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之城——贵阳-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巡抚乔用迁赴京述职。当道光皇帝旻宁问及贵阳的风土人情时，乔用迁答道：“是亦多侨籍，合吴楚之优良之族于斯土，其民华。”用今天的话来说：在贵阳这块土地上，聚居者多为客籍人，他们来自吴楚（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优良家族，聪明睿智，勤劳勇敢。展开历史的长卷，不难看出，贵阳城市的开发、进步、得益于明清两代移民的智慧和奋斗。

修城建阁，构筑格局

明初，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动武，贵阳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愈加凸显。洪武十五年（1362），明王朝为掌控西南，在原顺元土城的基础上改建程番府石城。隆庆三年（1569），顺元城易名贵阳，这是“贵阳”一词作为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当时贵阳城区很小：南到南明河，北抵钟鼓楼，东临老东门，西至大西门，仅有南门、次南门、东门、西门、北门五座城门。天启初年，由于贵阳府移民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兼之“奢安之乱”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为了加强城外户籍的管理和防卫的需要，明王朝于天启六年（1626），征发移民在贵阳老城北城外扩建市城墙六百余丈，增威清、六广、洪边、小东门四座城门，贵阳就有了九座城门，加上城内四座名阁：文昌阁、皇经阁、玉皇阁、灵官阁，贵阳就有了“九门四阁”之称。

明清以来，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佛教、道教也深入到滇黔两省，以致佛寺、道观遍及贵州全省。据史册所载，仅贵阳一地就有佛寺二百余座，大兴国寺为全省各寺之冠，黔灵山弘福寺与栖霞岭东山寺为东西相对的两大寺。而南岳山、仙人洞，均为香火鼎盛的道教福地。当时贵阳著名景观有秀甲黔中的甲秀楼，崇祀明代哲人王阳明的阳明祠，荷花繁丽的名园梦草池等，这些景观与入黔官员和移民的倡导、参与、赞助分不开。

建立会馆，繁荣经济

贵州建省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外省移民在开发贵阳中纷纷成立以省籍为界别的会馆。据记载，康熙初年贵阳有会馆十一家，它们是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江南会馆、云南会馆、三峡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两广会馆、北五省会馆。可见在全国当时十八个行省中，有十五省人士移居贵阳。

这些会馆与其从事的行业有关：江西人控制了贵阳的油类、笔墨、瓷器等行业；湖南人则垄断了纱布、木器行业；四川人掌握了饭店、理发、砖瓦、草鞋行业；山西人开钱庄；陕西人建当铺；广东人占据了照相、钟表修理行业；京、苏、川、广四帮在杂货业中均有斩获。

随着商业机会的增多，大批外省移民又涌入了贵阳，致使贵阳城区不断扩大。据《贵阳市志》所载：道光年间，“贵阳城市的格局形成。城市街道由城中心呈辐射状，向往延伸、发展，大十字、小十字、北门月城附近逐渐兴旺起来，商店、学校、寺庙越来越多”。城中有街道一百二十三条，其中内城街道八十条，外城街道三十四条，近城街道九条。工商业的变化明显。鸦片战争至清末，贵阳七十二行俱全。南京街油店、米店、客桟多，大十字附近及其南大街上，纱布店、绸缎店、百货店、盐店比比皆是，半殖民、半封建性质经济凸现。城市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外省移民。大批移民的进入，给贵阳的城市建设注入了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把握机遇，乘势而起

辛亥革命至军阀统治时期，贵阳经济和城市变化速度加快，文通书局印刷厂、永丰造纸厂、贵阳电厂、城市公路先后诞生。抗战军兴，作为抗战后方重镇的贵阳，沦陷区各省110家工商企业迁筑，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机关搬到贵阳；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等教育机构也相继迁到贵阳，贵阳成了外省人汇聚之地。这时期贵阳人口猛增。为了“开发贵州资源，发展经济，安定后方，促进西南经济建设，支持抗战”，国民政府整合入驻贵阳的金融机构和内迁工矿企业及迁黔大专院校的资源，在贵州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

