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科学家

程乾生

（1875—1937），名培元，字乾生，号荃荪，以字行。贵阳人，家住城北螺蛳湾（今河南街）。父亲程子光为基督教福音堂长老，程乾生为基督教徒。光绪十七年（1881），随亲友到重庆，在教会开设的宽仁医院做杂务，刻苦学习英语，几年后开始学习生理解剖、药物化学及西医内、外、妇、儿各科、并在门诊和病房见习，得英国医师潘惠亷博士赏识。在重庆十年后，随潘惠亷博士到上海宽仁医院行医一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回贵阳，在亲友及社会各方资助下，到重庆、上海、香港等地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开业行医，成为贵阳第一个中国西医，他本着基督教“爱人如己”、“济世活人”的精神为人治病，不挂牌，不打广告，收费低廉，对病人一视同仁，对贫苦病人还免费看病送药。医术高明，又懂中医，急则用西医治疗，缓则从中医调养，求医者门庭若市。当时贵阳吸鸦片的人多，致使其身体虚弱，甚至家破人亡。程乾生耐心劝告他们戒烟，并制成戒烟丸相赠，挽救了不少的人。为了推广西医，扩大西药房，制配各种合剂、酊剂、软膏和蒸馏水，将拉丁文药名译成中文，仿照中医处方开药，并向病人解释药品的功用。他的妹妹从湖南常德广德医院护士学校归来，又增设西法接生。

辛亥革命后，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民政卫生科长和军医，以后在公立政法学堂、模范中学作校医。嗣后，内地会在飞山街陈公祠创办福音医院，聘程乾生入院应诊，被称为“大国手”、“大名医”。他将儿子程本礼送到上海同济大学学医，又鼓励乐嘉藻之子乐景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使西医在贵阳后继有人。后来乐景武在贵阳开设第一所私人医院。1937年1月22日，程乾生因治病时感染猩红热病，在贵阳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施今墨

（1881—1969），原名毓黔，字奖生，生于贵阳。十三岁从舅父习中医，二十岁即可独立行医。但父亲力主他入仕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他送入山西大学堂，后转入山西法政学堂，三十二年（1906）保送入京师法政学堂。在京结识黄兴，加入同盟会。中华民国建立，黄兴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施今墨协助黄兴制定《陆军刑法》、《陆军审判章程》、《陆军惩罚令》。后在山西组织尚志学会和尚志学校，1917年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1919年创办香山慈幼院。眼见政局多变，社会腐败，1921年决心弃政从医，悬壶济世，自改名为“今墨”，以表崇尚墨子“兼爱”精神，并将“黔”字分写为“今墨”二字，以纪念诞生之地贵州。

1929年国民政府拟废弃中医，施今墨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收回成命，并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以焦玉堂为馆长，施今墨为副馆长。1932年，施今墨在北平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自任院长。办学的宗旨是培养高质量的中医人才，使中医发扬光大，主张兼容并包，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课程以中医理论为主，讲授《内经》、《伤寒》、《金匮》、《难经》和《温病条辨》，开设西医的生理、病理、药理、解剖、内外科、细菌学等课程，加开日语和德语。华北国医学院开办几届，每届四十人，共培养中医六百余名，贵州名医袁家玑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对中医进行考核，聘请医术高明、德高望重的名医为主考官。北平选出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为主考官，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1945年，施今墨作为华北医药界代表，当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提出了“整理书籍案”。1949年，施今墨拒绝国民党“敦请”台湾，于9月与三十多个“立法委员”申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部部长傅连暲拜望施今墨。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施今墨时说：“施老先生，我想请您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发展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施今墨表达了他振兴祖国医学的愿望和中西结合的主张。周总理听了之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重要的财富”。

施今墨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是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的先驱，对中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他的遗体捐给北京医院，他毕生的临床经验也献给国家“继续为人民服务”，遗稿《施今墨临床经验集》1983年出版。

