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文学艺术家

宋昂

（生卒年月不详），字从頫，号省斋，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弟宋昱（生卒年月不详），字如晦，号宜庵。他们生活在明永乐至成化年间（1403—1487）。宋氏为水东土司，祖父宋钦于洪武四年（1371）归顺明朝，封贵州宣慰司同知，父宋斌承袭宣慰同知之职，喜读书，常与文士交游，聘博学之士廖驹教授子弟。正统七年（1442），宋昂袭贵州宣慰司同知，廉俭自持，重视文教，为政宽和，与弟宋昱工诗文，著有《联芳类稿》。

宋昂、宋昱兄弟，虽出自于土司之家，而文彩显于中原，成为贵州最先在京师崭露头角的诗人。《联芳类稿》由成化进士、南京吏部侍郎罗玘点定，作序付梓，罗玘在序中写道：“以余所闻，贵州宣慰使宋从頫，则于文章诗赋，振臂敢为之，间能流传四方。其意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宁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秀而能文。”宋昂的《焦溪舟夜不寐》和宋昱的《忆归游》、《山行晓景》等诗，意境幽清淡远，韵致醇厚，流传一时。清初，朱彝尊编选《明诗综》，选录了宋昂、宋昱的诗各一首，并在《静志居诗话》中说：“昂、昱兄弟俱能文。”昂有诗云：“采药难寻蓬鸟路，垂纶却忆鉴湖船”；“疏砧残月孤村夕，衰草斜阳两岸秋”；“风静洞庭高浪远，月明扬子暮潮寒”。昱诗有云：“野戌清秋闻鼓角，烟村日出露松杉”；“数声鸟啼凭欹枕，满地斜阳深闭门”；“卧听笙歌来别岸，起看鸥鸟浴前江”。

谢三秀

（？—1624），字君采，号元瑞，贵州前卫（今贵阳）人，家住南明河畔的渔矶湾（甲秀楼下游一段河湾），宅第名“远条堂”。这一带是晚明时期贵阳文士荟萃之区，有杨师孔、杨龙友父子的“石林精舍”，有“将军诗人”越其杰的“溪园”、越玉岑的“江阁南园”、李芳麓的“西园”、李承明的“呤望亭”、薛文叔的“西崖”、萧秀律的“曲溪”等，诗人们相互唱和，谈书论画，盛极一时。

三秀天资敏锐，博极群书，诗才瑰伟，然科场不利，仅以贡生资格充任教职。万历中，决计放弃仕途，辞去教职，作万里之游，览胜探幽，足迹北至燕赵，南至荆楚，东至达吴越，与当时的名士交游，名重一时的诗坛领袖李维桢（官至礼部尚书）见其诗才横溢，为他的《雪鸿堂诗集》作序，称其诗“触境生情，缘情体物”，读后“得此治世遗音”。戏剧大师汤显祖把他比作天马“飞越峰”，在《送谢玄瑞游吴》诗中写道：“万里龙坃有云气，飞腾那得傍人行”。

谢三秀诗才卓越，品概清超，诗作斐然，一生作诗千余首，集为《雪鸿堂诗集》四卷和《远条堂诗》二卷，这两部诗集在江南刻印，广为流传，故“若吴、若越、若楚、若闽、若岭南、若江右，皆知黔来君采”。诗集已轶失，明未吴中蕃录谢诗56首刻成《雪鸿堂诗选》，清初朱彝尊《明诗综》录谢诗13首，莫友芝搜集谢诗一百八十首，刻为《雪鸿堂诗蒐逸》三卷。谢三秀是明代“黔中诗家之冠”，郑珍说：“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莫芝友说：“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阅二百年，人才之兴媲于上国；而能专精风雅，焦永冲融，驰骋中原，卓然一队，虽前之文恭，后之龙友、滋大，未有先于君采者也。”

谢三秀生于明未乱世之中，写下许多愤世嫉俗反映现实的诗篇，如《安庄夜闻警》、《关岭马跑泉》、《焦溪吟简呈藩参苍麓马公》、《蔺州乱有述》、《村行即事》等，是为“乱世丧钟”、“未世挽歌”，被誉为“天未才子”。

