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近现代实业界人物-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842—1913），字仲芳。祖籍山西永宁，为清初“天下清吏第一”于成龙的后裔，祖辈宦游于黔，定居贵筑县沙子哨董家坝。少时“不悦学”，喜驰马击剑，后到四川依舅父颜国佐，得绵州知州唐炯赏识，随唐炯平咸同起义有战功，授府同知衔，回贵阳后寓居正新街，是家财万贯的士绅。

光绪十四年（1888），与宦绅唐炯合资白银八千两，在正新街开办“同济堂”药房，聘通医理、识药材、善经营的黄紫卿为经理，成为全省著名的中药老字号。同济堂悬挂一块题为“一言堂”的金字招牌，表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言二价”。专销地道药材，如四川的川芎、川贝、川乌，广东的广木香、广陈皮、肉桂，云南的三七，东北的人参，浙江的杭菊，西藏的红花、麝香、虫草及贵州的朱砂、雄黄、石斛、天麻、杜仲，药材齐全，质地优良。炮制中药十分讲究，强调“尊古炮制”，一丝不苟，如熟地必“九蒸九晒”，八宝眼药必碎于“三黄（黄柏、黄连、黄芩）汤”，熬鱼胶、虎骨必用油饼作燃料。按严格配方，制成丸、散、膏、丹等中成药，又制成烫伤药、刀口药、阳和膏免费施舍。药材贮藏精细、售药制度严格，处方上加盖店章，注明药物味数，核对无误，方允包装。包装纸上印有药名、药性、归经、功效、用途及禁忌，分量不差分毫。以此信誉倍增，名声远播，百年不衰，省内外皆称“同济堂货真价实”。

为了抵制列强对我国铁路、矿业的垄断，清末掀起“收回权利”的风潮，认为“利不可假外人，民膏不可外溢”，应当收回路权、矿权。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于德楷等发起创立“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以李端棻为经理，于德楷为助理，周素园为总文案，拟通过集资修筑贵州铁路、开发贵州矿产，筹办矿业学堂，发展贵州实业，但因财力不足，两年后停办。

于德楷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重金资助办学、办报、办官书局。光绪二十年（1894），贵州提督学政严修在资善堂办贵州官书局，并购置大量图书报刊。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乐嘉藻、李裕增等在次南门外雪涯洞丁公祠创办“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引进日本教师和教材，开创贵州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与李端棻、唐尔镛等呈请将贵阳中学堂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贵阳一中的前身。三十三年（1907），又与唐尔镛等集资八千两，创办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报道国内外新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支持贵州巡抚庞鸿书办“贵州官立农林学堂”，积极筹建“贵州农务总会”。于德楷虽是“宪政派”重要成员，但在两派斗争中持中立状态，努力调和双方矛盾。1912年，任可澄、戴戡等引滇军入黔，颠覆“大汉贵州军政府”，其弟于德坤被杀，悲愤成疾，于次年病故，终年七十岁。

华之鸿

（1871—1934），字延宜，又字延厘。原籍江西临川，先祖康熙末年行医入黔，定居遵义团溪，后改作盐业。传至华联辉，经商之外，又读书应试，中举人。同治初年，因避战祸，迁居贵阳。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改革盐政，以遵义人唐炯为盐法道，以华联辉为盐法道总文案，实行“官运商销”，振兴川盐，滇黔盐路畅通。盐政改革后不再做官，在仁岸（今仁怀茅台）开“永隆裕”盐号，在永岸（今四川叙永）开“永昌公”盐号，在贵阳开“永发祥”盐号，成为贵阳首屈一指的大盐商。华家有钱，家财万贯，人称“华家银子”。华联辉是个儒商，认为“钱财乃天地之物”，应当“有济于世”，曾刻书送给亲友和乡人。听说上海有活字印刷，曾派人前往学习，但此人辜负了他的期望，一去不归，事虽未成却成了华家创办书局的契机。光绪十一年（1885），华联辉去世，其子华之鸿继承产业，经营盐号及茅台村的“成义烧房”。

华之鸿于同治十年（1871）生于贵阳，父亲去世时仅十四岁，靠叔父和母亲抚养成人。光绪二十二年（1898）入仕，以贡生拔为仁怀厅儒学训导，仁怀地近四川合江、重庆，信息灵通，从外地购回《时务报》、《仁学》等书刊，接受维新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母亲去世，辞官归里，继承祖业。他牢记父亲的遗教：“钱财乃天地之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擅自选择”，热心公益事业，尤重文教。光绪三十年（1904），与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等将原贵阳府学改为贵阳中学堂，迁往雪涯洞后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的前身），是为贵州最早的中学。光绪三十三（1907）受贵州巡抚庞鸿书的委托，与唐尔镛开办优级师范专科，后又与任可澄创办“宪群法政学堂”，捐资创办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息烽底寨两等小学堂及贵阳私立志道小学。光绪末年被推为贵州商会会长、宪政咨议局议绅。他坚持走维新变法的路，宣统元年（1909）与唐尔镛、任可澄等组织“贵州宪政预备会”。辛亥革命后，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后又任贵州都督府财政司长兼官钱局总理。官钱局后改为“贵州银行”，他是贵州第一个银行的总理。

