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槐树、小井坎与汇灵巷-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40年7月是个多雨的月份，我的朋友袁永生被八舅差遣，去双槐树巷口那家小杂货铺递送一份折叠好的报纸，临走八舅一再叮嘱不能打开来看，到杂货铺先要看看柜台上宝禄箱里是不是倒贴着一张美丽牌香烟的广告，如果沒有，立刻转身回来，如果有便上前喊一声：“买面包和两盒纸烟”（当时贵阳人把香烟叫做纸烟），铺里人问：“要美丽牌还是强盗牌？”回答：“一盒红美斯干，一盒蓝美斯干”，两句话对上了头，再把报纸递给小铺里的人，然后，人家会给回一张红色的五元法币和两个面包，小面包可以吃了，回来把大面包和钞票交给八舅。永生说这样有点神秘兮兮的事情，以后他还做了好多次。

袁永生和袁家妈妈住在尚节堂内，经常有些婶子大嫂的抱着些娃娃来找她看病，怪的是他们都称呼袁家妈妈叫袁先生。原来，永生的妈妈曾经是在私塾里教过蒙童的老师，是那个时候少见的知识妇女，她知书达理，又兼医术高明，专治婴幼儿疾病远近闻名。早先，她为患儿看病连带给药从不收费，往后几年即令收费，也是相当低廉，生活用度就靠祖传的手艺，做些蜜饯冬瓜条、梅子、柿饼、木瓜、刺梨之类的果品变钱维持生活。老一辈人做的蜜饯曾作为贵州的贡品多次送往京城，特别是蜜饯刺梨，原料是贵州独有的野生果子刺梨，制作工艺繁复，去籽剥筋，用云南碗耳红糖三渍三晒而成，吃在口里能够化渣，由于风味独特，留香长久不同于一般而不愁销路，使得母子的生活虽然清贫，尚无不着之虑。就在那个多雨的夏天，浑身被雨淋湿的永生，提着捡来的半篮煤渣闯回家来，一个穿着藏青哔叽长衫、戴着金丝眼镜、脚上皮鞋黑亮黑亮、提着一根文明棍子的先生正站在堂屋中间，吓得他赶紧止住脚步往后退缩，生怕弄脏了他那身漂亮的衣服。寡居多年平常严谨的袁先生少有笑容的脸上出现了笑意，嘴里连声说着：“不怕，不怕。喊人嘛！这是重庆来的八舅。”随后，袁先生又朝这位八舅说：“这个就是永生。”就这样，平常没有听说有什么亲戚的袁永生，忽然间有了一个八舅。亲切随和的八舅，有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他们成了好朋友。他带永生第一次上理发店清理干净又脏又乱的毛栗头；第一次带永生进电影院开了洋荤看上了电影，随后又给永生买了厚厚一摞带画的小人书，永生有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件白标布衬衣和蓝布长裤……还有从八舅的那些龙门阵里面，永生晓得了还有许许多多像他家一样的穷苦人家，那是因为世上有贪官污吏和欺压老百姓的政府。反正八舅说的不会错，永生一边听一边就把它记在心头。一天，八舅把永生打扮得一身新，把一只装有衣服的籐编手提书包和十来个铜元交给他，叫永生去小井坎（今中华南路）第一浴室洗澡，交代他说进门只能睡第二个床位，籐包放在紧靠床位的茶几上，迅速洗完澡出来，第三个床位上会有一个人也在茶几上放一只大小相同的籐提包，悄悄把他那只籐包提回来就可以了。事情就像八舅说的一样，永生拿上提包刚出了浴室，一群人就冲进了进去，门口立刻围上许多人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地说着是什么侦缉队来抓坏人等等这样那样的话。永生想起八舅的叮嘱，没有停留急忙赶回家来，八舅为了这件事好多天话都少了好多。隔不两天，永生就去双槐树送东西，以后，还去过一些地方送东西取东西，由于次数多了，有些事情的细节已经逐渐淡忘了。过了好一阵，八舅忽然变了样子，穿一身笔挺的黄呢子军装，带斜皮带的武装带上还有一尺来长的宝剑吊在身后，住进了东门外的中央大旅社，把永生叫去，要他火速去华光巷的华光庙给主持大师送一张纸条，向大师借一部《金刚经》赶紧回来。当永生捧着《金刚经》走出巷口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条大黑狗，咬了他的脚跟一口。因为来时八舅交代得紧，也顾不上疼痛和伤处流血，赶忙回到中央大旅社，把《金刚经》交给了八舅。

从那以后，八舅不见了，华光庙的大师也不见了。永生又恢复了捡木渣拾煤渣的平静生活。中间，永生曾向妈妈问起过八舅，妈妈说八舅是去桂林会什么田汉、安娥以及其他的什么文化界的人去了。隔了一些时候，又听妈妈说八舅在重庆被捕了，已经从中央资源委员会押到息烽来，被关在水牢里。永生听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茫然和叹息。解放以后，袁永生考上了贵师，学成毕业分在市内一所小学教书。1953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贵阳，认识了他。由于性情相投，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讲得最多的就是他以往难以忘怀的谜一样的那些事情。平常我们俩一见面，就会先来两句对话：

“买面包和两盒纸烟。”

“要美丽牌还是强盗牌？”

“一盒红美斯干，一盒蓝美斯干。”

然后两个人一起忘情地一阵哈哈大笑。当然，旁人是不了解我们此中的乐趣的，永生在不经意之间，有过的这样一段值得一提的经历，确是值得回味和记住的。后来，听永生说他妈妈生病去世之前，在病重弥留的时候才告诉他，八舅大名叫做贺梓尧，解放以后似乎是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从那以后，八舅那可亲可近的面容又时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有一次，偶然间我和市教育局的陶信椿同志摆谈起这件事。他有些惊讶地说，在解放前他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时候，是知道贺梓尧在贵阳的这些活动的。他高兴地说：“原来去双槐树和珠泗巷送消息的，是这个小鬼呀！”但他同时又表示实在抱歉，解放以后工作了，天各一方，可惜与贺梓尧没有了联系。上个世纪50年代，年轻好玩的我们，谁也没想到写一封信去湖南问问，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舅贺梓尧的影子已经在永生脑海里渐渐淡去，只是每逢下雨的时候，脚跟上的伤疤又隐隐作痛时，才又会再想起他来。如今，人们已摆脱昔日的贫困，正在向全面小康生活冲刺，八舅追求的事业正在实现，永生这时才会念叨：“八舅，您还健在吗？……”事隔大半个世纪的2007年秋天，我在贵州文史馆馆员陈福桐署名的《梧山文稿》一书的文章中，赫然看到贺梓尧的名字，大喜过望之下，急忙与永生一道前往贵州文史馆去拜访陈福桐先生，探寻八舅的下落，陈老明确地告诉我们，贺梓尧早于几年前已经去世。在无限惋惜之余，永生对八舅的怀念更加萦回在心头，久久地难以忘怀。

贵阳地名故事集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