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之汇的都市路-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次南门，在贵阳古城西南，介于西门与南门间，古城门在原一中桥前民族巷东北端，即今都市路与公园南路、筑城广场原一中桥前通道交会的都市路上。古城门距现在瑞金路上公交次南门站约四百来米。文献说此城门原叫德化门，也叫广济门。城门上有城楼，到清末，城楼内就用来供奉蜀汉大将关羽，被改叫成了协天宫。紧靠城门前有月城，月城即瓮城，有南北两道门。清末，河对岸修起了今天的一中，师生要到河边渡口坐船到对面上课，一出城门到河边的渡口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后来称叫民族巷的小街，从故老指认和老地图上看，在民族巷小街后面，离渡口下游三四十米的河边，即现在“都市怡景酒店”及一中桥头修复残存的城墙外那一段滨河小游园处，滨河靠城墙有一座叫回龙寺的庙子，民国年间，贵阳南区分署就驻在这里。回龙寺建于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由于河中每年都有落水者，庙子佛殿左侧有生生塔，并建有阁楼，俯临南明河。生生塔与阁楼是为镇住孽龙，免得它“麻闹”危害生灵，以确保地方平安，渡口无恙。这个庙子由于香火不旺，殿宇房舍年久失修，后来僧去房空，居民们就在此建房居住起来，在城墙外南明河边形成了一条通往六洞桥的小巷。因这片区域一向被人们视为文教昌明之区，于是这片区域就有蟾宫巷。桥有蟾宫桥之谓，有寄寓学子们“蟾宫折桂，独占鳌头”之意。旧时这段城墙沿南明河蜿蜒抵达南门，景色秀丽，故有“临流城碧”之称。

回龙寺后有坡从城门边达城内复兴巷附近，次南门的城墙建在坡前，现滨河小游园处的那段城墙，有半截就是回龙寺的寺后墙段。因明朝的贵州卫指挥使司署驻在坡上，此处故有了“卫坡”之称传了下来。清《贵阳府志》记载；“卫坡，东接都司桥，西至次南门，街之左有准提庵，珠泗巷口，街之右有府前街，府后街口”。时代变化，地面随着降高填低逐渐平坦，1996年改造都司路后，更看不到这个坡了。都司路东段上，贯城河从北而来往南而去，河上有明朝永乐年间修的“振武桥”，几百年下来，这座石桥换了“司马”、“都司”几个桥名，后来才改叫都市桥。过桥不远就是南大街（今中华南路），都司路这条街是贵阳城南横向的一条重要街道，有可能是贵阳最早的大街之一，在没有拆城墙前，民国初年的地图上，这条街有几个名字：城门内叫过街楼，卫坡两巷口之间叫准提巷，往东到博爱路口叫县门口，再往东到大街叫观音巷。从当时的老照片看，这条街那时是很狭窄的。

以前次南门的出城道路，唯一的就是西南向的菜市口（文化路），过了市西河（水磨河）上的蟾宫桥（桥架桥），沿着猪拱坡前的排杉门道路（电大前），就上了驿马坡（河滨公园）旁通往花溪、惠水方向的贵番路（今贵惠路）。后来贵阳修了围城马路，次南门城门楼子拆除掉以后数年，都司路跟着扩宽，道路就往西，修了都新桥直向延伸。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在1954年前后对都司路进行建设，跨过水磨河，在工人宿舍与瑞金路连接，直通贵溪路、花果园，在湘雅村处与贵惠路连通，一同通往花溪、惠水而去。

从此，在工人宿舍前交汇的十字路口和公共车站也被叫做次南门，叫来叫去就叫出了名，反而把离此四百多米，在公园南路、民族巷与都市路交汇处的原次南门古城门处忘得干干净净了。次南门建于何时，元代以前未见明确记载，有人说元代的顺元城城墙只有东南西北四门，没有次南门，但根据这片区区位的重要，又是地方要害部门行政的中心，也是城西南内外的重要联系孔道，并且那时居民多取用南明河水，不可能没有就近的出城通道，故次南门应是贵阳有城垣以来就有的古城门。