华之鸿秉承父亲的遗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贵阳文通书局，意在“文通四海”，传播文化。文通书局在全国名列前茅，仅晚于商务印书局十一年，比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都早。他聘请在遵义官书局任事的田庆霖为经理，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订购设备，购回铸字铜模、对开机、四开机、六开机、圆盘机、装订机等铅印全套设备，开印的第一部书是郑珍的《播雅》。开工后，田庆霖又带人到日本学习影印、石印技术，购回照相、制版、石印等设备，于是影印英文教科书、印刷彩色广告、黔币、银票和各种挂图。文通书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设局之初，纸张多由外国进口，价格昂贵，供不应求，于是筹建纸厂。起初，在修文西山华严寺、瞿云寺、小鹿窝建作坊，以竹木作原材生产“西山纸”、“天灵纸”。但这两种纸都只能作一般印刷，精致印刷品还必须靠进口纸。有感于此，华之鸿决意创办机器造纸厂。由田庆霖第三次东渡日本，购回全套造纸机器设备，培养技术工人，又请来五名日本技师。1915年在南明河畔建成“永丰抄纸厂”，制造出“超贡纸”、“超光纸”、“庆霖纸”、“混同纸”等，纸质可与舶来品媲美，除文通书局使用外还远销西南各省。这个纸厂，俗称“华家纸厂”，后改为西南纸厂、黔元造纸厂，1953年改为贵阳造纸厂。

茅台酒自乾隆以后，因盐运繁忙兴盛起来，“黔省称第一”。但咸丰年间，因战乱毁于兵火，茅台夷为废墟。同治元年（1862），华联辉在茅台村杨柳湾开设“成义烧房”，按古法酿造，酿出“酱香突出，幽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的美酒，使茅台酒得以复兴。起初只供家用及馈赠亲友，但“好酒不怕巷子深”，后来逐渐畅销，并在贵阳“永发祥”盐号销售，到华之鸿时已有一定规模。1915年，将“成义烧房”（俗称华茅）与“荣太和烧房”（俗称王茅）的酒，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统称“茅台酒”，获金质奖，从此蜚声海外，成为世界名酒。

华之鸿又在贵阳城西松山一带购得一片土地，招佃数十户，雇工数十名，创办农场，种植果树、药材，并设苗圃，进行农作物试验，人们把这片山地称为“华家山”。鉴于民国以来，贵州政局动荡，官场勾心斗角，华之鸿心灰意冷，于1917年退出政界，皈依佛门，建“大觉精舍”（即华家阁楼）闭门读经，把华家经营的盐号、酒厂、书局、纸厂交给儿子华问渠。1931年华之鸿中风卧床，于1934年3月7日病故，终年六十四岁。

冯介丞

（1872—1943），名乔荣，字介丞，以字行，贵阳人。生于贫民家庭，七岁丧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入尚节堂，靠针线活为生。介丞为长兄，十三岁便开始独立生活，在“柴鸿川”丝线铺当学徒。店主见介丞为人诚实，能吃苦耐劳，又知计算、善于经营理财，三年学徒期满后便留作伙计。此时“柴鸿川”已改做布匹生意，经销湖南、湖北等地的土布，介丞勤勤恳恳，得老板赏识，升为管事。在他悉心筹划下，生意兴隆。十年之间，“柴鸿川”号声誉顿起，竟与于德楷的“同济堂”、华之鸿的“永发祥”盐号齐名。他将分得的红利积攒起来，开了一个“永兴”布号，由其弟乔华经营，直到民国初年，他才离开“柴鸿川”布号，将自己的商号改名为“德聚恒”。

贵阳有商会始于宣统元年（1909），初称贵州商务总会，后改为省城总商会。冯介丞因为人厚道、办事公平，1916年当选省城总商会副会长，1920年当选会长，因几届连任，人们称之为“老会长”。民国初年，袍哥横行，匪患猖獗，货物常被抢劫。冯介丞仿广州“商团”之例，呈请省长公署批准，自筹资金，成立“保商营”，有兵员400余人，负责保护商旅运输。那时币制混乱，银元、铜钱携带不便，为使贵阳货币流通，又由总商会成立民间性质的“官钱局”，发行一百文、五百文、一千文纸币。城中店铺多是木结构建筑，容易失火，又由商会出资购买消防器材，成立消防队。1924年，云南军阀唐继虞离任回滇，欲将库存十万银元带走，冯介丞出面阻止，将库银保留下来。甲子、乙丑年（1924—1925），贵州全省大旱，米贵如金，饥荒遍地，冯介丞发动士绅出钱，平籴谷米、施舍稀粥、馈赠药品、掩埋死尸。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贵阳学生上街游行，冯介丞号召贵阳工商界罢市，抵制日货。