许肇南

（1886—1960），名先甲，字肇南，号石楠，以字行。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贵阳，四岁丧父，后随母亲移居成都。初读私塾，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后热衷于西方科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官派到日本留学。两年后转赴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成为贵州第一个留美学生。宣统二年（1910）回国，又报考清华第二届公费留学生，再次留学美国。先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电机工程，获学士学位及工程师职称后，又入哈佛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和经营管理。在美留学期间，被推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并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是我国较早成立的科学技术团体。当时，留欧美的多参加“中国科学社”，留日的多参加“中华学艺社”，工程师学会则是首创。

1914年回国，正值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张骞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聘许肇南为教务主任，不久聘为校长，年仅二十八岁。他亲拟《设校旨趣》，制订“持己则以奋勉笃实为归，待人则以仁民爱物为志”的校训，提倡“师生一堂，相为诚勉”的校风。注重学生身体健康、耐劳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招收有“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胜任河海工程事业之劳苦者”入学。所聘教师，必须是“富有工程经验而热心教育”的人。一时间，国内有真才实学的工程技术人才都来此任教，如在柏林工业大学和但泽工业大学攻读水利工程的李仪祉、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的计大雄、在米歇根大学攻读铁路工程的沈祖伟、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的顾维精、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的张谟实、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的杨考述等都来此任教，成为全国一流的水利、电力、土木工程高等技术学校。许肇南担任七年校长，多次获得“嘉禾”勋章，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水利、电力工程技术人才。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南京电力紧张，许肇南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创办了南京火力发电厂，并兼任下关电灯厂厂长，开电力工业先河。1921年，出任鄱东煤矿矿长。后到广州任国立高等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并担任广东省长廖仲恺先生的秘书。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宜昌海关监督署监督。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见政治昏暗，“科学救国”的愿望难以实现，弃工从文，不再担任一切职务。先是隐居北平，1940年流亡上海，潜心研究古文字，著有《家学古获篇》、《客敦》、《中庸平义探》、《继志述事》、《古籀统系论》、《梅籀古闇铭识读释略》、《扎探古墓》、《周铮释文》、《馨宋寓斋读书漫志》、《简鲟灵集—经箓论证》等。

新中国成立后，许肇南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六七初度自讼》诗中写道：“瀛海三千界，家山几万重；首搔新岁白，血是少年红。泮涣孤泪，明从国十风。寸心输寸草，敢尚论玄同。”他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参加征集上海百年史料，翻译了外国人写的《上海史》。1960年12月2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邓文波

（1886—1961），名光济，字文波，在日本时取名晴川，以字行，修文县人，著名西医。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取秀才，入修文县学。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派留学生出国，邓光济以官费生留学日本，习完全师范。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两年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法政系，1911年毕业回国。到南京，被误认为是“日本探子”而遭扣留，释放后又回日本。因感政治险恶，改造社会不易，决定改习医学，考入日本千叶医科大学。1915年毕业，以勤奋学习获“精勤奖”金牌，并留在千叶医大附属医院服务，任外科、耳鼻喉科医师。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女医士岩濑妇佐，产生了爱慕之情。

1918年，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拟在贵阳建立一所公立医院，经人推荐，致函在日本工作的邓文波，邀他回省。在日本作医师的待遇优厚，工作条件好，邓文波接信后踌躇再三，终以能为桑梓造福应邀回省。他选定岩濑妇佐为助手，岩濑钦慕邓文波的医术和人品，同意应聘。两人志同道合，在日本采购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不远千里，于1919年春回到贵阳。邓文波被任命为贵州省立医院院长，租借两广会馆（原贵阳三中）房屋作院址，以门诊为主，病床不多，医师仅邓文波和岩濑两人，并结为夫妻。起初贵阳人多不相信西医，邓文波主动为人治病，亲自出诊，不少疑难病患者得到精心治疗而痊愈，于是声名鹊起，求医者门庭若市。岩濑妇佐用新法为难产者接生，收到奇效，逐渐得到民众信任，并在省立医院开办“产科讲习班”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培养一批助产士。