1996年在旧城改造中，市政部门对这条路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路西头从桂月村前的贵溪路起，以高架路的方式在宽大平直的新都市路上往东方向延伸，所过的河道、桥梁处均成了名副其实的桥架桥。此高架路跨过城中心的中华南路繁华区，再以高架桥的方式开辟都市路以东路面，在旧房密集、坡地起伏、高差极大的城东南地面上，硬是建起了一条宽大平直的高架桥面大道，然后在蟠桃宫处与机场路对接。一桥飞架，雄伟壮观，既是市中心纬线上的另一条一级繁华街道，也是市区直达龙洞堡国际机场，以及沟通东西向出城道路的主要过境通道。

市西河自西而来，在香炉桥以下到南明河段，由于有人筑坝堵水建磨坊，故人们均称其叫水磨河。它流至今金桥饭店后方形成了一个河湾，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河湾地面要建青少年文化宫。这段河道就在靠金桥饭店一侧，用人工改了道，原来的老河道周边地面就成了金桥饭店对岸的青少年文化宫的范围，修起了青少年文化宫建筑群。

原次南门城门所在的区域三面环水，贵阳的三条主要河流南明河、贯城河、市西水磨河都在此域内交汇，然后往东流去。这几条河蜿蜒曲折，形成一个个河湾。从有文献记载以来，贵阳地方政权的首要机构都设在这片区域，元代的“八番顺元都元帅府领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明代的“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卫指挥使司”等就设在这里，都司路也因此而得名。接着，南察院，太府、贡院等一系列政府部门都设置在此片区。到了清朝，“贵阳府”、“法庭”、“贵阳守备”、“贵阳营”、“贵筑县”等官署也都是设置在此区域内办公，足见这片区域位置的重要。

面对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覃雨甘先生有文章说：“从地理上探求，古代市镇多发源于两河之汇或关津桥梁两岸，在戈矛时代，酋长的城堡多建于能守能攻，易守难攻之地，河嘴或高地，常为城市发祥之地，贵阳城贯城河、市西河流入南明河北岸，今都市路竟当三河之汇，地势特别优越。”他又“从文献上找证据，碑石《矩州题名记》称：‘伟哉矩州，当三河之汇，黑羊箐之枢宗（中部要津）山环水护，立国佳壤……前朝（唐初）首治本在都拉之垠，偏隔山区，出没颠沛，乃于大中年间（847—859）移住此国，开辟城池”。覃先生认为宋代时期的黑羊箐和后来的矩州城当在这三河之汇的现都市路区域。他还“由此推断，南宋嘉定十年的经略安抚司署，后来的矩州刺史署也在都市路”。明代以后“《滇行纪程》记云，贵州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姓张，言宣慰安氏向与流官中分而治，以十字街（大十字）为界，西属宣慰，东属流官，故汉人把城西旧称老苗城”。他认为：“矩州前临南明河，西界市西河，东限贯城河，北当在市府路府后山一带，城圈长约一点六公里左右”。以后城郭逐渐发展扩大，元为顺元，明初又为贵州，直到明隆庆年间，贵州城才改叫成了贵阳。

覃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地理环境为凭，以碑石《矩州题名记》为据（可惜覃先生在文中没有注明此“碑石《矩州题名记》”是载于哪部典籍和出处）论点为之一新，如果确有《矩州题名记》，那将是古贵阳建置最重要的文献，如果此论成立，宋元以前的贵州贵阳史又有了新的一笔。

在城中心大十字以南，贯城河以西的原市政府附近，现在地形已很平坦，地面上看不到有什么山和坡了，但从贵阳城的老地图上看，这一带的确还有府后山与孔家坡的地名，文献也有府后山的记载，估计是时代前进、城市发展、沧海变桑田之故。

民国初年贵阳西南部河流、城垣、街道状况

撇开覃先生宋元时期这个城市建置新的说法，撇开有没有那《矩州题名记》，仅就这片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环境条件，这片区域东南西三面都环水，北面一方原有府后山，都是天然的屏障，易于防守，有水之利，近于生活，利于农耕，便于渔猎。境内外竹木成箐，也便于樵采，应是先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不排除这里是先民部落的核心中枢，首领居住地的可能。另外，此域北面的府后山侧，老地图有“黑羊箐”之名，但黑羊箐范围有多大，好像已无文献可考，难道这三河之汇的片区是黑羊箐的核心地带？真会是我们今天这个贵阳城市的发祥地？

贵阳地名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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