牂牁十七县考释

牂牁十七县的具体位置，明、清以来即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考订探索，然见仁见智各持所见迄未统一。其中清人郑珍在其与莫与俦先生合纂的《遵义府志》中，据《汉书·地理志·注》所载，各县之山峦分布、水道流向归合，作了详细考订。迄后遂被省内外不少史志作者奉为圭臬。诚然，郑氏考释旁征博引、辨析驳难，达到时代高度，确属难能可贵。然其所持意见，毕竟受当时条件限制，自不免存在若干偏颇不实。我辈身逢盛世，不但有幸得见建国后我省各地大量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且得吸取相关学科之研究成果，有可能在郑氏基础上填缺补弊，对各县之定点，更作深入考察。兹将所见分述于后。

一、鄨县

郑氏在《府志》附《鄨县问答》中，据《汉书·地理志》牂牁郡鄨县下注谓：“不狼山鄨水所出，东入沅（延），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又同书犍为郡符县下注云：“温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之记载，遂称“温水即遵义桃溪，黔水即绥阳洪江”，于是遂定汉代鄨县在今遵义。

然查近年出版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及《贵州省志·地理志》下册之有关图页，遵义桃溪今名仁江；郑氏所称之黚水，乃今绥阳之洛安江；二水均源于今遵义市区东北之娄山山脉，南流先后与自湄潭西南流来之湄江汇合，合称湘江，南流至距遵义市区东南数十里处汇入乌江，与《汉志》所称之温水、黚水根本无涉。而《汉志》所记之温水，乃今作为川黔边界之赤水河，而黚水则为今之习水河。按赤水河本源于今滇东北威信之汾关山，东曲北流，至今四川合江汇入大江；而习水河则源于今习水县城西北之寨坝，西北流亦至合江与长江汇。按合江即汉之符县，是则当地既为犍为郡之符县，焉得又成牂牁郡之鄨县，此当为颜氏注释之错误。

对此郑氏不察，并据《汉志》犍为郡汉阳县下注“都尉治，山阘谷汉水所出，东至鄨入延”之记载称：“汉水即黔西渭河。于是遂将鄨县之境域考订为南起渭河北岸，北至今正安、桐梓，东迄务川、凤冈，西达仁怀、黔西一线，皆为鄨县旧境”。然查古今舆图，汉水本为乌江之南源，该水源于今威宁草海之左近，东南又曲北流，至今清镇、黔西间与乌江北源之六冲河汇，今名三岔河。是以当时王朝即在此水之北设置汉阳县可证，则今黔西之渭河何得称为汉水？

对郑氏指认遵义为鄨县的看法，早在1979年初，原省民研所贺国鉴先生就在其《贵州境内几个夜郎古县的考证》（见《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文内，从湘江之源流归合等情况提出了不同见地。而将鄨水指认为黔西的渭河（又称耳海河），从而将鄨县范围定在黔西、金沙、息烽之间。贺氏的意见，固然较为符合实际，且可从近年省文物考古部门在黔西县境发掘的多处汉墓得到印证，但终觉所定范围偏北。联系上述《汉志》注所叙温水、黚水至鄨入江之错误，又汉水东至鄨入延之文，印证今之六冲、三岔二水交汇处所，以及建国来省文物考古部门在清镇、平坝交接一带，多次发掘之汉墓出土文物，则将鄨县境域认定在今黔西、织金、清镇、平坝东部一带，似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府志》又附郑氏《牂牁十六县问答》，对除鄨外之牂牁所属十六县逐一进行指认。其中亦不无错谬不实之处，兹择要厘正如后。

二、故且兰

郑氏据《汉志》、《水经》关于沅水之源流归合，及《后汉书·西南夷传》有关庄入滇，乃溯沅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的记载，联系明、清以来沅江水道，木船最大通航点可达该江南源（今凯里之清水江）支流黄平之重安江的情况，于是遂定且兰在今黄平、福泉，其地域东至今天柱、锦屏，西迄龙里、贵定，南达麻江、凯里，北辖瓮安、余庆及石阡之南部。

