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明古寺的“改邪归正”
位于阳明路中段的黔明古寺,是贵阳市的重要寺庙之一,今省、市两级佛教协会均设于寺内,使它为成为重要的佛事活动场所。该寺始建于明末,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历史的世事更迭中,该寺的历史进程坎坷跌宕,经过几次扩充、修葺、重建,规模和影响力也逐渐扩大。1944年,由福善和尚主编的《福潮音》佛教月刊,曾在黔明寺内出版发行过两期,该刊于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玉佛寺。1945年,西藏圣露活佛曾到黔明寺作过传佛活动。1947年,由平则先生主编的《贵州民意》月刋社设于该寺内,后来贵州省佛教会也设于该寺。1981年,该寺被列为贵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上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寺院。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奥地利、丹麦、加拿大、卢森堡等外宾及港澳台同胞来此参观和进行宗教活动。然而,面对今天的盛况,人们可曾知晓,黔明古寺在历史的世事更迭中,曾经遭遇一次重大的变故,因而留下一段“改邪归正”的故事。
清咸同年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兵火连绵”,内忧外患,国无宁日,神州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战火频生。这种乱局一直延读到民国年间。在这种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战乱之中,无奈的黔明古寺僧人只好四处逃难,导致庙宇人去楼空。寺内主持依依难舍,期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地,临走前找来寺庙附近一位叫舒竹平的绅士,请他暂时代为照管寺庙。舒竹平当然求之不得,欣然答应。
代管黔明寺后,舒氏居家迁入寺庙,安居乐业。久而久之,不见僧人返回迹象,舒氏以为此佛门香火已断,侥倖心理变成了“定心丸”,于是放心大胆将临时看管变为永久占有,将佛门公庙改为私人家庙,偷梁换柱将庙门上的“黔明寺”改为“舒氏宗祠”。在那种世事混乱的黒暗社会,左邻右舍及社会各界似乎对黔明寺遗忘或麻木,竟无人干涉、过问。舒氏便心安理得地把永久霸占寺庙的恶行“搞定”,“舒氏宗祠”大模大样地在此“稳坐泰山”。
历史进到宣统三年(1911),贵阳东门外的栖霞寺“大开佛门”,广纳信众,开期传戒,各种法会相继兴办起来,出家徒众蜂拥蚁行,皈依弟子纷至沓来,寺庙香火旺盛。民国14年(1925),有一位叫广妙法师的高僧,自苏州灵岩山参学回归贵阳栖霞寺。因名声较大,拜师者颇多,连舒竹平的两个姑娘也决意守贞信佛而皈依广妙,居家修行。民国21年(1932),广妙法师在栖霞寺届满退院,舒氏二贞女将他接入家祠养老,又方便拜师修炼。广妙退养祠中后,赶上舒氏扩建家祠,增修禅房,不料从地基下挖出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修黔明寺的三块石碑。碑文记载着该寺始建、重建等重要情况。本来广妙住进祠中后,经过观察分析,就已察觉该家祠有疑,但无确凿证据。这回出土的石碑已铁证如山,所谓“舒氏宗祠”铁定就是黔明寺。他经过四处访问,又了解到黔明寺变成“舒氏宗祠”的来龙去脉,更坚定了物归原主的信念。虽然他被舒氏二女接入祠中养老,理当谢恩,但作为佛门老僧,他更爱佛家寺庙,反感舒氏“捡便宜”偷占佛门财产的卑劣行为。于是他“忘恩负义”,挺身而出,要求舒氏归还黔明寺于法门。
面对势单力薄的这位“老和尚”,有钱有势、贪欲无限的舒氏劣绅哪能依他?家祠主人霸气十足地表示,分寸不让,还要将他赶出家祠。广妙法师见当面要求不奏效,便“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一状把舒华楼(舒竹平之子,此时已由他当家)告上了贵州省法院。但是,一方面原告方确实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另一方面被告方有钱有势,强词夺理,气壮如牛,又暗施手腕,腐朽的民国旧法律就难以把这碗水端平了。于是,此案“久拖不决”。
黔明寺外景
后来,贵阳市佛教界人士联合向法院施压;又有曾任民国元年临时政府众议院秘书、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的平刚以及政界、社会其他知名人士向知方(向义)等人主持正义,力挺广妙;贵阳市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也站在广妙一边。各方压力咄咄逼人,如重兵压境,法院岂敢螳臂挡车,只好判舒氏败诉。尽管舒氏不甘心失败,一再抵赖,但众怒不可犯,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灰溜溜地撤出了黔明寺。时值上世纪40年代初。广妙法师代表佛界接管了黔明寺,恢复其本来面目,寺门上由陈恒安先生题写了“黔明古寺”橫额;“黔明古寺”终于彻底取代了光宗耀祖的“舒氏宗祠”,并由广妙和尚主持。之后,广妙老僧四处化缘,募得善款,对寺庙进行了整修和扩建,增加了佛堂、东西两厢房及大佛殿等,基本上是现在的规模。其中的大佛为站立塑像,高约四米,十分雄伟。
黔明寺就这样“改邪归正”,重回佛门,才有了今日之宏观盛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