于忠，以字行，同治九年（1870）生于贵阳一个贫寒家庭。父母双亡，全靠祖母钱氏做针线活勉强度日，十三岁始入私塾，十五岁祖母去世，幸得塾师曾文笙供给读书。二十六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贵州大学堂（后称贵州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选派五十一名留学生到日本习速成师范，尹于忠入选，成为贵州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宣统三年（1911）毕业，次年初回到贵阳。

值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委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他抱定“以黔人之力，振兴贵州教育”的决心，聘请德才兼备、热爱教育的萧协臣、萧子友、周步英、文范生、曾庭槐、顾久恭、杨孟辉、黄子久等为教师，以萧子友为学监。起初校舍极为简陋，他呼吁政府拨款修建校舍，购置图书、设备，几年后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又要求政府对师范生实行公费，供应膳食，发给服装、棉被及课本。他以“诚敬勤俭”作校训，提倡严谨、重教、勤学、朴实的学风。借鉴日本及国内著名师范的经验，制订校规及教学计划。教师不得无故缺课，课后必写“教学日志”，注明所授课程及章节，教学秩序井然有序。每日对学生宿舍查看三次，并设师范附小供学生实习。学生有过，循循善诱，从不厉声呵斥。对学生和蔼可亲，犹如家人，有病亲自照料，经济上有困难设法帮助。

他认为“师范学生毕业后要为人师表，所以必须严格”，招收学生按标准择优录取，严禁徇私舞弊。每年招收新生六十名，报考者多于十倍。从办学到他去世，共培养师范生三百余名，有不少学生毕业升为专科、大学或留学，出类拔萃的如四川大学教授张敷荣、贵州师范学院院长肖文灿、贵州大学教授谭勤余。1920年尹笃生去世，师生为他修建“故校长尹笃生先生纪念碑”。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贵州的教育事业，去世时家贫如洗，由师生捐款赡养其家属。书法家严寅亮在挽联中写道：“访我于梦草池边，话旧六年，心迹光明清似水；吊君在雪涯洞口，怀人九月，文章歌哭冷如水。”

白铁肩

（1871—1936），女，原名罗光懿，字，凤卿，同治二年（1871）生于贵阳一个塾师家庭，从小随父诵读《四书》、《五经》及《烈女传》。十九岁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与白士艺结婚，从夫姓白，称白罗光懿。婚后生活不幸，丈夫外出做官，一去不归，并在金陵纳妾。家庭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身上，赡养公婆，抚育儿女。此事对她有很大溂激，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深感妇女解放之重要，决心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接受了民主思想，以“鉴湖女侠”秋瑾为楷模，与贵阳一些超凡脱俗的女子如黄烈诚、杨静如、谭佛侠等结为好友，谈诗论文，评点时事，读进步书刊，有志担当起改良社会的重任，于是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义，改名白铁肩。

辛亥前夕，革命志士吴鼐（吴虎头）、彭述文等在贵阳成立“贵州不缠足会”，提倡“天足运动”，反对妇女缠足，白铁肩首先起而响应，叫自己的女儿不缠足，并宣传缠足的危害，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做“大脚板丫头”。那时钟昌祚在贵阳开启新风，创办“救护幼女所”和“劝业女工厂”，专收不堪虐待的婢女进行教养，聘白铁肩为管理员。白铁肩对这些受压迫的妇女深表同情，教她们读书、写字，学习刺绣、缝纫，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逃出虎口，走向新生，使之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协助钟昌祚办婚姻介绍所，为贫苦青年男女选择配偶，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光绪三十一年（1907），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白铁肩踊跃参加，成为自治学社唯一的女社员。