1922年，袁祖铭主黔，委任邓文波为省立医院院长兼省长公署军务处军医科长。次年唐继虞主持贵州军政，在贵阳设立滇黔联合陆军医院，邓文波兼任陆军医院院长。1924年省立医院在大马槽（今博爱路）动工兴建新医院大楼，增加病房，购置设备，1927年落成，迁入新址（今贵阳第一人民医院），每月应诊人数达两三千人。邓文波主编《卫生半月刊》，又创办《新医药刊》。省医附设“贵州省妇产婴医科传习所”，邓文波任所长，岩濑妇佐主讲，由各县选送高小以上女生进行培训，毕业一百多名。1931年，贵阳县西医公会成立，推举邓文波为主席。

然而，这位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开创贵州公立医院的名医，竟遭厄运。国民党中央军入黔后，对他进行敲诈，以“账目不清”的罪名将他判处徒刑，1938年出狱后调往前线服役，回贵阳后开设“济生诊所”。邓文波主张中西医结合，编有《中西医临床疗法汇编》和《医药卫生论说集》，列入贵阳文通书局《医药卫生丛书》，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

1949年参加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1950年选为贵阳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为云岩区人民委员会委员、贵阳市政协委员，开设黔灵西路联合诊所，筹建云岩区人民医院并任院长，1961年因患脑血栓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乐森

（1899—1989），字季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于贵阳，家住城北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乐家大院。毕业于贵阳乐群小学，省立模范中学，青少年时代即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志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地质系本科。北大毕业后在翁文灏主持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翻译了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和阿尔纳的《仰韶时代的彩色陶器》。1928年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中山大学副教授。1934年以公费生留学德国，在格廷根大学从赫尔曼·斯密特教授研究泥盆纪腕足动物化石，又在马堡大学从鲁道夫·卫德肯教授研究四射珊瑚及中生代有孔动物化石，获博士学位，为古生物研究奠定坚实基础。1936年回国，仍回中山大学任教。

1937年回到贵阳，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洽谈贵州煤矿开发事宜，对贵阳和安顺地区的地质矿产作了大量调查，为贵阳林东煤矿和安顺轿子山煤矿开采提供科学依据。1940年建立贵州矿产探测团，乐森任团长，与蒋溶、张祖还、罗绳武等考察了梵净山金矿、标水岩铜矿、万山汞矿及贵州的煤矿、铁矿、汞矿、白云石等，发现了黔中铝土矿、遵义锰矿，编制了《贵州地质矿产纲要》、《贵州煤、铅、汞、铁四大矿产概要》、《贵州地质略图》、《贵州矿产分布图》。1944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在贵阳召开，全国百名地质学家云集贵阳，乐森在会上宣读了《贵州地质纲要》和《贵阳附近地质构造》两篇论文，这次年会是抗战期间地质界的一次盛会。1945年贵州矿产探测团撤销，重建贵州地质调查所，乐森任所长。同年，贵州大学设立地质系，丁道衡任系主任，聘请乐森为教授，培养了贵州第一批地质系学生。

1950年，乐森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古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丁道衡去世，接任重大地质系主任。此间，西南地质调查所成立，黄汲清任所长，乐森任副所长，组织西南各地的地质调查工作，足迹遍及川、滇、黔省，为新中国寻找丰富的宝藏。