杨龙友

（1597—1646）名文骢，字龙友，号山子，贵州前卫（今贵阳）人。家住南明河畔的渔矶湾的“石林精舍”。父亲杨师孔为万历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工诗文，善书画。少负不羁之才，长于文事，娴于骑射，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万历四十六年（1621）中举，六次会试不中。与贵阳望族马氏之女结婚，是为马士英的妹夫。天启元年（1621），水西土官安邦彦围贵阳，龙友随父守城。天启四年（1624）阖家随父移居南京住在白鹭洲上的桂香居，时年二十八岁。

居南京，对秦淮秋月，流连忘返。偕同父亲畅游天台、雁荡，湖光山色，月影松明，“冲惟相狎，恰如读旧书，见故人”。遍历江浙山水，情随景移，景随情迁，跌宕风流之气，大为抒发，于是为诗、为文、为画，成为誉满江南的风流才子。他是一个“得诗画之中三昧”的奇才，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

杨龙友的诗，天才瑰异，玄谐入微，“纡徐以导远，笃诚以达情，引物连类，广博曼衍”，运思之神，斐然生动，能“景烁千秋而俯仰绝代”，被列为“崇祯八大家”之一。他早年的诗，大都收入《山水移》中，妙在一个“移字，噫噫！山水不移，而移山水者龙友”。后期的诗，收在《洵美堂诗集》，“沉詹淹远，有正始之音”。杨诗脍炙人口，“每吐一字，无不与秋峰竞秀，掷地作金石声”，所以，不少诗作被收入明未付梓的《八大家诗选》。

杨龙友的画，南京城里无人不知，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他的画，能“纳天地灵秀之气”于胸中，自然逼真、悠远而得神韵。执明未画坛牛耳的董其昌，见了《山水移》中的画大为惊叹：“杨龙友生于贵筑，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龙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见其止”。画兰竹是杨龙友的一大绝技，以兰竹自比清高，抒发超凡脱俗的情怀。他的画，不但名噪江南，而且流传日本。

杨龙友的书法，工力深厚而有独创，字如其人，有潇洒之气。他的字从颜体入手，以章草为本，参与米南宫笔意及杨太师、董其昌布白之法，字体方正，豪放俊逸。诗、书、画三者，构成了杨龙友的艺术人生。

杨龙友虽出身官宦之家，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他的前半生，一直郁郁不得志，年逾三十而功名未就。38岁始入仕途，做了个“不入流”的华亭县教谕。过了几年，好不容易才补了个知县，但不久又因营救“复社”文士得罪了阮大铖，成了“罢职县令”。但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担当起天下的兴亡，显出英雄本色。

明朝灭亡后，唐王在南京建立“弘光王朝”。龙友早年与唐王有交，唐王起用他在兵部用事，受命监军京口。他观长江形胜，以为金山踞于大江之中，地控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奏请筑城防御，阻止清兵南侵。不久，龙友升迁兵备副使，分巡常州、镇江二府军务。正当此时，清兵大举入关，长驱南下，扬州陷落，史可法就义。人民惨遭杀戮，造成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及至清兵临江，杨龙友驻扎金山，扼长江天堑与清军隔江对峙。清军以竹木编成大筏，置灯火于筏上，夜半放之中流，大举来攻。杨龙友下令以炮轰击，清兵一败涂地。但大厦将倾，谁也无回天之力。清军以破竹之势，席卷江南，于五月初九乘迷雾潜渡偷袭，迫岸而明军方知，仓皇列阵于甘露寺，遂为清所败。南京失守，弘光政权就此覆灭。

继后，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建立“隆武”政权，以杨龙友为兵部侍郎，不久升任闽浙总督。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衢州告急，龙友提兵驰援。七月，清军蜂拥而至，几路进攻福建，郑芝龙不战而走，吴易兵败被俘，杨龙友独木难支，被逼退守蒲城。他与福建兵备制使孙临合兵一处，欲夺仙霞关以为据点，但关隘已被清军所夺。经过一场血战，龙友、孙临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被清军所俘。清军主将贝勒博洛多再三劝降，二人宁死不屈，于八月二十五日壮烈殉国，时年五十岁。龙友全家妻妾、子女及仆从三十六口，一同赴难。嗣后，孙临的侄子奔蒲城，寻得龙友与孙临遗骸，举行火化，送往安徽桐城，葬于城东三十里的枫香岭，人称“双忠墓”。