然《汉志》颜注且兰下所言，“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乃今湖南资水北入洞庭之水道，而沅水乃自今贵州中部一带发源后，东北流至今湖南常德（汉之临沅）入洞庭，是其本有差误，不可为据。至如庄西征，范氏及常璩之《华阳国志》虽均记为“溯沅”上，但均无确证。以当时情况论，秦新灭巴、蜀，秦、楚在今三峡一带相持，楚遣庄“略巴黔中以西”者，意在从南面牵制秦军，如走沅水进军，不但里程迂回曲折，且距正面战线较难于起到牵制敌方作用。况今日之洞庭当时尚为云梦泽，水域面积及水道之复杂，远胜今日不知凡几，庄氏是否能以率军顺利通过。又据《后汉书·马援传》及同书《南蛮传》，东汉初，武陵蛮叛乱，光武派刘尚、马援等先后率兵乘舟溯沅往征，然进至沅陵一带，即因“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终至无功而罢。此时距庄西征已约三百年，刘、马等人尚不能溯沅而上，庄氏又何能率军深入今贵州境内？可见郑氏之说，勿非猜度而已，难于取信。故且兰之地域当另行推求。

按庄西征，《史记》、《汉书·西南夷传》均记为“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论者以其时巴蜀均已被秦所灭，庄不可能溯江而上，略取巴及黔中之地。其实这是对文义之曲解。按“巴黔中”本为一词，指今湘黔渝鄂交接一带。其地本属巴，其时巴之中心地带虽已被秦所占，但黔中尚有部分仍在楚势力统辖之下；且据《水经·江水注》记载，三峡沿岸自战国以来经常崩塌，致江流堵塞，航道不通；故往来船只多取道今鄂西之清江（古名青水）。查该江源于今鄂西之利川，东流基本上与长江三峡一段平行，至宜都汇入大江。而其时楚都即在其东不远之郢（今湖北江陵之纪南城）。庄西征，当即自郢都出发，循大江西至宜都，转沿夷水，再沿延水（即今乌江）南岸行进，至今安顺以西，采取当地牵绳而渡之法横渡今北盘江，及其留王滇池，以且兰有己椓船牂牁处，逐改且兰为牂牁。及汉灭且兰置牂牁郡，故名其地为故且兰县，作为牂牁之郡治。

按且兰作为牂牁治，历两汉三百数十年未改，其地必有若干汉代遗迹可寻。然郑氏指认之黄平、福泉一带，经建国来省文物考古部门多次调查，并无踪迹可寻。而早在1956至1958年期间，为配合羊昌河水利工程兴建，省文物考古部门在清镇、平坝交接的琊珑一带发掘了汉墓二十余座，出土铜、陶等器物数百种。内有漆耳杯一套（多数已残，仅二只完好）及漆饭盘一件。除形制、花纹、色泽、工艺十分精美外，均有数十字铭文。内容为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官工场为皇室专门制作，当为东汉初牂牁大姓归附时所赐。对此，当时发掘报告即曾提出，牂牁郡首府可能即在附近的看法。“文革”后期，省文物考古部门又在距安顺市区仅十余里的宁谷乡上苑村旁的小山岗约一华里的区域内，发掘了十六座汉墓。这批墓虽不知何时被盗窃一空，但从其规模、形制看，应是当时地主、官僚的墓葬。如其中最大一座，自封土顶下掘一丈四五方接触到墓室之拱顶。整个墓室全由大型方砖叠砌而成，顶部以楔形砖砌成半圆形券顶，连墓道共长九公尺余，高、宽各二公尺余。发掘基本结束后，又在该乡纵横十余里范围内进行普查，发现可认定为汉墓的土堆，尚在百个左右。在此期间，又逢解放军某部在当地施工，埋藏地下电缆，从田土里翻挖出许多汉瓦残片，经考古人员前往察看，拾得“长乐未央”瓦当。后经进一步钻探勘察，当地掩埋有四五万平方米的汉代建筑面积。经先后两次试掘共二百多平方米，获木质简册一块及其他少量物件，并在周围发现烧造砖瓦的古窑五座。像这样集大量墓葬、遗址、窑址与一地的情况，在省内尚属首见。因此当地应是古代一个较大的政治、军事中心，疑即牂牁郡首府且兰所在。

