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府中学堂”到贵阳一中
在贵阳的近代教育史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贵阳府中学堂”,是值得一提的。是年,这所贵阳最早的新式学堂正式开课授业,校址在贵阳城北,当时称作“北书院”(即原云岩区公安分局旧址)。创办这所学堂的人叫李端棻。
李端棻,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曾主持过多省高考,任过刑部、工部侍郎(副部长),戊戌变法期间,义无反顾出任礼部尚书(部长)的,是这位李端棻。
最早发现并极为欣赏梁启超,还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的,是这位李端棻。
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把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维新派人物引荐给光绪皇帝的,是这位李端棻。
大声疾呼教育制度改革,全力推动建立近代学制,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的,也是这位李端棻。
2006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被校方列在学校创始人的第一位的,还是这位李端棻(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则屈居第二)。
变法失败,李端棻遭受到慈禧太后一党的严惩:发配新疆。
后途中遇赦,李端棻返回贵阳,时已69岁高龄。回到贵阳的李端棻依然不忘推行新政,公开宣传培根、卢梭的思想,一时震惊省城。
创办“贵阳府中学堂”,是李端棻晚年对家乡贵阳的一大奉献。
光绪三十年(1904),李端棻在贵阳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终身积存的1000多两白银全部捐给了这所中学堂。
今天,生活在贵阳的我们,应当知道贵阳历史上的这个值得铭记的人物——李端棻。
从光绪二十八年计起,四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所中学堂搬迁到了南明河畔的雪涯路上,更名“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
两年后,它搬到了河对岸一个叫两江口的半岛之上。
30年后,它被改称做“省立贵阳高级中学”。
又过了14年——公元1950年,它和其他几所学校合并,被命名为“贵阳一中”。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建于两江口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
这是一所全新的学堂,此前贵阳城的学校往往都是利用过去的祠堂、庙宇来作校舍,而它则完全是按照近代学校标准建设的。
它不仅有多间教室,还有一间阶梯教室(当时称“理化讲堂”),这无疑开了贵阳学校之先河。
它还拥有大礼堂、大操场、自修室、理化器械室、藏书楼、阅览室、7间食堂(兼室内运动场)、48间学生宿舍和18间教职工宿舍,还有浴室、理发室等。
因为学校搬到了一座半岛之上,为师生往来方便,学堂特地添置了一艘一次可容纳四五十人的木船,在南明河位于今一中桥附近的两岸,架上钢缆,用以接送师生,算得上是“校船”。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垂柳轻抚的南明河上,每天,学校的船工都架着这艘渡船,载着一拨拨年轻的学子,渡过宽阔清澈的河面,进入那青砖灰瓦的校园,去叩响那知识殿堂的大门……啊,这是何等令人遐想的画面!这艘船一直摆渡到1960年代初,才完全由一中桥、朝阳桥等所取代,但渡船依然拴在学校的码头上,后一次洪水中被冲毁。
我们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是贵州历史上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学”,不仅在于它的硬件,更在于它的软件,这从它所开设的课程就可知道:国文、外语、物理、化学、算学、地理、历史、博物、美术、体操、法制理财、读经讲经、修身品行等,学制4年。
首批进入该学堂学习的是51名来自贵州全省各地的年轻学子。两年后,在读的学生达到300人。
被称作“教员”或“教习”的首批传道授业解惑者,那时也都十分年轻,从二十来岁到三十来岁。
我曾看到过“贵阳府中学堂”创设第一年的一份教员名单,这些教员是:任可澄、李增裕、孙世杰、景方桢、黄禄贞、孟光炯、姚广崇、蔡岳和落合兼光(这位来自日本的外语教师,显然是贵州最早的“外教”)。这里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是一种纪念——他们都是贵州近代教育最早的教师,可谓开创者、先行者、探索者,他们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敬仰。
在他们之后,相继在这所学校任过教的,还有公认的中国逻辑学的先驱王延直、书法大家严寅亮、贵州师范教育开拓者尹笃生、白话文教学的倡导者潾秋鹗、民国中小学教材著名编辑人王和叔、地方志专家杨恩元、语言文字学家向义、数学家周步瑛……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一流的学者和专家,同时也是一流的教师。他们使我想起这所学校历史上最早的一首校歌:“共仰天行健,筚路蓝缕,缔造永勿忘……”
是的,永勿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