吴中蕃

（1618—1696），字滋大，又字大身，晚号“今是山人”，贵州前卫（今贵阳）人，家住贵阳城郊石板哨的芦荻寨。吴氏是世代书香门第，祖父吴淮是贵州乡试“解元”，父亲吴子骐任兴宁知县，与贵阳名门越氏（越其杰）、杨氏（杨师孔、杨龙友）、潘氏（潘润民、潘驯）为世交。崇祯十五年（1644）中举。明亡后，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王朝”，后驻贵州安笼（即今安龙），以吴中蕃为遵义知县，后升为重庆知府，吏部文选司郎中。清军入黔，吴中蕃弃官还家，奉母避于山中，以诗文自娱，清廷以云南知府相许，吴辞而不就。吴三桂为云贵总督，以“复明”为号召，吴中蕃信以为真，入吴三桂幕府。后来吴三桂称帝，暴露其野心，吴中蕃于康熙十八年拂袖而归，重返故里。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立，欲招吴中蕃出山，派人前来威逼，吴乃伪装疯癫，将珍爱的端砚猛掷于地，断为三截，使者信以为真，不再相逼，吴在痛惜中写下《断砚诗》。

康熙十二年（1673），贵州巡抚曹中吉延聘吴中蕃主纂《贵州通志》，因吴三桂反而未进行。三十年（1681），贵州巡抚卫既齐又聘吴主纂《贵州通志》，现存（康熙）《贵州通志》即吴中蕃所纂。吴中蕃一生著述宏富，经史之书有《四书说》，文集有《古龙集》、《响怀堂文集》、《文集续编》，诗歌则有《敝帚集》、《响怀集》、《腐草》和《断砚诗》，又删定《坡仙集》、《明文选》、《明高杨张徐集》，选本有《曹能始诗》、《袁海叟诗》、《龙会》等，还将谢三秀的诗辑为《雪鸿堂诗选》。

吴中蕃作诗千余首，《敝帚集》为其代表作。“敝帚”二字，寓有深意，他写道：“俯仰人群，千古一遇，又安得人梵天经质藏婆竭以永寿哉？是‘帚’也，微独人敝之矣”。吴生活在风雷激荡、世事多变的时代，颠沛流离，漂泊一生。他不愿与世浮沉，与时俯仰，“愿为江上独立之青峰，不愿为天边弄影之明月”，写出许多沉郁、幽怨、愤慨的作品，故“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他的诗，直抒情怀，“见其然，言其已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叹息与悲哀，喊出了“谁能从沸汤，一为扬清波”的呼声。

孔尚任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对同时代诗人多有点评，根本瞧不起贵州诗人，在《官梅堂诗集序》中写道：“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粵、滇得其一，而黔阳（指贵州）则全无。”以此认为贵州无人。但当他看到吴中蕃的《敝帚集》后扫除了“黔中无人”的成见，欣然为《敝帚集》作序，认为“屈子（屈原）之闲吟泽畔，子美（杜甫）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兹果得《敝帚》一集，杂体千余首，即中原名宿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知其中未尝无人”。《敝帚集》一改诗坛对贵州的偏见，“使天下知黔中有诗”，对贵州诗人刮目相看。

周起渭

（1663—1714），字渔璜，又字载公，别号桐埜，贵阳青岩骑龙人。其祖父周可敬为白纳官司长官，父亲周国柱为贵阳府生员。周起渭自幼聪明伶俐，十四岁作《灯花诗》，传诵一时。二十二岁参加贵州乡试，名列榜首，是为“解元”。贵州巡抚卫既齐爱其才，令参加《贵州通志》编纂。总纂吴中蕃为贵州有这样的奇才感到无比欣慰，作诗一首赞扬：“欲觅替人欣已得，可知倒屣自难禁。愿将绝俗超凡事，慰我相期无限心”。