三、毋敛

郑氏对《汉志》、《水经注》有关刚水、毋敛水、周水、潭水诸水记载进行指认，谓毋敛、刚水即《水经注》之毋敛水，流入定周县即为《水经注》之周水，潭水即今融江。于是遂谓毋敛境域包括清代“贵州都匀一府除清平、麻哈不在外，兼黎平之古州及广西接古州、荔波地。”按其所指即今都匀、三都、独山、平塘、荔波、雷山、丹寨诸市（县）地。考郑氏之说虽大体近似，但差误之处有二：首先对上述诸水之源流归合诸多混淆。如刚水虽即毋敛水，亦即今之都柳江，但该水自今贵州独山发源，东流经三都、榕江、从江，入广西境，于三江县南与东来之浔江汇，以下称融江；南流经融安、融水，至柳城与西来之龙江相汇，以下称柳江。而周水源于今荔波县北之周覃、九阡一带，南流经县城东南，至黔桂边界称打狗河；折而东南经河池、宜州市称金城江；至柳城南始称龙江；于此与北来之融江汇称柳江；东南曲流经柳州市，至来宾、象州间汇入红水河。至如潭水本源于今广西东北之龙盛县北，西南流至三江县东汇入浔江，至三江西南与东来之都柳江（即古刚水）汇，复南流经融安、融水，至柳州西（古潭中）与东来之龙江（古名周水）会，复南曲流至武宣北与东来之温水（即南北盘合流后之红水河），东南流至桂平（古名布山）又与东来左右江相汇后之古郁江汇，此上汉代均称潭水，清代改称融江。而郑氏却称刚水（即都柳江）自独山发源后，至三脚囤（即今三都县城），经古州（今榕江）界，即“入广西天河县境，经思恩县、庆远府，至柳城县西南合柳江”。然查天河在今广西宜山（即清之庆远）北之小江上，思恩则在宜山西河池县北之环江上，其水均南入龙江，东至柳城方与融江（即汉之潭水）会，则刚水何得南流至天河、思恩、庆远？可见，郑氏于诸水源流归合指认混淆。其次，查汉武开拓西南夷，郡县设置基本按各土著部族之势力范围而设，其郡县所在不过官吏、移民集居形成的政治、军事中心，广大乡村仍由土著首领“以其故俗治”，故郡县间瓯脱之地甚多，多述，即以郑氏指认为毋敛境域之今雷山、丹寨，清初尚被统治者称为“化外”之地。雍正“改土归流”方正式设治，特郑氏因囿于秦代已在今贵州全境设县分治，故强为区划而已。

由于郑氏以“刚水、周水、毋敛水止是一流，随地异称”，遂谓《水经》及郦氏注释错误、驳杂，记存水、温水与周水、毋敛水、潭水间的源流归合均错乱不清。除刚水、周水、毋敛水、潭水的情况已如上述外，查存水即今北盘江之南源，源于今云南宣威境内之革香河，与北源可渡河于今滇黔边界交汇后，东南流出豚水，亦作遯水，又称牂牁江，即今之北盘江。温水即今之南盘江，该水亦源于云南宣威，南流至陆良，折西流至宜良，复南流至开远北折而东北流，至滇桂黔三省（区）交接处成黔桂间界河，至今贵州望谟之蔗香与北盘江，又东至罗甸之八荗南，折而东南入广西境，称红水河亦名温水，南流至都安东曲流，至象州之石龙，与前述北来由都柳江（古刚水、毋敛水）、融水（古潭水）、龙江（古周水）诸水汇流后之柳江会。从上述情况看，《水经》及《注》对诸水之源流归合，虽不如今清晰，但大体仍与客观实际符合。故《水经·存水注》称“存水出犍为存鄢县”，该水自县东南流，经牧靡、且兰、毋敛诸县北，东南与毋敛水合，又东经郁林定周县与周水，“盖水变名也”。查存鄢今云南宣威，牧靡今云南寻甸，且兰前已述及应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毋敛则在今贵州三都、荔波及邻近之桂北边境一带。此正二盘源流之大致地域。而郑氏却谓：“存鄢，今四川叙州府也”，因而认为《水经》水“出存鄢”句，当作“存水出牂牁毋敛县”。似此，岂非更加混淆不清？