光绪末年，贵阳首先办起了达德、乐群、自奋学堂，几年之间，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城。但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仍很浓厚，不愿送女子入学，白铁肩不为世俗所拘，认为女子独立必须有文化，于是在白沙井家中开办私学，招收十余名女生授课。光绪三十三年，她与女友黄烈诚、杨静如、谭佛侠等商议，将嫁妆变卖，在双槐树租了几间民房，得到自治学社张百麟、钟昌祚等人支持，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取名“私立光懿女子小学”，白铁肩为校长，杨静如、董德莹、吴裕如、谭佛侠等为教师。第一期招收女生五十名，开设国文、算术、修身、格致、音乐、体操、图画、手工等课程。开学不久，谭佛侠的家长思想守旧，将她关在家里，不准到校上课，谭被迫自杀。白铁肩为此感到万分悲痛，为谭举行追悼会，以血泪的事实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得到社会同情，激励女子奋发学习。宣统元年（1909），学生增多，几间民房不够容纳，拟在晋禄寺（今民生路）建校，遭到抵制。白铁肩聘张百麟、钟昌祚、黄泽霖等为校董，由他们出面申请将晋禄寺改作校舍，公开招生，有学生百余名。次年开初小四班、高小一班，学生达二百余人。

1912年贵州发生政变，宪政派勾结耆老会长郭重光，杀害了贵州辛亥革命元勋、五路巡防军总统黄泽霖，黄泽霖之妻黄烈诚无处伸冤，决定进京告状，白铁肩鼎力相助，含泪送别。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群情激愤，白铁肩带领全校师生参加大十字集会和示威游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光懿女子学校师生参加集会，会上女教师杨静如断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群众深受感动，齐声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光懿女子学校第一期学生于1915年毕业，为了帮助学生就业，增设了师范讲习班，学制两年，两期共培养女教师六十名。1920年增设工艺学习班，为期一年，招收四十余名学生，学习缝纫，刺绣等技术。1927年，白铁肩五十六岁，身体不支，决定离任，并选定第一期毕业生简叔、尹素坚、冷体琼、杨竹芬为接班人，经民主选举由杨竹芬接任校长。1929年，白铁肩受聘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36年6月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王延直兄弟

王氏原籍浙江绍兴，祖辈于乾隆、嘉庆间宦游入黔，定居修文，后迁贵阳。诗礼传家，兄弟九人均为文士，长兄王蔬农，学识渊博，诗词书法享有盛名，协助任可澄编纂《贵州通志》。次兄王延直、三兄王和叔及九弟王佩芬都是对贵州教育有贡献的教师，堪称“一门三杰”。

王延直

（1872—1947），原名王怀彝，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少时为修文县附生，光绪二十年（1894）贵州提督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选拔四十名高材生入学，“修文附生王怀彝”及其弟王叔和均入“经世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4）贵州乡试，王延直、王和叔皆中举人。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任教，著有《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由论理学社发行，云南印刷局代印，昆明务本书局和开明书局经销。《普通应用论理学》即逻辑学，在讲述西方逻辑学原理的同时，与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的“名辨学”进行比较，是“云贵地区近代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缩影，也是这一时期我国逻辑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王和叔

（1875—1935），名宗彝，以字行。他是“经世学堂”高材生，又是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0）入初级师范学堂，三十四年（1908）任贵阳官立中学堂教员，1913年任模范小学校长，1930年改任贵阳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同时在省立男师、女师、模范中学兼课，1935年病逝，终年六十岁。他是一个知识广博的教师，既开设语文、历史等课程，又开设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根据课程需要，自编若干教材，如《科学纲要》、《实验工艺学》、《化学工艺品制造法》、《文法》，还有《小学国文课本》、《初级中学历史讲义》、《作文要诀》、《外国历史表解》、《无机化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化学重要元素表》、《东洋历史》、《中国历史》等，这些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实用，由商务、文通等书局出版。

王佩芬

（1887—1973），原名葆彝，号梦淹。少年时既读《说文解字》，光绪三十年（1904）为贵阳府学生员（秀才），并在贵州大学堂习英语。三十一年（1905）以官费生留学日本，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习日文，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博物科（即动植物、生理、矿物），宣统三年（1911）回国。曾在省立法政学校教授日文十五年，又在贵阳模范中学、南明中学、省立女师等校教授英语、博物、国文二十五年。1921年任模范中学校长，1929年创办贵阳县立中学。1936年到南京，在宪兵学校教日语。1938年在上海大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随校迁到贵阳。1947年转任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直到1973年去世。