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京赴考，周起渭中三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了京官。初为翰林院检讨，后升侍读学士，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顺天学政，授命参与编纂《皇舆表》和大型类书《渊鉴类涵》。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帝下诏编纂《康熙字典》，以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长玉书和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在二十六名修纂官中，周起渭居于首位。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大壮举，收字47035个，“载古文以渊其字源，列俗体以著其变迁”。他以学识渊博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为皇帝讲经，兼记康熙皇帝言行。继又升任詹士府詹士，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詹事府原是为辅助东宫太子而设的机构，设有满、汉詹士各一人，秩正三品，负责朝会，春秋二季经筵，编修实录，圣训及国史，并随皇帝出巡。

初至翰林院，同僚瞧不起这位来自贵州乡间的进士，以为他生于遐荒，不娴声律。值馆试，周起渭一挥而就，即兴而作《万寿寺大钟歌》。他以歌行体述说了北京万寿寺永乐大铜钟铸造原委，引出了明成祖朱棣篡夺皇位“骨肉相残”的史实，进而抒发明朝“帝王子孙无所处，血溅长陵一抔土”的历史感慨。《万寿寺大钟歌》立意高远，构思精巧，气势不凡，震撼人心，在座大惊失色，从此诗名鹊起。所作《泛舟西湖夜半始归》七绝，脍炙人口，“天边明月光难作，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的诗句颇受推崇，被认为“较东坡别是一格”，“断句入耳，有终生不能忘者”。周起谓的诗歌得“神韵”，创造许多优美的意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在京师“异军突起”，“拔戟自成一队”。康熙皇帝问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当今“诗人为谁”，陈称史申义和周起谓。一向傲世诗坛的毛奇龄，对周很青睐，他在《稼雨轩诗集序》中写道：“贵阳周先生以搂天之才，力持大雅……昔所称风雅之宗，领袖群彦者，非先生欤！”周诗数百首集为四卷，初名《回青山房》，后改名《稼雨轩》、《燕山尘土》，最后定名《桐埜诗集》。周起谓把黔诗推向京师、饮誉海内，“西南大儒”郑珍极为推崇，《书桐埜书屋图后》诗中写道：“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谢三秀）。国朝二百年，吾首桐埜翁。雪鸿宦不达，桐埜寿未丰，天欲文西南，大笔授两公。谢诗春空云，周诗花林虹。吾以二公较，尤多桐埜雄。”

天不假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周起谓病逝于京，享年五十岁。死后无嗣，灵柩由其父周国柱和其弟周起谦运回贵阳，葬于骑龙摆桥山下的松坡，现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他在北京樱花巷的公馆，捐作贵州会馆，贵州人进京赴考多寄宿于此。他当年读书处，称为“桐埜书屋”，在今花溪区黔陶乡。青岩镇思潜村蒙贡寨的高车桥，因系周起渭捐资修建，周官居詹事府詹士，命名为“宫詹桥”。

黄彭年

（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陶庵、晚号更生，道光四年（1824）生于贵阳。黄氏一门四进士，伯父黄辅相、父亲黄辅辰和黄彭年均为道光进士，其子黄国瑾为光绪进士。黄辅辰为清代循吏，为人刚毅，为官清廉正直，凡利国利民之事挺身而出，不畏权贵，敢作敢为，时人称之为“硬黄”。

黄彭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黄辅辰任陕西凤汾盐法道，陕西巡抚刘蓉知其子黄彭年博学多能，聘其主讲关中书院。十年（1871），直隶总督李鸿章聘黄彭年主纂《畿辅通志》并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八年（1882），授湖北襄郧荆道，继改粮储道，次年升按察使，拒绝官场馈赠，严禁官吏勒索，年余结案40余起，使十余桩大案平反昭雪。十一年（1885）调任陕西按察使，十四年（1889）任江苏布政使，创立学古堂。次年改任湖北布政使，创“博学斋”，购书万卷藏于鹿门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卒于任，终年六十六岁。

