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通衢大道——中华南路-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贵阳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采石砌内城，天启六年（1626）采石砌外城，贵阳城格局形成。城的中心就是大十字。大十字以南的街道称为南街（今中华南路），这是中华南路最早的街名。南街上有著名的大兴寺、忠烈宫（内有黑神庙，即今达德学校旧址）。清代，南街南端一段，集中了贵阳最大的协兴隆、永隆裕、永发祥几家大盐号，还有为数众多的包包盐巴铺，南街这一段，俗称盐行街。民囯初年（1911），是中华南路街名最多的时期，由北向南，分别叫做南大街、小井坎、三牌坊、红牌坊、盐行街。民国19年（1930），南大街改为南华路，盐行街改为盐行路。1951年将南华路、小井坎、盐行路等统一称呼中华南路。

建路经过

明清时期，今贵阳城内尚无公路，贸易往来，民间交往，唯驿道可供轿、马行走，当时的南大街为砂石路面，仅供人马往来通行。该路民国16年（1927）修成碎石马路。1954年进行改造，拓宽至21米，是贵州省第一条城市水泥混凝土道路。1984年11月，该路再次进行维修改造。1995年3月至1996年9月，中华南路再次进行拓宽改造，该路的改造被称为贵阳市“心脏”动大手术的工程。拓宽改造后全长947米，宽40米，面积11717平方米，拆迁安置165户。该路拓宽改造总投资5155万元，其中工程费970万元，拆迁费4185万元。拓宽改造中，把沿街密集的低矮铺面撤除，重建成宽敞明亮的现代商场。昔日街道两边破旧矮小的房屋已被高楼大厦取代。改造拓宽后的中华南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业繁华，人流密集。在此繁华的路段上，有海天大厦、台湾大厦、东亚大厦、远通大厦、万国大厦、华坤发展大厦、贵阳百货大楼（今改成智诚百货大楼）、新大陆广场、钻石广场、雅尔迪大厦以及神奇百盛购物中心、智诚、星力等大型百货购物中心超市。金融业有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商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该路有中国联通贵州省公司，有上百家电信经营户和维修单位，形成独具特色的电信物流中心。

2008年国庆黄金周期间（9月30日—10月6日），中华南路又实施了沥青罩面和综合治理工程。对街道两侧的建筑立面（含广告牌）进行综合整治，对道路的沿街绿化景观进行改造，优化交通设施和交通标志，对沿途路灯进行更新。改造后的中华南路环境优化，街景亮丽，10月6日晚上，中华南路恢复通车。

中华南路上曾经建有一座跪像。1941年5月，由贵阳商会出资，在中华南路（今华坤大厦前）用水泥塑成一座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像，跪像建成后，贵阳人络绎不绝的前往中华南路观看，反映了贵阳人民对汉奸的谴责。

中华南路上塑有贵阳的市花。2001年9月30日，中华南路上的大南门处，代表贵阳市花的“兰花”雕塑落成。

中华南路上的绿化广场。2006年11月4日，中华南路百花影剧院爆破拆除。2008年4月5日，百花绿化广场对外开放。广场分成临街活动区、休闲娱乐区、山石游憩区、植物观赏区、公用设施区，广场中有一个三米高的兰花雕塑，广场地下为停车场。

中华南路上有中都人防地下商场通道（中华南路至都司西路口），邮电大楼前地下通道（中华南路至遵义路两侧万国大厦、喜来登酒店），大南门地下通道（钻石广场大厦至华坤大厦）；有都司高架桥从道路上架空（中华南路至都司西路西路口）通过。

中华南路拾零

商业发端路

贵阳的实业工商发端于南明区境，南明区境的实业工商又发端于中华南路。明代，三牌坊、红牌坊、大兴寺、风宪坊市都集中在今中华南路上，街上人口渐密，商贩云集，形成了许多商品交易市场（称坊市）。随着实业工商的兴起，街上出现了旅店客栈，为从事贸易及赶考的人士提供食宿服务。清代是中华南路实业工商的发展时期。以手工业为主，多是个体或作坊式生产。鸦片战争后，盐、纺织、布匹、绸缎、百货已成几大行业。民国年间是中华南路实业工商的兴旺时期。路上有银行七家、银号一家、钱庄一家、保险公司两家，贵阳人口头上把盐行街戏称为“银行街”。民国9年（1920年），代蕴珊（贵州麻江人，省城知名富商，解放前任贵州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怡兴昌银号董事长）在盐行街（今中华南路）上开设怡兴昌号；民国29年（1940年），在盐行街开设恰兴昌银号，被省政府指定为筹建贵州银行筹备委员。民国26年（1937），赖永初（贵州黄平人，省城知名富商，解放后曾任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常委），在仁怀收购恒兴茅台酒厂，酿造的“赖茅”在今中华南路上畅销国内外，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永兴隆、协兴隆、宝兴隆、永发祥盐号均设在中华南路上。该路不仅金融和商业发达。饮食服务和文化娱乐业也相当繁荣。饮食业有新华园、晏鸿居、狗不理、大江苏、东吴食府、西湖饭店、老不管等面店和餐馆。服务文化娱乐业有远东澡堂、大东澡堂、贵州旅社、江南大旅社、阿嘛、啸东、中国摄影社等照相馆以及明星电影院和戏院。该路上的贵阳黔光京剧院、贵阳川剧院、贵阳越剧团、百花影剧院在此演出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一幕幕传奇动人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仍深深地留在贵阳人的心中。