1930年贵州省城总商会改为贵阳县商会，冯介丞不再担任会长，受聘为资善堂总理，专办慈善事业，并参与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工作。上任之初，有人建议将尚节堂部分房屋出租以增加收入，冯介丞认为不可，又在大南门、洪边门等地修建房屋数十间，供无房的贫民居住。尚节堂的寡妇数百人乃至千人，资善堂每年都给她们送钱、送布，除用公益金开支外，冯本人每年捐银元千元。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精华之区烧毁殆尽，人民死伤无数，惨状目不忍睹。冯介丞组织人力收殓、掩埋尸体。1941年贵阳市政府成立，改资善堂为救济院，仍冯介丞为院长。1943年2月，冯介丞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葬于图云关黑坡寨。

孙绥之

（1908—1968），原名承祉，修文县人。初在县立小学读书，1923年入贵阳模范中学。不久，父亲去世，在军界谋职。1931年返家，值叔父孙仲翔在贵阳试验生产酱油，叫他前往协助。1934年，酱油厂由新东门胡家祠堂迁至齐家湾，招收雇工，扩大生产，取名为“味莼园”。工艺设备不断改进，用瓦罐发酵，用水泥池晒酱，木榨过滤，并建恒温曲室，培养菌种作曲，生产出色泽金黄、香味醇美、久贮不变、味道鲜美的清酱油，颇受市民欢迎。1936年由单一生产酱油发展酱油为多种经营，增加麦醋、甜酱、辣酱、豆腐乳、酱菜及口蘑酱油、虾子酱油等品种。1938年，孙仲翔因年老不能继续经营将资产分作八股分给子侄，孙绥之得了三股，任经理，以后成了最大的股东。往后几年中“味莼园”规模日益扩大，拥有十一点六万银元资本，年产量达二十二万公斤，在大十字、苏家桥、大南门开设门市部，成为首屈一指的酱油业。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孙绥之任贵阳市酱油业公会主任委员；1950年起任贵阳市工商联合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5年任贵州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任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当选贵阳市、贵州省人民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常委。

孙绥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0年代表酱油同业公会认购“胜利折实公债”八千份（每份合七千三百元旧币），味莼园就承担三千份。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味莼园捐献一点三亿元，又发动股东捐献一点五亿元。他还投资创办贵阳新黔棓酸厂、贵阳饭店、贵阳投资公司和房屋开发公司。1955年味莼园公私合营，孙绥之为私方代表，担任第二主任委员。1956年以味莼园为基础，将上海、老同兴、天生等十三家厂号合并为贵阳酱菜厂，孙绥之任厂长。1960年以后，孙绥之不再担任厂长，主要从事工商联工作。1968年5月22日，孙绥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享年六十岁。1979年平反昭雪，改革开放后又恢复老字号“味莼园”的名称。

熊静安

字继瀛，贵阳人，生卒年月不详。父亲熊经畲为贵阳巨商，熊静安继承祖业，经营绸缎铺。他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兴办实业为己任，并在贵阳最先开办股份制企业。1912年熊静安联合华之鸿、周筱甫等商界人士，筹集股银二万两，在贵阳大南门外的鲜鱼街（今西湖路）建立“贵阳制革公司”，采用新法制革，使用简单机械生产皮箱、马鞍、皮靴等制品，七年后被改为军用皮革厂。

1917年，熊静安、熊范舆、黄莳夫等人发起组织“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以集资款到上海购买两台美制75千瓦单级汽轮直流发电机及锅炉等设备。机器运到镇远，因政局变化搁置起来。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决定将这批机器设备运到贵阳，成立贵阳电气局，设厂于南明河畔武侯祠（今南方电网公司），从此贵阳有了发电厂。

1918年，熊静安以合资方式创办“启源丝厂”，收购蚕茧丝，有工人百余名，直到1933年。同年，又以招股集资方式创办“协昌火柴公司”，有资本银万两，工人数十名，生产硫化磷火柴，每日产三大箱（5400盒），品名为“飞马牌”、“舞龙牌”。1928年与惠川火柴公司合并，1935年两厂分开，在箭道街另建“协昌兴记火柴厂”，1940年并入贵州企业公司，称“贵州火柴公司”。熊静安是民国初年工商界重要人物，1916年为贵州省城总商会特别董事，1920年当选商会副会长，1928年当选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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