黄彭年诗文颇负盛名，有《陶楼文集》十四卷、《陶楼诗钞》四卷及外二卷传世。长于史志，精于舆地，著有《东三省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略》、《运铜考略》等书。最受人称道的是《畿辅通志》，始修于同治十年，历十六年而成书。古称京城附近为“畿辅”，清代以畿辅为直隶省之别称，包括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全省。《畿辅通志》凡三百卷，有纪、表、略、录、列传、杂传、识余等部分，以略为主体，包括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等门类。卷帙浩繁，体例严谨、记事详瞻，考证精赅，足补前志（乾隆《畿辅通志》）之漏，纠前志之谬，不失为有清一代名志，被誉为“通志巨擘”。

姚华

（1876—1930），原名学礼，字重光，号茫父，世称“茀堂先生”。光绪二年（1876）生于贵阳，十九岁应童试，以“三鸟群飞一翱翔”的佳作名列县学榜首。二十三年（1897），贵州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后称经世学堂），选拔四十名高材生入学，他以“诧为异才”入选，成为贵州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光绪三十年（1904）成进士，时逢“新政”推行，送日本留学，入东京政法大学。回国后，任工部虞衡司、邮传部船政司主事，从此定居北京。家住北京城南烂漫胡同莲花寺，取居室名为“茀堂”，画室为“莲花龛”，一住二十年。民国初年当选临时议会贵州议员，以后在中华大学、清华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执教。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5年创办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北京美术学院前身）。后因脑溢血使左臂致残，居家著书、作画，画上每题“残臂作”三字。1930年旧病复发，病逝于北平，葬于西直门外姚山。

姚氏之学，本于经史，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小学”（古文字学）。他深受郑珍、莫友芝“汉学”影响，又得良师雷廷珍点拨，精通《说文》，于音韵训诂、金石文字有很高造诣，裴然而有著述。所著《书适》，探求我国文字源流递变。《小学问答》，深入浅出地阐明六书要旨，音韵精微。《黔语》把贵阳方言的特征与民风民情结合考察，观今以证古。

姚华对词曲有精深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菉猗室曲话》校正明代传奇刻本的谬误，考订精确。以严谨的方法，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校勘《六十种曲》。《曲海一勺》为其力作，以发展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认为诗由四言渐变为五言、七言，然后由诗递变为词，由词递变为曲，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对京剧改革多有灼见，为著名京剧演员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等推崇。一生著述宏富，自订文稿三十一卷，题为《茀堂类稿》。

近百年画家中，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堪称大家。姚氏论画，必欲“胸无古人，目无今人”，以为胸无古人则无藩篱，目无今人则无瞻循，“意在笔先，不囿一格”。姚画多山水、花卉，其画得力于书，得境于诗，虚实相生，活脱不羁，情不尽，笔不止，山外浮山，水外绕水，奇兵侧出，墨点如啼痕化鼓声，山鸣壑应，林莽惊风。

姚华画笺尤其精湛。当时北平清泌阁、淳菁阁出售的画笺，大都是陈师曾、姚茫父作画，寥寥数笔，潇洒不俗。郑振铎《北平笺谱序》说：“姚茫父先生之作唐画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铜刻异军突起，“民初琉璃厂刻铜之盛、刻品之精，有赖书画家姚茫父、陈师曾与刻工张寿丞、孙华堂、姚锡久”，别具一格。

颖拓是姚华一大绝技，摩挲碑版、书籍，自出心裁，妙趣横生，实为艺苑的一朵奇葩。颖拓以毛笔、水墨、绢、纸为工具，如书如画地随意涂抹成形，模拟金石造像，讲究传神写照，古朴隽永，富有韵味。郭沫若称赞姚华的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能“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录，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姚华的书法得力于古文、金石，贯穿古今，会通变化，成为艺林之特卓。其书、篆、隶、真、草皆有法度，小楷尤精。篆书用笔遒劲，参与钟鼎之趣。隶书笔势高起高落，“明折潜转”。楷书深得莫友芝“以隶入楷”之法，“方中有圆，体韵不变，酷似北碑”。细字学欧（阳修）颜（真卿），杂以六朝造像风韵，愈细愈佳，精美异常。

姚诗形式多样，各种体裁都能运用自如，具有清新流畅的特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心与物通，情与景融，别有一番情趣。词造诣深醇，才气宏达，题材多面，声律稳贴，小令多于长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与姚华相会，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钦慕都放在心头。姚华将泰戈尔的《飞鸟集》改写成五言韵文，传达了诗人“那时的一点极微妙但极真实的灵机”，徐志摩对此称赞不已。