乐森在地质科学上建树良多，主要是古生物及地层学。他创立了不少地层名称，如贵州遵义奥陶纪“十字铺页岩”、广西“寺门煤系”、云贵晚石炭纪“马平群”、贵州郎岱“茅口灰岩”等。撰写了《中国南部海相泥盆纪下统上部及中统下部地层的划分》、《华南广西省早泥盆、石炭系分界问题的探讨》等文。他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对珊瑚的研究尤为精专，被誉为“乐珊瑚”。他在四川江油首次发现节甲鱼化石，被命名为“乐氏江油鱼”。他调查了广东、广西、江西、浙江、四川、贵州的地质矿产，发现了茂名油页岩、合山煤田、西湾煤田、武宜锰矿、钟山锡矿、丰顺热泉、海南岛铁矿及西沙群岛鸟粪沉积，在找矿上作出许多贡献。乐森从事地质教育60年，先后在中山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原北京大学地质系1952年与清华、北洋大学地质系及唐山工学院合并为北京地质学院，北大仅存地理系。1955年，教育部决定重建北大地质系，地质部长李四光推荐乐森负责筹备，先在地理系建立地质学、古生物学教研室，1964年正式成立地质系，乐森为系主任。经过30多年苦心经营，北大地质系设有古生物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及地质力学、岩矿及地球化学，地震学四个专业，设有6个硕士点和3个博士点，培养了2000多名本科生和138名研究生。1983年是乐森教授从事地质及教育工作60年，又逢他85岁寿辰，北大地质系与中国古生物学会联合举办了祝寿和学术讨论会，以“探宝藏，足迹遍西南；育英才，桃李满天下”概括了乐森光辉的一生。

乐森是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1989年在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罗绳武

（1899—1969），字幼梅，贵阳人。1919年在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生到北京学习，初入北洋大学采矿系，后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5年罗绳武在北大毕业，后在东北鞍山、本溪及湖北大冶等地进行矿产考察，1926年回贵州，在中学任教。1929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黄汲清、王曰伦等来贵州作川黔铁路地质调查，邀罗绳武参加，经丁文江推荐，在贵州农矿厅（后改实业厅、建设厅）作地质工作，勘查了炉山翁项油苗、纳雍煤矿和铜矿，并对贵州西部玄武岩两次喷发提出了新的见解。1935年，贵州省政府邀请地质学家朱庭祐来黔，成立贵州地质调查所，王曰伦、吴希曾、熊永先、罗绳武参加。1936年地质调查所撤销，朱庭祐等离开贵州，地质工作并入建设厅，由罗绳武负责，他综合了贵州矿产状况，编制了《贵州各县矿产统计表》，并编绘了1：100万《贵州金属矿产分布图》和《贵州非金属矿产分布图》。1937年乐森回贵州，与罗绳武一起勘查了威宁、赫章、大定等地矿产，发现了贵州的钴矿和石膏矿。

1940年，贵州矿产勘测团成立，乐森任团长，邀请蒋溶、张祖还、罗绳武参加，对贵州地质矿产做了大量工作，发现了黔中铝矿、梵净山金矿和铜矿、黔中煤矿、遵义团溪锰矿等，编制了《贵州煤铁分布图》及《黔桂铁路麻江地段地质矿产初勘简报》。1945年贵州矿产勘测所撤销，乐、罗二人重建贵州地质调查所，继续调查贵州的铝土矿、铅锌矿、煤矿、铁矿、汞矿，编制了《贵州地质概述》。

贵州解放后，罗绳武任贵州省工商厅工矿处工程师。后为工业厅地质勘测处工程师兼副处长。1957年贵州省地质局成立，被任命为地质局总工程师，全省形成了8000多人的地质矿产队伍，大量普查勘探了锰、铁、铝、汞、铅、锌、磷等矿产。1958年参与贵州工学院筹备工作，创办贵州工学院地质系，亲自教授构造地质学和地质制图课程，建立乌当实习基地，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注意培养青年教师。

罗绳武在贵州从事40年地质矿产工作，对贵州地质矿产情况了如指掌，被称为贵州地质矿产的“活字典”。铝土矿的发现是其一大功勋。1941年与蒋溶最先发现黔中铝土矿，1950年与冶金专家徐采栋研究贵州铝土矿的开采与冶炼。罗著有《贵州铝土矿》，徐著有《贵州铝土矿试验报告》。1956年罗又组织铝土矿的普查、勘探，1958年提出《修文铝土矿小山坝矿区最终储量报告》，为贵州铝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磷矿的发现又是其一大贡献，1953年罗绳武通过预测分析与现场调查，首先发现遵义磷矿，1955年发现开阳磷矿，此后又组织地质队普查，发现瓮福磷矿、织金新华磷矿，对贵州磷矿开发作出重要贡献。遵义锰矿、威宁钴锰矿及凯里油苗的发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罗绳武是贵州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九三学社贵州分社组织部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9年11月9日病逝，享年70岁。1987年，《贵州日报》发表《贵州地质开拓者罗绳武先生》的文章，表彰他对贵州地质矿产工作的功绩。