四、平夷

郑氏据《华阳国志》平夷县有安乐水，又同书朱提郡南秦县下有，“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称此道即“今由四川叙州出永宁，至贵州大定路也”，遂定“大定府之毕节县、黔西、平远两州及贵阳府之开州、修文县，皆平夷县地”。然此自僰道、南广通往平夷之道，当为《史记》、《汉书·西南夷传》所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通使夜郎，置犍为郡后，“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的“南夷道”。对此，二书之《司马相如传》亦记其事；而《华阳国志》犍为郡条也说，唐蒙为都尉“治南夷道”；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近年在赫章可乐，有农民在耕地时获铸有“武阳传舍比二”隶书之晋代铁炉一个，按武阳今四川彭山，昭帝时已迁犍为郡治于此，传舍即沿驿道所设之邮亭，供往来行人食宿之所，比二即一式二件，说明可乐即设有此八亭之一。则此南夷道当自今宜宾南下，经川南之高县、筠连；入滇东北之威信、镇雄；又南入贵州境，经赫章、威宁、水城至六枝一带。而非郑氏所称自宜宾东南至今叙永、古蔺，南入毕节、大方。且前已论及鄨县既在今黔西、织金、清镇一带，则平夷既与其相近，自应在今六枝、关岭、晴隆一带。

至于郑氏谓《华阳国志》记平夷县有安乐水，以安乐水即今赤水河，至四川合江县入江，则平夷必在赤水上游。然查赤水河源于今云南镇雄、威信间，其地汉时属犍为南广县，《汉书》此县下谓：“汾关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查符黑水即今南广河，大涉水则今赤水河。《元和郡县志》称：“合江县（即汉符县）晋置安乐县，梁改安乐戍”。《太平寰宇记》合江县有安乐山，注谓：“县治安乐水会”。从上可见，今赤水河汉代本称大涉水，尚无安乐水之称，及晋代改符县为安乐，始有安乐江这名。郦氏不察，以魏晋后之改称，记汉代之建置，而郑氏又承其误说，致贻误至今。

五、夜郎

郑氏谓“《汉志》夜郎县下，温水东至广郁，郁林郡广郁下，称夜郎豚水。《水经》温水出牂牁夜郎县，验温水即今北盘江”。于是遂据北盘江之源流归合，定夜郎县治在清安顺府治左右，谓夜郎境域安顺一府，及贵阳府之长寨及定番、广顺二州，贵筑一县，皆为汉之夜郎县地。

然查《汉志》夜郎县下乃“豚水东至广郁”；而郁林郡广郁下乃称“郁水首受夜郎豚水”。按豚水又作遯水，即存水，皆近音之转写。《水经》谓“存水出犍为存鄢县，迳牧靡县北，又东迳且兰县北而东南出也”。查存鄢今云南宣威，牧靡今云南寻甸，且兰前已考订应在今贵州安顺一带，则以其源流归合看，当即今之北盘江。至于温水，《水经》虽有“出牂牁夜郎县”之文，然《水经》又其“自县西北流经谈藁，与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铜濑县谈虏山，东迳谈藁县右注温水。温水又西迳昆泽县南，又经味县。温水又西南经滇池……”查谈藁今云南富源，铜濑今云南马龙，谈虏山在该县北，迷水今云南曲靖北入南盘江之小水，味县即今云南曲靖，昆泽即今云南宜良，滇池即今昆明之滇池。从所叙源流看，此温水当为今之南盘江，何得为北盘耶？而《水经》既言此水出牂牁夜郎，并自县西北流经谈藁，可见夜郎当在今贵州普安、盘县、兴仁一带，其西部境域包括今云南宣威、富源部分地域。