姚华国学根底深厚，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又通“西学”，在弘扬中华文化上多有创造，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代表人物，“名声冠绝燕京”，是贵州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

谢六逸

（1898—1945），原名谢光燊，字麓逸，后改六逸，常用谢六逸、谢宏徒、何宏图、鲁愚、中牛、路易、路益及路、易、宏、徒等笔名发表文章。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贵阳的一个官宦之家，青少年时代读贵阳达德学校、贵阳模范中学，1917年以优异成绩取为公费生留学日本，在黄齐生先生带领下，与王若飞、刘方岳、李淑元等一同赴日。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常在吉祥寺读书，为日本及欧洲文学所吸引，从此走上新文学道路。读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生活之花》，深有所感，发表了《我为什么创作》的文章，以“多读、深思、慎作”六字为信条。1919年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继又在《小说月报》发表《文学上象征主义是什么？》，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长期流刑》。

1921年，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联名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谢六逸便是第一批会员。次年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社外编辑，“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经文学研究会决议，由他主编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改《文学周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他身材魁梧，仪表庄严，说一口贵州话，被称为“贵州督军”。

他探索新文学发展道路，甘当“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引进外国文学。翻译和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雪莱、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又翻译了《俄德西亚冒险记》、《伊利亚特》、《海外传说集》、《罗马故事集》等书。1923年出版了《西洋文学史》，与冰心的短篇小说集《超人》，同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从此蜚声文坛。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事记》、《万叶集》及志贺直哉、加藤武雄、松村武雄、白鸟省吾诸人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编辑了《志贺直斋集》、《日本近代小品集》、《日本故事集》。所著《日本文学史》，讲述了日本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世、现代文学的发展，而《日本文学》则是评介日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的作品，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权威”。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与周树人、周作人、夏丏尊不相伯仲。

他擅长随笔，尝对人说：“我喜欢用随笔的形式写我自己的感想或介绍国外的著作”，“过去的笔记或随笔之类的文学，往往是从‘闲空’里产生的，不过，我自己所写的小品与随笔，恰好和他们相反，几乎全是‘迫切’时候的叹息。”他的散文和随笔，后来收入了《水沫集》、《茶话集》、《文坛逸话》、《夹板斋随笔》和《夏夜漫笔》。他又写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如《稻草人》、《母亲》、《清明节》、《红叶》、《鹦鹉》等。他认为儿童应“多读几本世界有名的儿童作家的作品”，“使儿童心灵高贵纯化”，于是翻译《俄德西亚冒险记》、《伊利亚特》等书，以有趣的故事，温暖、丰富、启迪孩子们的心。

他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创者。1926年，谢六逸受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科教授，首先开设“新闻学讲座”。1929年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拟订《复旦大学新闻系简章》，开设国文、外语、心理学、逻辑学、统计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又设专业课程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及广告、发行、照相、绘画、印刷等，培养有史德、史识、史才的新闻工作者。他以“无奇不有”四字方针，创办《国民周报》。主编《立报·言林》，提倡一种短小精悍的文字，称为“言林体”，主张“五分钟能知天下事”。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有两次重大选择。他以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成果，留在日本是再好不过的，但毕业后却毅然回国，希望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日本侵略中国后，像周作人等与日本有深交的人被拉了出去，而谢六逸却毫不犹豫地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他倡议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与李青崖、张梦麟、蹇先艾等在贵阳建立分会，在《晨报》创办“每周文艺”副刊，宣传抗日。

1938年，谢六逸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大夏大学任教授，并担任文学院院长，文史研究室主任、社会部主任。1941年应贵阳文通书局总经理华问渠之请，与马宗荣一起组建文通编辑所，担任副所长、所长，兼《文讯》主编，主持编辑《大学丛书》。1943年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中央日报》（贵阳版）研究室主任，又在贵州大学兼课。繁忙的工作使他透不过气来，精神憔悴，心力衰竭，中怀郁结，猝然发病，1945年死于梦里依稀的故乡，年仅四十八岁。他的逝世，使中国文坛“同声一哭”，茅盾、叶圣陶、郭沫若等都著文悼念，贵阳各界举行公祭，纪念著名作家、新闻家、教授谢六逸。谢六逸葬于黔灵后山基督教公墓，1999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谢六逸被列入“贵阳十大名人”之一。