花莱峰

（1900—1966），字蓬瀛，贵阳人，为清代循吏花杰之后。早年在贵阳私立存诚小学、省立模范中学读书，喜欢自然科学。1918年，贵州省财政厅招考公费留学生，花莱峰以优异成绩派往日本留学。初在东京补习日文，1920年考入福冈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气工程，后毕业于东京日本帝国大学。1925年回国，在江苏威墅堰发电厂作技师，次年回贵州，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

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拟在贵阳创办电灯厂。早在袁祖铭当政时，就派王电轮、蔡衡武代表贵州向美国购置了一台75千瓦电机，后因时局多变，搁置镇远。省政府参议张彭年向周西成建议，将搁置镇远几年的电机运到贵阳安装。周西成命省立贵州大学教员刘守一前往镇远查看，发现机器问题不少，不能安装使用。他如实报告周西成，周大为不满，改派花莱峰再去查看。花莱峰在日本专门学过电机工程，又听了刘守一先生的意见，反复琢磨，认真思考，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认为这部发电机可以修复。周西成决定成立贵阳电灯厂筹备处，任命花莱峰为筹备处主任兼工程师，限期发电。

花莱峰来到镇远，将机器拆开，分装成箱，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人挑马驮运到贵阳。随即到武汉购买所需器材，请来安装技工，在南明河畔甲秀楼附近的武侯祠建厂，半年竣工。1928年，周西成下令中秋节必须发电，否则拿花莱峰是问。花虽有专门技术，但开机后会发生什么故障很难预料，坐立不安，但他终于镇静下来，仔细检查机器，作好排除故障的准备。中秋节到了，周西成在官邸大宴宾客，等待发电。夜幕将临，贵阳的第一盏电灯终于亮了，一时传为佳话。

花莱峰虽然获得成功，但并不居功自傲，更不以此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保持谦逊态度，逢人便说：“我的成功，有刘先生一半功劳。如果不是刘先生首先发现问题，我贸然接手，必然有许多考虑不周之处，说不定发不出电来，甚至遭到横祸”。这种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了一种科学家的高贵品质。贵州电气局成立，花莱峰被聘为总技师兼贵阳电灯厂厂长，经过几年努力，电厂初具规模，贵阳有了电灯，人们称他为“光明使者”。

1930年花莱峰参加中国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团，主要考察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回来后在省建设厅任科长，主管公路建设，兼任川滇公路赤水威宁段督工处处长。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急于修建贵州三穗至广西桂林的桂穗公路，任命花莱峰为工程处总段长，经过7个月建成了贵州段136公里的公路。

花莱峰在建设厅工作期间，在达德学校、贵阳女中、毅成中学授课。1941年起辞去公职，从事教育工作。先在贵阳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任教，后任贵大附属工业职业学校校长，1945年受聘为贵州大学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教授，兼贵州大电厂厂长，1950年又兼贵大总务长。1953年院系调整，调云南大学。次年调昆明工学院电工教研室主任，教授直流电机、电工学、矿山电气设备等课程。“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身心受到摧残，1966年10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66岁。1978年平反昭雪，追悼会后将骨灰安放到黑龙潭公园的山峰上。1979年，夫人蔡俊芳将骨灰运回贵阳，安葬在观音山麓。