近年，贵州省文物考古部门在今普安青山铜鼓山发掘战国至西汉时期遗址一处，除出土其他遗物多件外，获砂石剑、戈、刀、铃、凿、钺等器物模、范共45件，及铜渣、坩埚等。特别是赫章战国墓中的铜戈，与这里出土的戈范可以套合；其中刻有“●”符号的铸钺石范之实物，已在青山的发掘中获得两件，又在兴义该县废品收购站的收藏和巴结民间共收集四件。以上情况说明，该遗址应是当时一处以铸造青铜兵器为主的手工工场，它与夜郎的政治、军事中心可能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且其地东距北盘江不远，亦与《史记》、《汉书》所记“夜郎者，临牂牁江”相符，故夜郎的地域应在今普安、兴仁、盘县一带。

六、谈拒

按《汉书·地志》监本作拒，殿本及《后汉书·郡国志》、《华阳国志·南中志》、《晋书·地理志》皆作谈指。郑氏据《华阳国志》记晋元帝世，刺史王逊分夜郎以南为夜郎郡，领夜郎、谈指二县；而郑氏以今安顺为夜郎治地，故谓“谈指必又在安顺之南，则今兴义府之兴义县、贞丰州及罗斛、册亨、棒鲊以及广西西隆州，皆汉谈指县地”。郑氏又据《后汉书·地志》谈指县下引《南中志》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气”。遂谓不津乃北盘江之异名，该江自安南（今晴隆）沙麓津以下，并岸狭中深，瘴癘蒸郁，此即谈指在兴义（今安龙）之确证。查沙麓津应即今晴隆与兴仁间之麻沙河，该水源于兴仁境，北流至晴隆之者布东汇入北盘，北盘自此以下至贞丰之白层，确系岸狭谷深，其间在白层北之埧包，有打邦河自镇宁、关岭南流来会，此水上源有白水河者，即黄果树瀑布之水，而此水与北盘江此段基本成东西并流，宛如人之骈指，故有谈指之名，故该县似应在今贞丰、安龙、册亨。

至于郑氏称“班氏志地，简确而明”，“故绳墨今古，毫无差互”，而“郦氏注水，烦乱而晦”，“故其于南方尤每不合”。诚然，郦氏注南方特别是西南的水道之源流归合，在当时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固不免有若干错乱不实之处，然大体说来，其所叙南方水道仍基本符合客观事实。而班氏《后汉书·地志》但记郡县名称，其下之山形地理水道源流归合，本唐人颜师古注释所加。如前已指出《汉书·地志》牂牁郡故且兰县下，谓“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即与零陵、长沙之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江的实际相混，是以何可言其“绳墨今古，毫无差互”？要之，均当考其实际，择善而从，万不可先有成见，致盲从附和。更以牂牁江究系今之何水，及其源流归合而言，郦氏对豚、温二水记叙固有混乱之处，其中主要是叙温水上游时与叶榆河（今云南元江）相混，但从其全程看，大体与今珠江主流水系的客观实际相符。又如被郑氏推崇为“考证最为详确”的《读史方舆纪要》，谓南北二盘合流后，“东南百余里，入广西泗城州（今凌云）界，谓之右江。又经田州（今田阳）、奉议州（亦在田阳）、归德州隆安县（今隆安）、南宁府淳县（今南宁附近）、横州（今横县）、贵县（今贵县），至浔州府（今桂平）东合右江”。查顾氏所叙将二盘完全与今广西之左右江相混。按今广西右江有二源，北源为源于广西西林之驮娘江，南源为源于云南广南之西洋江。二水至西林东合流，东南至百色称右江，又东南经田阳、隆安，至南宁西，有左江自境外东北经龙州、崇左、扶绥于南宁西来会，始称郁江，复东曲北流经横县、贵县至桂平，方与南北二盘合流后之红水河汇。可见郑氏引书，并未仔细核实其所言之虚实，此固与当时尚缺精确之舆图有关，但与其主观之成见亦不无关系。