萧娴

（1902—1997），字稚秋，号蜕阅，自署“黔南萧娴”，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于贵阳，家住内城金井街（今富水中路）。父亲萧铁珊为贵阳名士，精于诗文书法，是爱国团体“南社”成员。母亲早逝，萧娴三岁即随父亲到广州，八岁自弄笔墨。宣统三年（1911）三月，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萧娴作为幼童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送消息。民国初年，常随父亲参加“南社”活动，被称为“南社小友”。十一岁从父亲习诗词古文，十三岁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油画，又师岭南画派名师高峰奇学画梅花。

1915年，广州大新百货公司大厦落成，萧娴前往祝贺，写了一幅一丈二尺长的巨联，上书“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又题巨幅横额“壮观”二字。此事在广州引起轰动，惊呼“粤海神童”，宝化照相馆挂出了她的照片，题为“女书家萧娴”，时仅十三岁。孙中山在“南社”笔会上偶遇萧娴，破格把她发展为国民党“特别党员”。

她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宣扬民主，提倡女权，突破了千百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她18岁在书法上已见功底，临写的篆书《石鼓文》、隶书《石门颂》、楷书《石门铭》和金文《散氏盘》都很出色，应邀与谭延闿、高剑父等名宿一起为二沙岛风景区题写碑刻。两年后随父移居上海，拜康有为为师，康对她的书法极为赞赏，欣然作诗一首：“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雄。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台。”认为她的才华不逊于晋代女书法家卫琰和元代赵孟頫夫人管道韫。她后来到香港，书坛巨擘于右任在报刊上著文介绍“女书法家萧娴”，称其“行楷精良，篆隶奇古”，是“卫管复生”、“女书法家中实罕其匹”的奇女子。

1923年与留学生江达结婚，从此定居南京。江虽是工程技术人员，但耿直清高，不慕功名，与她情趣相投，度过美好时光。抗日战争爆发，由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九江、重庆、成都，颠沛流离，惨淡谋生。抗战胜利后，辗转回到南京，居住在玄武湖畔，以鬻书养家糊口。

南京解放后，萧娴进入“革命大学”，鼓励兄弟、子女参军，并将玄武旧居献出，移居百子亭。1954年，夫妻二人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达为江苏省文史馆官员，萧娴为民革玄武湖区支部副主委、文史馆员、南京市政协委员和市文联委员。她多次参加南京市文联举办的书画展，与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合称“金陵四大书家”。“文化革命”中，无奈地为“革命群众抄写大字报，忍气度过了艰难的十年”。

一场劫难过去之后，她又获得新生，在书法创作上进入辉煌时期。她此时已年逾花甲、逢盛世而书法益精，她说：“娴老矣，而书尚不能老。若天益以寿，更奋十年秃笔，则书之老境庶几可及。”改革开放迎来了她的第二个春天，心情舒畅，时间充裕，受人尊重，使她的书法创作迈向艺术高峰。她受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当选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书法协会名誉主席。她的书法，得力于“三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一盘（散氏盘），篆书、隶书、行法、楷书皆精，而以行楷为第一。行楷大字，“笔力雄厚，结字精微，气息浑涵，气势磅礴”，“足以睨视前贤”，卫琰、管道韫的笔力、气韵不足以同她相比，可谓是独步古今的“女书圣”。

萧娴幼年即离开贵阳，数十年不忘桑梓，作书每落款“黔南萧娴”。1983年回到阔别70多年的故乡，在贵阳举办书展。恰逢南京电视台为她拍摄艺术专题片，白头还乡的萧老心情澎湃，赋诗一首：“年年江表度重阳，老去他乡念故乡。想见娄山关上雁，正街明月叫晨霜。”她用篆、隶、行三体写了“真”、“善”、“美”三个愈丈大字，表现了她的书法特点和艺术追求.又奋笔写了“飞檐甲天下，落影秀寰中”的条幅，隐含“甲”与“秀”的意思。1991年再次回到故乡，将平生书法精品百余件“敬献故乡人民”。1993年“萧娴先生书法陈列馆”落成，她第三次回到贵阳，次年在贵阳出版《萧娴先生书法集》。1997年在南京仙逝，享年九十五岁。南京文艺界为之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悼词中说：“萧老的人格精神和艺术作品，都是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的遗产。”