罗登义

（1906—2000），贵阳人。1924年于贵阳南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学生期间即在学术刊物《学艺》上发表多篇论文。毕业后回贵阳，在省立贵州大学任教。1930年回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做助教，4年中用中文、英文发表学术文章20余篇。1935年，得中华文化基金资助留学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深造两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副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南下，先后在江西南昌农学院、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大、北师大、北洋大学组成）任教。1940年至1946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农业化学系主任。1947年任国立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改任贵州农学院院长，评为国家一级教授，直到1984年退休。

罗登义是著名的农业化学家，营养学家。他以《高粱蛋白质之研究》毕业于北京大学，继后又发表《窝头之现代营养学认识》、《华北膳食中的蛋白质问题》、《黑小豆与数种谷类蛋白质间的补缺作用》等论文，出版了《蛋白质的营养化学》一书。他对179种蔬菜、水果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实验，发现野生刺梨中含有丰富的丙种维生素和乙种维生素，这一科研成果受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高度重视，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科技》中将刺梨称为“登义果”。他用中、英发表营养学论文58篇，出版了《刺梨》、《农业化学》等7种专著，获国家及贵州省科学奖7项。1963年，罗登义主持国家科委和农业部联合下达的“果品营养价值研究”课题，并在贵州农学院建立生化营养研究室。在他的指导下，贵州农学院又建立了刺梨研究所、麦作研究所、森林生态研究室。

罗登义的学术成就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他担任过贵州农学院院长兼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贵州科学普及协会主任委员、贵州省科学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院长，中央卫生部营养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科委副主任。

罗登义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贵州分社主任委员，1995年以90岁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贵州省一至五届政协委员，又是贵州省一至三届、五届至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三届、五至七届代表，1980年当选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退休后，仍为贵州农学院名誉院长、省科协名誉主席、九三学社贵州分社名誉主委、贵州大学名誉校长。2000年8月17日在贵阳病逝，享年94岁。安葬在贵州农学院桐木岭职工公墓，刻有自撰墓志铭。文曰：“葬我于桐岭之阳兮，望我乡邦。乡邦之繁荣昌盛兮，守我学庠。学庠弦诵不绝兮，慰我无央”。

熊毅

（1910—1985），又名熊其毅，宣统二年（1910年）生于贵阳。父亲熊继成清未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农业学校校长，对熊毅后来的学术生涯颇有影响。他早年就读于贵阳模范中学，192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北大农学院农业化学系。1932年北大毕业，被推荐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任助理员、技正、研究室主任。1947年留学美国，1949年在密苏里大学土壤系取得硕士学位。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中美关系尚处于紧张状态，他不仅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而且排除种种阻挠，绕道日本回到广州，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科学家，回国后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任研究员，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东北进行土壤及粮食增产考察。1954年担任中科院土壤调查队队长，率领百余名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行土壤普查，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他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华北平原土壤综合治理的重大课题。经过调查，发现了这一地区最大的矛盾是灌溉与排水，因雨量少必须进行人工灌溉，但若引黄河之水灌溉，又势必造成土壤的盐碱化、沼泽化，于是提出“井灌井排”的措施，对华北平原土壤改良和农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毅是一个有理论、有实践的科学家，研究领域很广，包括土壤物理化学、土壤矿物学、土壤生态学、土壤发生学及土壤分类、土壤肥力、盐碱土改良、水稻土研究等，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还担任权威学术刊物《土壤学报》和《环境科学学报》主编，主编我国第一部土壤学专著《中国土壤》，主持编写《华北平原土壤》、《华北平原土壤图集》、《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等书，创办《土壤》杂志，198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科院设院士前称学部委员）。