郑氏又据《汉书·地志》益州郡俞元县下，“池在南，桥水所出，东至毋单入温，行千九百里”；又同郡毋掇县下，“桥水首受桥山，东至中流入潭，过郡四，行二千一百二十里”，谓《汉书·地志》所叙之桥水，“向来无人识者”，遂为之反复解说。其实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俞元即今云南澄江，毋单在今澄江、弥勒、泸西间，毋掇在今通海、华宁南，俞元下之池水，即指上述诸县间之抚仙湖与星云湖，桥水即源于今江川，曲流于华宁东汇入南盘之曲江。而抚仙、星云二湖不但互通，湖水又自南流出经华宁汇于曲江。故《汉书·地志》胜休县称“河水东至毋掇入桥”。可见，《汉书·地志》所谓桥水东至毋单，行千百里，又桥水东至中流入潭，过郡四，行二千一百二十里之记述，不过颜氏注释之妄说而已。而郑氏不察，竟奉以为圭臬，为之反复解说以牵强弥合，实不足为训。

七、镡封

郑氏据《汉书·地志》镡封下，“温水东至广郁入郁，过郡二，行五百六十里”之记述，以清代广西浔州府之贵县、南宁府之横县为广郁，遂谓“镡封当在今广西太平府、镇安府之间”，即今之广西德保至崇左一带。然查《汉书·地志》郁林郡广郁下谓：“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前已说明夜郎豚水即今北盘江，而今广西德保、崇左一带，巴近中越边境，与北盘相去甚远，水道并不直接相通。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广郁定在今广西凌云、凤山、百色、巴马一带。查该地区正处于南北二盘合流之南。故《图集》将镡封定于今云南、砚山、邱北一带。而郑氏之指认，亦受其依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以今右江为二盘合流后之下游之影响所致。

八、毋单

郑氏据《汉书·地志》益州郡俞元县下，桥水“东至毋单入温，行千九百里”之记述，遂谓清代“云南曲靖府之罗平州，贵州兴义府之慕役司（今镇宁慕役）、普安州（今普发），皆毋单地”。然果如郑氏所言，则前述之平夷、夜郎、谈指等县地，皆应部分在此毋单境域之中，必无是理，而所以然者，乃郑氏拘泥于此“行千九百里”显系误记之文。查桥水即前谈指县所述今云南通海、华宁南之曲江，该水既在今云南弥勒西汇于南盘，则毋单自应在弥勒、泸西一带，何能远至今黔中腹地一带？

九、谈藁

郑氏据《汉书·地志》益州郡铜濑县下谓，“谈虏山，迷水所出，东至谈藁入温”，又《水经注》叙豚水东北流经谈藁县，谓谈藁去温水导源处不远。“今北盘江自天生桥伏出，经安顺流至安南县北境，有拖长江源出普安州西南界之平夷所北，曲流经州城北，又东经普安、安南二县北境来会，此水曲折行四百里，盖即古之迷水”。于是遂谓清大定府之威宁州、兴义府之普安县、安南县，皆汉谈藁县地。然查北盘江并无伏流之处；而所谓自天生桥伏出者，乃自今盘县发源，东折北流，于今普安北境汇入北盘之乌都河；所谓拖长江则为源于今盘县西，北流于今盘县极北汇于北盘南源革香河之清水河；至于迷水，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即今云南曲靖北汇入南盘源头之小水。从上可见，郑氏所言此处诸水之源流归合，与客观实际均不符。而谈藁之境域大致不出今盘县附近，故《图集》将其定点于今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间。

