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府贵阳县贵阳市
有首民歌曾风靡一时,令贵阳人很是怦然心动,歌曲唱道:“我在贵州贵阳府……”历史上的贵阳,的确有个“府”。
“贵阳”这个词成为这个国家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始于隆庆三年(1569)——比贵州建省晚了许多——这一年,明中央政府正式公布了“贵阳府”这一设置。
“府”自唐开元以来就是一级重要的行政区划,级别在省之下、县之上,比州的地位又要高一些。从隆庆至清末,贵阳一直是“府”(一度为“军民府”),作为“府”机关所在地的贵阳城,则设置有贵筑县。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贵阳府终在民国3年(1914)被废除,改设贵阳县。在全省诸县中,贵阳县被作为“一等县”(当时的县共分三等),这自然是因为省政府衙门设在贵阳县的缘故。奇怪的是,贵阳县的户籍、民政、兵役、治安等诸多事务,却由省警察局一手负责,与县政府无关。
民国26年(1937),贵阳县升格为省直辖。
既然贵阳成了“县”了,城内的那个贵筑县就得自谋出路了,它先是搬至扎佐,继而迁至息烽,于是乎有了息烽县这一区划。
贵阳的“府”没有了,原先府下面所辖的贵定、龙里、修文诸县,定番、广顺各州,便也“划拨”了出去。此后的岁月里,贵阳县区域也几经调整,总体上分城内4个区、城外6个乡(一度为9个区)。
本来,按民国时代的规矩,省政府的衙门所在地应该设作“市”,可贵州省的省城却叫贵阳县。有人拿出国民政府有关“市”的组织法来讨说法,以为贵阳理当设市。故民国19年(1930),贵州当局打报告给南京政府,要求设立贵阳市。报告是交上去了,却一直没有音讯,显然是无暇顾及。
民国25年(1936)4月25日,蒋介石从昆明飞抵贵阳,且一呆就是好多天。但他的此行完全与贵阳的设市无关,因为那时有红军的队伍正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出没,委员长正忙。不过,贵阳设市的事还是热闹了一阵子:是年5月,贵阳城内甚至还成立了一个“贵阳市筹备处”。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了,可仅仅两个月后,这个“贵阳市筹备处”却莫名其妙地被改为“贵阳市政工程处”,隶属省建设厅管辖——跟贵阳的建“市”的事完全搭不上界了。看来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贵阳热他南京不热。
抗战爆发后,作为“陪都”近邻的重镇贵阳,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单位、医院学校迁入贵阳,人口激增,经贵阳去重庆、成都、昆明的流动人口,每日更是以数万计,贵阳的繁荣程度也达到了空前。民国27年(1938),贵阳县人口为12.3万人。抗战爆发后,贵阳人口激增,到民国29年(1940),贵阳县人口已近18万人,两年后更是超过了20万人。
鉴于此,民国30年(1941)5月,贵州当局再次将设市的报告呈报国民政府。这一回总算是等到了上面的恩准,同意贵阳设市,简称“筑”,连首任贵阳市长是谁也不劳贵州当局“麻烦”,一并确认了(这位首任市长叫何辑五,他有个大哥叫何应钦)。细细算来,这一次的申报和获准,离上一次递交要求贵阳设市的报告已过去了差不多12年了。真是光阴似箭啊!
贵阳成为“市”了,贵阳县当然就得撤销了,于是另外成立了一个贵筑县。
那时整个贵阳市有多大呢?当时市政府的一份“市区规划报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今天如果以城北的贵山为起点,按大家熟悉的地名记,那时的贵阳市大约包括了冒沙井、大营坡、百花山、打鱼寨、汤巴关、图云关、太慈桥、小车河、五里冲、鹿冲关、三桥、马王庙、下五里、杨柳井等以内的地方。
圈子以外的地方,如中曹、花溪、青岩、乌当、沙文等等地方,就不属于贵阳了,都划归到了贵筑县。贵筑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在今天的花溪中心城区,那里的那条街今天还叫做贵筑路。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从“府”到“县”,从“县”到“市”,400多年的风风雨雨,贵阳,这一路走得够颠簸的!但这一切毕竟是贵阳的风、贵阳的雨,更是贵阳人的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