他开创了我国土壤胶体化学的新领域。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从硅、铁、铝的含量和阴离子交换的角度研究土壤。留美期间，运用X光衍射对土壤胶体进行化学分析。他把土壤矿物胶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土壤有机复合体”研究的新学科，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科学论文，如《中国各主要土类胶体部之组成》、《中国土壤胶体特征》、《土壤胶体的矿物组成及其发生分类学中的意义》、《黏土的矿物组成》、《土壤有机复合》等，主编《土壤胶体》一书。作为中国土壤学专家，先后到苏联、巴基斯坦、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熊毅是我国环境科学的开创者，很早就致力于土壤生态系统研究，把保护环境、改造自然与生态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为人类提供优质、高产的生物产品，并建立洁净、舒适的生态环境。由于他在环境科学上早有建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主编《环境科学学报》。1980年，四川发生特大水灾，《人民日报》记者对他进行采访。他说：“洪水严重，主要是与大气环流造成的暴雨有关，但是，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不能纳水，也是造成危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总是离不开环境的，但是，人们经常在改变和破坏环境，破坏环境主要是破坏自然资源，比如，乱砍乱伐，破坏森林；过度放牧或乱垦，破坏草原；盲目捕猎、破坏了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的正常繁衍。森林、草原的破坏，引起气候变迁，造成土壤侵蚀，河流、水库、渠道、港口的阻塞等。”他的观点是超前的，具有科学远见，对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地球有深远意义。

熊毅是上世纪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是我国土壤科学奠基人和环境科学的开创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1985年1月24日，熊毅在南京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中科院南京分院和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向优秀党员、老科学家熊毅同志学习”的决定，表彰他在科学上的卓著功绩和高尚品德，激励人们在科学上努力创新。

张永立

（1912—1972），字懋天，贵阳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张冀卿作过军法官、省政府参议，信奉天主教，通法文。家境殷实，早年在贵阳读正谊小学、模范中学、省立第一中学，数学、物理、英文成绩优异。193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数学系，读书期间即著有《矢算初步》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主办《理工杂志》。

1935年自费留学比利时，在鲁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世界数学会名誉主席瓦尔·甫山教授和物理、天文学家雷美德教授指导下，从事星际分子形成和宇宙线分布理论研究。在布鲁塞尔《科学年鉴》和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单氧乙烯分子的振动模式及频率计算》、《单氧乙烯的拉曼谱》、《C2HxDy（x+y=4）分子的势函数和基频的计算》等论文，成为国际星际分子形成理论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数学函数式后来被命名为“张永立函数”。他以《宇宙线和乙烯分子的振动》一文获博士学位，继又发表《宇宙线的纬度效应和不对称效应理论》、《南北磁纬30°以内之宇宙线锥体》、《无限靠近赤道的宇宙射线轨道》等科学论文，国际学术界把张永立、史马黑、康普顿、勒梅特等列为宇宙线赤道锥体理论的八大奠基人。

1939年回国，在上海震旦大学、大厦大学任教授。1941年回到贵阳，受聘为大厦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教授，担任贵州大学理工学院数学系主任。还当选中国天文学会贵州分会理事长。此间，贵阳文通书局成立编辑所，马宗容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张永立任编辑部主任。他主编《应用科学丛书》，出版了《实用实验诊断》、《农田水利》、《防沙保土》、《中国农业史》、《黔省柞蚕问题》、《民众营养》、《中英法德对照土木工程语汇》等书，还参与编辑《大学丛书》及中小学教科书。

1949年，张永立应聘为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从此定居昆明。云南解放后，任云大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开设理论物理、量子力学、量子场论、物理光学、物理力学、相对论等课程。他还负责筹建云南宜良宇宙线观测站。1960年开始撰写《相对论导论》一书，内容包括狭义相对论、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场论、广义相对论等，1965年脱稿，是我国较早引进相对论的著作，198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继又研究激光理论，著有《激光束的谐振控》一书。

张永立学识渊博、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在理论物理、数学上建树良多，从事大学教育30余年，培养了不少有成就的学生，如数学家秦元勋、越民义，物理学家易家训等。1972年10月24日，张永立教授因心肌梗塞病逝于昆明，终年六十岁。墓碑上刻着：“张永立教授，贵阳市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比利时鲁文大学数学博士，宇宙线锥体理论创建人之一，在分子振动理论、数学、光学等领域均作出贡献。”