王佩芬从事教育六十余年，其中在大学执教三十五年。他学贯中西，精通日文、英文、俄文，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素，长于汉语音韵、训诂，兼通矿物学、生物学。在大学开设国文教材及教法、中国语文教学法、历代散文选、历史文法、现代汉语、古汉语、读书指导、工具书使用法及日语、英语等课程。著述丰富，著有《国文积句公式》、《识字法》、《贵州方言考》、《说文解字部首疏证》、《名学津逮》、《先秦名理探》、《和文猎要》、《英语构造及分析图式》、《结晶学入门》等书，又翻译日本寺尾新博士的《增值生物学》，暮年还撰写《贵州省怎样试行汉语音文的研究》，因知识广博被称为“多宝道人”、“活字典”。

贾功台

（1888—1968），原名贾光，以字行，贵阳人。他生于教育之家，父亲贾国钧为定番州（今惠水）教谕。宣统元年（1909）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12年毕业后在正谊小学任教。1919年任南明第二分校校长，1923年改名私立志道小学，自此以后一直到1948年退休都是志道小学校长，三十年如一日，以小学教育为务，三次连任贵阳县教育会会长，尽管毛光翔聘他为省政府咨政，王家烈聘他为省政府参议，吴鼎昌委他为省参议会参议员，他毫不动心，甘当一辈子小学校长。

志道小学得名于“志之所道”，其校歌唱道：“士读圣贤书，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志之所在，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斯不愧为人。若离大道，何以范群伦，愿莘莘学子，志不在温饱，更须冀，得依仁，长绳系白日，努力爱芳春，童涯各竟爽，斯与贤哲为邻。”它以“教书育人”为宗旨，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周开设“谈话课”一节，以摆故事的方式，讲解勤学、诚实、清洁、整齐、节俭、守纪律、公德、孝顺、友爱、尊师、谦虚、礼貌、任侠、郑重、做家事、不说下流话等题目，要求学生见诸行动，并配合家长进行考察，优秀者发给“好学生”奖章，犯规则将奖章收回，鼓励学生重品德、勤学习、守纪律。

志道小学，无论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学生成绩，在全省都是有名的。教师聘用非常严格，经过考核，然后试教，主要考察语文、算术两科教学及批改作业，任教后校长亲自听课。所聘教师多是学有专长的名师，如教务主任龚芹阶，训育主任张星槎、总务主任董植庭、监护主任李馨圃文书主任车绍虞、语文教员向知方等。教师待遇优厚，薪金逐年增加，发给各种津贴，免费供给午餐。

1939年“二·四”轰炸以后，志道小学被迫迁往城南中曹司小河村，学校设在皇经阁（今四十四医院）的破庙里，离城十多里，只有山间小道可通。城里的学生无法随校就读，农村子弟入学率低，生源和经费都十分困难。但贾功台仍然坚持办学，本人及子女充任教师，教务及学校各种杂务都由贾家负责，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志道迁回贵阳后又恢复当年的繁荣景象，1948年贾功台年老退休，校董会为了表彰他办学之功，赠金质奖章一枚，校长之职由张星槎接任。

贵阳解放后，贾功台受聘为贵州文史馆馆员，任贵州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1968年9月23日病逝，享年七十八岁。志道小学改为省府路小学，由李梦骅任校长。他的儿子贾人忠、女儿贾荣华都是著名教师，贾家为贵阳的“教育世家”。