十、同并、漏江

郑氏谓清代临安府有泸江，即《汉书·地志》胜休下之河水，流入南盘江，盖此水从府东十五里石崖山伏流至蝮口出，故定漏江在清代云南建水县、阿迷州（今开远）。然查此泸江本源于今石屏之异龙湖，东曲北流，经建水（即清临安府）、阿迷州汇于南盘江，其流程并无伏流之处。且胜休下之河水，前已叙及乃自星云湖连通今曲江之水，地在华宁，亦非今石屏之泸江。查左思《蜀都赋》即有“漏江洑流溃其阿”句，刘逵注谓：“漏江在建宁，有水道伏流数里复出，故曰漏江”。《水经·叶榆水注》称：“叶榆水自（滇池）泽又东北经滇池县南，又东经同并县南，又东经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按郦氏此段记述，固将今南盘与元江相混，然据其所述水道流向归合，实为南盘江此段情况，是不可因其江名不确，遂将其一概否定。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在今云南砚山、丘北境有清水江（清代称马别河）北入南盘，其水在今丘北东分支西北几经伏流，于今泸西之南汇入南盘，应即郦氏称之蝮口。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将漏江定于泸西之东。而郦氏既称南盘经同并县南，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同并定在今弥勒东，而郑氏将同并认定在清代云南之河西、嶍峨（今峨山），显然不当。

十一、西随、进桑

郑氏引《汉书·地志》西随县下，“靡水，西受徼外，东至靡泠，入尚龙溪”，谓“靡水即叶榆河”。又引《水经》“叶榆河东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又东出进桑关，过交趾靡泠县北”，谓此水“上流即今澜沧江”。遂称清代之“云南元江州、新平县，皆西随地；普洱府、镇沅州等处，皆进桑地也”。然简古今舆图，叶榆河本澜沧江支流，该水源于今剑川北，南流经洱源、漾鼻，至凤庆北汇于澜沧江，故古时又称漾鼻江。其水汇入澜沧江后，复南流，至今勐腊西出境，称湄公河，其水与古之靡水（即今之元江，或称红河）根本无涉。而靡水本源于今云南下关市左近，因其近于古之叶榆池（即今云南洱海），郦氏遂误以其与叶榆水（即漾鼻江）相通。此水自巍山以下，东南流古称濮水（今名礼社江，又称元江，俗名红河），今元江县以下古称西随水，至今河口出境流入越南境内。据上述可知，郦氏以叶榆水为西随水之源显误，然以西随水即靡水不误；而郑氏以叶榆河非西随水之源不误，然谓靡水之上流即澜沧江，则大谬不然。故郑氏据澜沧江流向，定今元江、新平为西随，以普洱、镇沅为进桑，亦皆失之偏颇。应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以今云南金平为西随，屏边为进桑。

十二、都梦

郑氏引《汉书·地志》都梦下，谓“壶水东南至靡泠，入尚龙溪，过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又引顾氏《读史方舆纪要》，谓汉交趾郡有三江，在交趾郡三江府西，即洮江、沱江、宣光江，合流之江也。查此三江，洮江当即前述云南之元江，此江自今河口南入越南境称红河（古名靡水）；沱江，当即处此元江西侧之把边江，此江自今云南江城东流入越南境称沱江，亦名黑水河；宣光江，当即处此元江东侧之盘河（亦即汉代之壶水），此水自今云南麻栗坡西流入越南境称明江，亦名泸江，因其流经越南之宣光省，故顾氏又称之为宣光江。上述三水在今越南河内北合流，应即顾氏所称之交趾之江府。然郑氏却称，“洮江即富良江上流，富良江即澜沧江下流。宁州之水，流经教化司入交趾，至嘉兴州为龙门江，至宣化府为宣光江，至三江府合富良江。可见《汉书·地志》尚龙溪即三江下流，宣光江即壶水下流也”。遂称清代之云南临安府宁州及纳楼茶甸、落恐甸等处，均为汉都梦县地。从上述可见，郑氏将今云南红河及澜沧江境内外之源流归合全部搅混，故其对都梦之定点自然难于令人信任。汉都梦之定点当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在今云南文山东为当。