中华南路是贵阳最早通公交车的公路。1951年8月，贵阳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今贵阳市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当年装配的“道奇”木炭车开始在中华南路（从纪念塔—六广门）上营运，票价每站三分，这是贵阳最早的公交车。

中华南路最早修建贵阳的高楼。1959年，中华南路上的电信综合大楼建成，楼高10层，时为贵阳市最高的房屋建筑，通称“邮电大楼”。

革命之路

在中华南路上发生过若干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和解放的历史事件。该路上的达德学校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传播真理和革命思想的摇篮，是指引青少年走向进步和光明的一盏明灯。

“达德学校”的创办，犹如在贵州贵阳点燃了一支照亮黑暗的火炬，它的火花燃遍了全国大地。“达德学校”培养出众多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走上革命道路和抗日前线的英才。

1911年达德学校率先打出响应辛亥革命的旗帜。

1915年，达德学校师生公开举起反对袁世凯称帝大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贵阳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会”，会址在中华南路达德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南路上不时奔走着一群群寻求真理、抗日救国的年轻人，达德学校成了贵州贵阳抗日运动的活动场所。

1937年，有一批音乐爱好者成立筑光音乐会，经常在中华南路（达德门前）演唱爱国歌曲，筑光不仅参加了各界的游行示威，还赶排了《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亡国奴当不得》等歌曲在中华南路街头演唱。同年7月2日，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会筹委会（简称“学联”）在中华南路（达德隔壁）成立并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中华南路上的生活、读新两进步书店秘密发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组织读者向前方将士写慰问信上千封。

上世纪百年中，中华南路上的达德学校为中国培养了若干革命青年，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走上抗日前线和建立新中国的前列，他们中的佼佼者、栋梁才成为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书画家、作家，仅为新中国诞生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就有二十多位，在1946年的“四·八”空难中，达德学校就占了三位，校长（黄齐生）、教师学生（王若飞）、学生（黄晓庄），这是达德的光荣，也是中华南路的骄傲。

见证历史之路

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侵占中国领土的“二十一条”。中华南路（原南华路）上的达德学校师生，为反对袁世凯接受这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群情激愤，于6月29日在校内竖起“勿忘五月七日”的石碑，警醒国人不忘国耻。石碑上的内容为达德校长黄齐生手书，但原碑已毁，现重新竖立在达德学校旧址的石碑为后任校长、著名书画家谢孝思1990年重书。该碑见证了达德师生乃至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也是达德宣布反帝爱国传统的见证。

电影肇始之路

1927年9月10日这天是中秋节，当时正好是周西成主黔时期，周决定创办省城贵阳电厂。在希腊神话中，有位普罗米修斯，他从天上盗取火种来到人间，被奉为造福人类的神。在贵州，有位技师叫花莱峰，他让贵阳人民用上了电灯，被老百姓誉为点亮贵州第一盏电灯的“光明使者”。然而早在1925年，贵阳南华路（今中华南路）刘春源商号（地址在原贵阳市手工业管理局处，今智诚百货大楼与达德学校旧址之间），购进了一部8毫米的小型电影机，用手摇发电机在澡塘楼上放映无声影片。“刘春源家放电影了！”、“到刘春源家看电灯，看电影去！”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顿时轰动了贵阳城。刘家电影院设在家中约30平方米的屋子里，可以安放30把椅子，每张影票收取两角大洋，但仍场场客满，后因滇军祸黔，生意不佳，军人捣乱，不久即歇业。1931年，贵州开始有有声电影，贵阳的第一家电影院明星电影院（院址在今中华南路）在贵阳放映《一个红旦》，此后，神光、群新、贵州等影院也陆续放映有声电影。