陈寿轩

（1891—1969），名应禧，字寿轩（又作瘦轩、寿宣），以字行，贵阳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值正谊小学创办，陈寿轩为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入贵州矿业学堂，1912年停办，被迫辍学。同年回母校任教，1917年参加“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赴日本，回贵阳后在贵师、女师、达德等校执教。1933年出任贵阳女中校长，两年后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解职，受聘于贵师、省立高中。1939年正谊学校疏散到郊区二戈寨，办学条件艰苦，陈寿轩辞去省立高中教职，到乡间主持正谊教务。1944年受聘为国立贵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兼先修班主任。1947年正谊迁回贵阳，师资缺乏，陈寿轩又辞去副教授之职，回正谊学校担任校长，发扬“正谊精神”；“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950年，私立南明、正谊、达德三校合并为贵阳二中，陈寿轩任校长。1954年贵阳六中成立，陈专任数学教师。1959年调贵阳师专，1963年调函授学院，1965年退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1969年11月18日含冤而逝，享年七十八岁。

陈寿轩是一个自学成家的名师，论学历只有初中程度，凭着自己刻苦学习，在数学上精益求精，由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又由中学教师而为大学数学副教授。在中学教授三角、几何、代数等课程，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耐心细致，深得学生欢迎，成为贵阳著名的数学教师。他对高等数学有深入研究，著有《微积分》上、下册。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专家、学者、教授，如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易家训，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越民义，著名数学家秦元勋，著名物理学家张永立等。

陈寿轩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1956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教师。在当年召开的贵州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陈寿轩和他的学生萧润生及萧的学生刘延良及刘的学生丁国传、丁的学生李世荣都是优秀教师，五世同堂，传为佳话，《教师报》以《五代师徒》为题，专题报道了五代优秀教师的生动事迹。1983年，省、市教育界发起举行“陈寿轩先生逝世十四周年悼念大会”，到会师生六百多人，缅怀“一代师表”。越其民的挽联写道：“启迪化蒙，惠泽存于五内；春风化雨，典范遍于黔中。”李独清教授挽云：“隶首开先弦股在，畴人有史姓名传；毕生教育知三乐，正义分明慰九泉。”

刘熏宇

（1896—1967），出生在贵阳的一个书香人家，青少年时代在贵阳读书。后到北京求学，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数理系，先后在河南第一师范、湖南常德第二师范、上海立达学校任教。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数学。1930年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初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数学教授，时值贵阳人张志韩任贵州省教育厅长，致函刘熏宇说：“贵州教育亟待整顿，需人孔急，盼回来为桑梓尽力。”他毅然辞西南联大教授之职，回贵阳担任贵州省立高中校长。

贵阳高中原在两江口（今筑城广场），因日机轰炸迁往修文，虽说环境幽静，但交通不便。当时教育经费紧缺，办学十分艰难，刘熏宇多方筹措，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省立高中树立了“讲究学问，教学相长”的学风，提倡独立思考，有疑必问，教师讲必有所长，学生问必有所据，宣扬“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省立高中集中了贵州学有专长的名师，如著名历史教师刘方岳、著名国文教师李淑元、语言学教师赵伯愚、作家蹇先艾等。因学风优良、教师水平高，全省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名声大振。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参与革命活动，受到特务监视，刘熏宇、刘方岳、李淑元等极力保护学生不受迫害。

在修文七年，抗战胜利迁回贵阳。因两江口校址被贵州省训练团占据，起初只好在水口寺及甲秀楼附近的翠微阁、观音寺上课，经过多次交涉，才迁回两江口。贵阳解放后，贵阳高中、贵阳中学、中山中学、师院附中合并为贵阳第一中学，成为全省重点中学，刘熏宇是第一任校长。1950年著名作家叶圣陶任出版总署署长，知刘熏宇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51年将他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负责编辑、出版全国大、中、小学教材，一直到1967年病逝。刘熏宇先是民盟盟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熏宇学识渊博，早年就有许多文学作品问世。抗战期间，与蹇先艾、谢六逸、李青崖、齐同等发起组织“每周文艺社”，以《贵州晨报》为阵地发表文艺作品，宣传抗日，他还与著名作家夏丏尊合著了《文章作法》，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课外读物。他在数学上很有造诣，深入浅出地撰写了许多数学读物。他首创我国“趣味数学”，著有《马先生谈数学》、《数学趣味》、《数学园地》等书。原先我国采用的《解析几何》都是英文译文，他考虑到我国中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另编了一本《解析几何》，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数学书。他编有《初中代数》、《实用微积分》、《因素与因式》、《代数整式》、《正负数的四则运算》、《因式分解》、《分式和比例》、《开平方》等数学普及读物。20世纪30年代，开明书店有三本畅销书，一本是刘熏宇的《开明数学》，一本是与林语堂合编的《开明英语》，还有一本是《开明活页文选》。正因为他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所以把他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