十三、宛温

郑氏引《水经注》、《华阳国志》，记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建宁、牂牁置兴古郡，治宛温，晋太康以前仍之，太康以来改治律高。又引《永昌郡传》谓“兴古郡在建宁南八百里”，又云“郡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瘴”。以建宁郡治在今云南，其南八百里，约当清代广西州（今泸西）与开化府（今文山）之间。此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宛温在今云南砚山至丘北之间大体符合。

十四、句町

郑氏引《汉书·地志》句町县下，“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后，谓“今南宁城西五十里合江镇，有龙江来会于左江。其源出交趾界广源州，合七源州水，历龙州、思明州入太平府界，经府城，历左州、思同州、陀陵县、罗阳县诸境，南入南宁界，一名丽江，文象水盖即此欤”。遂指清代广西太平府，即今崇左、宁明、凭祥、龙州、大新一带为汉之句町地。然查郑氏所述之文象水，实即今所称之左江，而郑氏谓此水所会之左江，实即今所称之右江。其所叙这崇左、龙州一带，汉代属郁林郡范围，而句町则属牂牁郡，何得在此区域？

查文象水据近人考订，即发源于今广西西林之驮娘江，卢唯水即发源于今云南广南之西洋江，来细水、伐水即今云南富宁之谷拉河和广西田林之乐里河。此诸水在今广西百色以上先后合流，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今右江此段概称为文象山。是则句町位置应在今云南之广南、富宁至广西凌云、百色一带。

1960年冬，在广西林普驮屯附近发现铜棺一具长两米，宽约零点六六米，高约零点八米，通体鎏金，棺盖上有铜铸人物活动场面造型；棺的头、脚部均挂有鎏金铺首，两侧各悬鎏金铜面具三个；墓内出土玉、石器多件。据广西博物馆专业人员研究，其“出土物之珍贵与民族色彩之浓厚，可与同时代的云南石寨山滇王墓葬相比美”，应是某代句町王的墓葬。1972年秋，又在距此铜棺墓葬出土地点前约二十米处，发现铜鼓套葬墓一座，墓坑圆形，以面径约一米左右的大小絧鼓四面套合形如棺槨，随葬有鎏金铜骑俑、铁剑等器物二百七十余件，玉石器200余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铜鼓和金丝珠襦件。按铜鼓在古代西南的许多民族中，一直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金丝珠襦，据《后汉书·舆服志》，则是王者的丧服。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昭帝时期叶榆反叛，“句町王亡波，率其邑长人民凿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封亡波为句町王”，故此墓主亦应为某代句町王。

十五、漏卧

郑氏据兴古郡蜀汉时治宛温，晋治律高，刘宋时治漏卧，谓漏卧必与宛温、律高地域相近。遂称“今云南之广南府及广西州，当是漏卧地”。然查清代之广南府辖有今广南、富宁，广西州辖有今云南师宗、泸西、弥勒、丘北诸县境地。前已言及汉时漏江在今泸西，同并在今弥勒；宛温在今丘北、砚山间；句町亦兼有今广南地。则这些地区又何得为漏卧之地？以情理言，漏卧必与漏江相邻，漏江既在泸西，故《中国历史地图集》乃定漏卧在今罗平。郑氏又称，“以今地合之汉时，仅可准其大致，汉之一县，有不仅今之一府者，亦有今之一府，不仅汉这一县者”，固属事实。盖汉武开西南夷所置郡县，均就当地原有土著酋长势力大小，分别予以王侯封号，就其境域设为郡县。其实所谓郡县，无非王朝所派官吏、军士所驻之政治、军事据点而已。此外广大地区，正如《史记·平淮书》所述，“无赋税”，仍由其土著首领“以其故俗治”。因此，在郡县之间必有许多瓯脱之地，不尽如后世行政区划之严密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