抗战期间，贵阳机制卷烟和日用化学工业的发展，橡胶工业的兴起，机器制造业的萌发，而通往省政府的光明路，成了银行业集中的金融中心。城墙陆续拆除了，街道也拓宽了，市内出现了公共汽车，城市开始供应自来水，大十字附近店铺鳞次栉比，市面呈现畸形繁荣的景象。

科甲挺秀，敢为人先

明代是贵州文教的转折点。据史籍所载，宋代贵州仅有书院一所，元代始有几所官学，然而到了明清，官学、书院、社学、私塾纷纷兴起。在贵阳一地，明代就有文明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渔矶书院；清代有贵山书院、正本书院、正习书院。这些书院在一些学养俱优的学者主持下，遵循王阳明先生“立志、勤学、改过、从善”的教学理念，致使学风淳厚，蒸蒸日上，“贵阳士人有冠于西南之誉”。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育的兴衰直接攸关着国家的命运。在明清的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始终秉持着“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而贵州各级官员尚能执行中央的政策，兼之不少士绅热心文教，贵州人才得之孕育涌现。翻开《贵州教育史》不难发现，明清之际，贵州士人冲出苗岭黔山，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书写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一探花”的不俗成绩，赢得了“俊秀之士，比于中州”的美誉。而贵阳一地向全省交出了一份骄人的答卷，它为明清的科举考场上输送了二百三十二名进士，二千名举人，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明清之际的贵阳，文教昌明，人才荟萃，在众多的英雄才俊中，有横戈立马、志在复明的将军诗人越其杰，“天末才子”谢三秀，“诗书画三绝”的抗清才人杨文骢，“其人其诗似屈（原）杜（甫）”的吴中蕃，“力持风雅，领袖群彦”并参与修纂《康熙字典》的周起渭；有开发台湾有功的周钟瑄，清廉刚直、不畏权势的黄辅辰、花杰、李朝仪、陈田；有高扬民族气节、维护国权的石赞清、但明伦、陈灿；有博雅多能、才华横溢的傅寿彤、黄彭年、罗文彬、袁师和姚华；有投身戊戌变法、高倡民主理念、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李端棻……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将明清五百余年贵阳的历史星空装点得绚丽多姿。

贵阳是一个活力洋溢、求新求变的地方。这里曾孕育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垂范千秋的伟人；这里曾爆发过“青岩教案”，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民众运动，为鸦片战争以来“反洋教”的先声；在挽救危亡、重振国势的“公车上书”中，在全国十八省“上书”的六百〇三名举人中，贵州有九十六人，位居第二，其中贵阳籍举人占六十余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贵阳民众把握革命形势，继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之后，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是全国最早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贵阳人思想新锐，敢为人先。

继往开来，沧桑巨变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阳人民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把贵阳建成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城市。其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与1964年的三线建设期间，外省人进入贵阳形成移民高潮。这些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及上海的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和建设者们，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贵阳的经济建设中。

改革开放之后，“十万川军进筑城”，在贵阳掀起了一场城市建设的新高潮。随着外来打工者的增多，城市的交通及住房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解决城市发展的“瓶颈”难题，经过调研，贵阳市政府作出了建设“金阳新区”的战略决策。金阳新区位于贵阳市西北面，东临国家级长坡岭森林公园，南接三桥马王庙，西靠百花山脉，毗邻著名风景区百花湖，北接白云区。新区四周，浅丘起伏，绿林苍翠；区内有金华湖、观山湖，波光滟潋，景色宜人。凭高视下，行政机构、会展中心、商业街、住宅区，以及学校医院一一映入你的眼帘，恍若隔世之感。回眸沉思，不得不感叹改革开放后城市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贵阳，是一个享誉全国的“林城”：生气盎然的环城林带，苍翠欲滴，沁人心脾；环城公路，四通八达；漫步城中，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的商场、酒店，穿着入时的过往行人；无不凸显城市的生机。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贵阳，其经济发展和文教勃兴，无不得之于历代先民们的奋斗和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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