谢孝思

（1905—2008），字仲谋，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贵阳城南太子坡（今石岭街）“谢家花园”。自幼受到书香气息熏陶，喜诗词书画。在正谊小学、达德中学学习期间，书画得贾仲民、马啸澄先生指点。黄齐生先为他指引人生道路，人格道德、立身行事受黄的影响至深。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现代著名大画家吕凤子先生高足。1933年毕业回贵阳，在达德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师范学校任教。1935—1938年任达德学校校长，继承和发扬“达德精神”。抗日战争爆发，谢任“贵阳抗日救国会”总干事，当时宣传抗日的“沙驼剧社”、“筑光音乐会”都设在达德。

1938年黄齐生先生考察延安归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受到当局仇视，师生二人被迫出走云南。不久，吕凤子主持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南京迁到四川璧山，自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召谢前往协助办学，并聘黄为文史教授，二人又将“达德精神”带到正则艺专。1942年，谢孝思与刘叔华结为夫妇，志同道合，诗画共进。后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1946年随校迁往苏州，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务委员、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从此定居苏州。

谢孝思学识渊博，长于诗词、书画。他的画将诗情画意熔为一炉，形神兼备，构图新颖，造型优美，意境深远，继承传统而有创新，尤擅工笔，所画《卢雁》、《秋颜图》、《柏图森森》、《黄山松》及《梅花十万张》颇受称赞。书法功底深厚，以篆为主，间以隶行，字体苍劲古朴，新奇别致。在苏州这个文化厚重、文士如云的地方，谢孝思以其道德文章、书画艺术赢得了苏州文化节的赞誉和尊重。1949年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副主席，前后八届，长达38年。其间，又兼任苏州市文教局长、文化局长、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文联主席，江苏省美协副主席及民主促进会苏州市委副主委。改革开放后，又任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及苏民进州市委主任委员等职。

谢孝思在苏州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苏州园林的修复作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即向政府提出恢复苏州园林的计划，担任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名园须长留天地间”，经过认真查访、精心研究，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了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等“四大名园”，以后又恢复狮子林等30多处园林。寒山寺是苏州古刹，唐代即负盛名，张继《枫桥夜泊》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清代贵阳人陈夔龙任江苏巡抚时曾重修寒山寺，几十年后又是贵阳人谢孝思重修寒山寺，留下“人物风流两贵阳”的佳话。1997年，留园等“四大名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又有五处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谢孝思主编的《苏州园林品赏录》，精辟地概括了苏州园林的特点，向世界宣称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件瑰宝”，是“富有文化历史和诗情画意的综合艺术”。2004年，在谢孝思先生的百年华诞之际，《姑苏晚报》连续三天推出了《世纪老人与千年古城的对话》，饱含深情地介绍了谢孝思先生的一生，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谢孝思对苏州园林修复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该文指出：“为了保护这座古城，无数人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而最不能忘记的古城守护者，就是谢孝思先生”。

谢孝思与刘叔华虽然长期寓居在苏州，而相恋之情弥深。谢在《槿花楼诗文集》中写道：“定居苏州五十余年，而乡音未尝一日改变，乡思未尝一日去怀。”忆昔日往事，写了《我的家庭和幼年》、《进步的达德学校史略》、《黄齐生先生和他的教育思想》。刘叔华《故乡行》诗云：“垂垂入老境，依依恋故园。远去八千里，别来四十年。言归今尝愿，欢心何可宣。”近20年来，两老多次还乡，并将书画作品百数十幅捐赠故乡，在达德学校旧址设“谢孝思刘叔华先生书画陈列馆”。晚年拟回贵阳居住，意愿未了而刘叔华先逝，谢老回苏州后于2008年病逝，享年一百零四岁。骨灰一半撒在太湖，另一半撒在贵阳黔灵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