马宗荣

（1896—1944），字继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贵阳，早年从舅父丁尚固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知识，1913年考入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任息烽县立两等小学校长。1918年以公费生资格选送日本学习矿业，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因贵州政局变化，公费停发，得教育部资助继续求学。他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国强民富必须普及教育，于是改学教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专攻社会教育及图书馆学。在校期间，博览教育名著，竟至废寝忘食，并著《图书馆序说》一书。1927年获文学士学位，同时进入帝国大学研究所深造，发表有见解的学术论文，与其导师田熊次教授、山作树教授齐名。两年后卒业，受聘为日本出版界巨擘岩波书局讲座讲师。

在日本前后十一年，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并考察图书馆管理工作，还访问了一些私家藏书楼，得知我国有许多秘籍和孤本流失在日本，于是告之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的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谈，派郑贞文、张菊生前往日本，通过马宗荣与帝国图书馆、丽宗藏书楼联系，将这些秘籍、孤本影印回国，辑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并列入商务印书馆的《续四库丛刊》，以《白纳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刊行，对保存我国古籍文献作出了贡献。

1929年回国，受聘为上海市教育局督学，兼任中华学艺社常务秘书。次年任私立大夏大学图书馆长，并创办社会教育系，又在大夏创立两年制师范专科，领导学生摄制了十多部社会教育影片，开办农村社会教育实验区，成为我国社会教育的先驱。在上海五年中，又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中国公学教授。

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任教育部简任秘书，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建议，后随教育部迁重庆。1938年回到贵阳，在上海迁往贵阳的大夏大学任总务长兼师范专科主任。1939年被选为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次年改国民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成立编辑所，聘马宗荣为所长、谢六逸为副所长。组织了一个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有一百一十二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专家参加。又与谢六逸主编《大学丛书》，出版《文讯》。同年奉命前往重庆，筹设中央民众教育馆。马宗荣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借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我以为中央民众教育馆的范围，相当于学校教育中的中央大学”。馆成，马宗荣担任馆长，纯属兼职，不取报酬。他认为“民众教育馆应重视直观教育”，结合国难当头的形势，首先成立“人范馆”，选定我国历史上“合于四维八德”的人物作典范，为他们塑像立传，潜移默化，教育人民。馆中特设“雪耻兴越的勾践”一目，激励人民“卧薪尝胆”的抗战斗志，令观者肃然起敬、潸然泪下，拍案而起。

马宗荣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教育家，著有专著三十余种，共300多万字。他认为社会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文化馆、展览馆、青少年文化馆及电影教育等等，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他把中国的传统教育与近代社会教育结合起来，著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孟子之出处进退观》、《王阳明及其思想》及《大时代社会教育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社会教育入门》、《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等书。不幸的是，在担任中央民众教育馆馆长一年多，积劳成疾，不得不回贵阳休养、治病。他抱病撰自传《四十八年回忆录》，仅写了求学生活一段，便于1944年1月30日与世长辞，终年四十八岁。噩耗传出，志哀者络绎不绝，贵阳各界举行公祭，省参议会挽联云：“方当学易之年，天胡不假；叹到怀才未遇，众所同情。”《贵州日报》出了《追悼马宗荣专刊》，贵阳文通书局举办了《马故所长宗荣先生遗著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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