戏剧演出之路

中华南路是贵阳乃至全省“新剧”演出早，场次和观众多，影响最大的一条街道，当年在该路上演了一幕幕传奇动人的故事，前来看戏的观众成千上万。黄齐生（贵州安顺人，达德学校校长、爱国教育家）是我省“新剧”的开拓者，达德学校的戏剧，大都由他编写，剧情多是根据历史题材并结合当时的形势进行编写的，所以深受观众的好评。

1911年9月24日，达德学校首演《大埠桥》，该剧表现了抗清英雄何腾蛟《贵州黎平县人，明末大臣，曾任湖广总督》的英勇事迹。当时，贵阳老百姓还不知道新剧是什么，感到很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赶来中华南路争相观看，整个大院子挤得满满的。1913年上演的《维新梦》，1914年上演的《丁文成诛奸》，这两剧的演出，使成百上千的贵阳人前来中华南路一饱眼福。1915年9月2日，黄齐生编演的《亡国恨》、《共和鉴》分别叙述了朝鲜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故事和美国华盛顿抗击英国独立的故事。演出时，黄先生书写“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八个大字悬挂于戏台两边，并在幕前致词，充分进行了爱国宣传，以激励人心。1916年7月，为庆祝护国运动胜利，达德师生又上演《恢复共和》，连演6天，观众达4000多人。演出期间，时值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先生的夫人李蕙仙（贵阳人）女士来黔探亲，亦欣然前来观看演出，并致送学校师生一部梁启超著的《国民浅训》。1918年，又7次公寓《林则徐禁烟》，演出期间，盛况空前，观众场场爆满。1919年起，达德学校的话剧演出蔚然成风，在达德学校的推动下，贵阳的许多社会团体和学校亦纷纷编演话剧，演出《山河泪》等，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宣战。抗战爆发后，贵阳地区戏剧活动受达德的影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上演了《生死关头》、《有力出力》、《送郎打日本》等，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宣传了反帝反封建，传播了新思想，提倡了新文化，鼓舞了贵阳人民的抗日斗志。

名人驻足之路

胡蝶题匾挂此路。20世纪40年代，“电影皇后”胡蝶来筑拍摄影片《建国之路》时，住在中华南路附近的科学路贵阳招待所里，当她听说中华南路上的阿嘛相馆的照相技术好之后，邀请“阿嘛”给她拍照，阿嘛派出彭千里给她拍照，胡蝶看到照片后，既惊奇又满意地说：“贵阳还能拍出这样好的照片啊！”，彭请她为相馆题字，她欣然在彭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下“阿嘛照相馆”，阿嘛把它塑在门面的匾额上，轰动了贵阳城，很多老百姓前来中华南路观看拍照，相馆将胡蝶的题字做招牌一直沿用至今。

徐悲鸿名画在此路义卖。1941年12月，徐悲鸿教授应印度国际大学校长，世界著名学者泰戈尔的邀请，在新德里国际大学讲学后回国途经贵阳，住在贵阳社会服务处招待所，为了帮助战时后方兴办教育事业，他不顾旅途疲劳，在中华南路“三青团”（地址在智诚百货大楼与达德学校旧址之间）大礼堂为募集力行中学基金会举行义卖，展品以画为主，兼及花鸟虫鱼。当时很多贵阳人前来中华南路观赏，争购者络绎不绝。

田汉住在中华南路上。1944年秋，著名歌词剧作家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作者）与妻子安娥在紧急疏散期间，由桂林来到贵阳，住在中华南路黑神庙（今达德学校旧址）里，他在这里不为窘境所迫，为了安置湘桂流亡来筑的文化人，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参与文化人的救助工作，并组建了一支戏剧团体一民教剧团。当地了解达德学校的校史后，写下了“通过这些文献，我才知道这便是许多贵州革命家的摇篮”。

马思聪在此路品尝“一品大包”。1946年春，马思聪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他创作的《民主大合唱》在省艺术馆音乐厅公演。排练的最后一天下午、马亲自指导排练，因时间拖延较久，误了晚餐，于是马便与演剧队的人员就近到中华南路的“老不馆”吃馄饨和“一品大包”。马先生品尝了“一品大包”后，十分欣赏，赞不绝口，此后，他便偕夫人经常光顾“老不馆”。

2000年大年初一，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看望贵阳交警

朱镕基中华南路上慰问交警。2000年2月5日，正值龙年春节初一，在全国人民万家灯火团圆的欢乐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地处西南边陲的贵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贵州贵阳各族人民，同农民、工人和干部群众一起，欢度龙年春节。11时20分左右，当车队缓缓来到中华南路电信综合大楼前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朱总理下车来到路中间的岗亭前，向正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交警黄超等握手并表示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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