袁家玑

（1913—1991），贵阳人，祖父袁训皆、父亲袁平甫都是贵阳名中医，开有“袁体德堂”中药店。自幼受到熏陶，有志悬壶济世。1931年到北平学医，先入北平国医学院，后转入华北国医学院，1935年毕业，随老师施今墨实习一年，颇受器重。1936年参加贵州中医执业考试，名列全省第一。在贵阳协济、普济、同泰等药房挂牌行医，疹治许多疑难杂症很有成就，声名鹊起，被推选为贵阳中医师公会会长，并在国医馆讲授《伤寒杂病论》和《温病学》。

贵阳解放后，被选为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参加土地改革卫生队，组建联合诊所。1956年被任命为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全市中医。1961年筹建贵阳中医学院，次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并开设中医经典课程，把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运用于教学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中医的意见。省批准成立贵州省振兴中医领导小组，副省长张玉环任组长，袁家玑为副组长，并拨巨款发展中医教育和中医药研究。贵阳中医学院不断扩大招生，袁家玑评为教授后培养研究生，1978年升任中医学院院长，1984年为名誉院长。

袁家玑对中医理论有精深研究，尤精于伤寒论和温病学。他认为中医治病有两大法门，外感热病以《伤寒论》、《温病条辨》和《温氏疫论》立论，内伤杂病以《金匮要略》立论。经他潜心研究，结合临床经验，提出了“为医十要”。一、深究医经，继承发扬；二、精勤博览，广集古今之长；三、学以致用，验之临床；四、审病问病，辨证论治；五、灵活论治，师古而不泥古；六、治病求本，分清标本缓急；七、整体观察，重视脾胃升降；八、遣方用药，贵乎精炼平正；九、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十、中西结合，重在融会贯通。他对伤寒论和温病学的研究有独到见解，在中医学界颇有声誉。

他撰有《新病辨证论治的体会》、《冠心病治疗经验》、《治疗中风的点滴体会》、《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灵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体会》、《学习〈伤寒论〉的一些体会》、《矽肺的中医治疗》等文，研制成中药“冠心通络舒郁丸”。主编《贵州民间药草》、《医林拔萃》、《伤寒论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内科学》、《中医名医各方》、《中药名方录》等书，参与审定《内经阐释》、《伤寒论症状鉴别纲要》、《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等。

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第一至三届代表，贵州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和贵州分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贵州分会名誉会长。1991年5月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易家训

（1918—1997），贵阳人。幼年在贵阳读小学，后随父迁居江苏镇江，苏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42年毕业。抗战期间，先后在国家水利研究室、都江堰水利工程处、桥梁设计院工作，又在贵州大学工学院任教。1945年以公费生留学美国，在依阿华大学攻读力学，1947年取得硕士学位，1949年获博士学位。

1951年准备携妻儿回国，书籍行李已托运到中国科学院，不料突遭车祸，女儿致死，本人受重伤，只好留美治疗。不久中美关系恶化，美方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遂成美籍华人。1956年受聘为密执安大学副教授，1958年晋升为教授，1967年获美国工程学院士，1974年获在密执安大学大礼堂作报告的殊荣，并将姓名刻在大礼堂的墙壁以示荣誉。

易家训是国际知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他在美国出版的《流体力学》、《非均一性流体力学》等专著，已由中国翻译出版。他在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受到各国科学界重视，1964年获歌杰赫姆荣誉奖。1977年至1978年度获德国优秀科学家奖，1981年获冯卡门力学奖，1985年获德昌流体力学奖，1989年获欧托拿波特奖。

易家训虽然长期在美国，但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热爱中国诗词、书画，常以李商隐诗词“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他思念祖国的心情。他时常吟诵“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借以表达他对苏州中学的怀念。他家中挂有许多中国书画，不但有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还有贵州书法家陈恒安、王萼华、黄济云的墨宝。

中美关系解冻后，1972年易家训与杨振宁等旅美著名科学家组团回国访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设宴欢迎。以后，易家训多次回国讲学，在国内发表科学论文。1997年，易家训在乘机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心力突然衰竭而病逝，享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