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文帝在贵州的传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靖难之役”中，有关建文帝之生死存亡，学术界至今仍是悬案。对此《明史惠帝纪》记载即语意含混。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自地道出之。”固然所谓收帝后尸葬之，不过是燕王平息舆论收买人心的举措，事实上他并不相信所葬者就是建文帝的劫后遗骸，所以事后又多次派人四出查访，以便彻底清除疑虑，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此，《明史》即有透露，如《姚广孝传》云：“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指燕王）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除之”。《胡濙传》也说：“惠帝（即建文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永乐五年（1407），遣淡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淡以故在外久，至十四年（1416）乃还。……十七年（1419）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1421）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淡至，急起召人，淡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淡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郑和传》也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跃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其后直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曾先后率队七次远航，到达亚非沿太平洋海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可见建文帝之生死存亡，早在明初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政治悬案。

但《明史纪事本末》却明确肯定，靖难之役中建文帝自地道逃出，并记其以云南为根据地，频繁出入于川、黔、粤、楚、湘、闽、陕、浙等地。到处募建寺院、收纳信徒，长期在外活动。并称：“正统五年（1440）三月，帝（指建文帝）谋东归”，遂往见广西思恩府知府岑瑛，自称“吾建文帝也，今老矣，欲将骨骸归傍祖父”，岑遂将其送往北京。经过去侍奉过建文帝的老太监辨认，因其左脚趾有黑痣而被确认，时自称建文之老僧已六十有四矣。于是正统帝（即英宗）遂将其迎入内室，尊为“太上老佛”。从此建文帝被供养于内宫，直到宪宗成化元年（1465）方病死宫中，享年89岁，厚葬，刻碑“天下大师之墓”。近年，浙江浦江县更将位于该县郑宅镇，号称“江南第一家”的宗祠修复，声称该祠曾是明初重臣宋濂发迹前办玄麓书院处所，当初建文帝出逃时即曾首先在此避难。为此在修复宗祠时，又加修了“老佛堂”一座，辟为历史遗迹供游人观赏，并已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据上所述，建文帝出逃似乎确凿无疑，后世不少史志，均依以为说。故清初修撰《明史》，不但记录了乾隆元年（1736），“诏廷臣集议，追谥（建文帝）曰恭闵惠皇帝”，并据《东华录》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丁丑，更下令对“所有《明史·本纪》……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不过其添修之本迄未公开发行。而孟森先生之《清史讲义》称：“近日，故宫发现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其“《建文纪》末云：棣（即明成祖永乐帝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死。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这似乎更加证实了建文帝出逃的真实性。

然查谷应泰所撰《明史记事本末》，成书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末，其书多取材于张岱《石匮藏书》及谈迁《国榷》，所记史事实每多失实。故《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指出，“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无所折中。故记靖难时事，深信从亡致身诸录，从惠帝逊国为实，于滇、黔游迹，载之极详。又不知懿安皇后死节，而称其青衣蒙头，步入成国公第。俱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近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指出，该书“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而《明史》虽最后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但纂修工作早在顺治二年（1645）即已开始，中经几次设馆专修，并经当时史学名家万斯同等考核史实，多次删润，方进呈定稿，付武英殿镂版，正式刊行。故对谷氏书中采自野史传闻之说，均弃而不采。如上引谷书所载，正统五年建文帝被迎入宫中奉养事，《明史》即记为“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今河市禹县）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且苟如谷文所说，建文帝已于正统五年即被迎入内宫奉养，二十余年后死于宫中。则靖难之役建文帝逊国出走，作为政治问题，应已化解或至少已淡化。然对此重大事件，《明史》不但对其入宫及逝世只字未题，且在《惠帝纪》最后，还特别强调“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可见靖难之役的政治影响，直到明末仍未消除。

至于号称“江南第一家”的浙江郑氏，据引述者介绍，“历史上曾十六世同堂，不分家，最盛时家庭成员多达300余人。这一大家庭，始于南宋，直到明初，延绵300多年，时跨宋、元、明三个朝代，堪称天下第一家。因不能和皇家类比，故称‘江南第一家’。偌大一个家庭，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实在并非易事，故被封建统治者十分看重。朱元璋曾为其题匾、赐对。”上述种种，如全属事实，则其宗祠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着眼于将其作为封建大家族之典型，而非出于所谓建文帝外逃避难之所。其陈列所谓建文帝避难及有关传说、故事，不过是借以抬高身价，吸到游客而已，其“老佛堂”乃近年所建就是证明。因此，不能因其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证明建文帝在此避难就是事实。

至于乾隆时，先后为建文帝追谥帝号，并诏令修改本纪，其意本不在考核史实之真伪，而在于借此弥合清初以来，因薤发令及屡兴文字狱而造成之满汉隔阂，收揽人心而已，未可依以为据。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靖难之役”条仍称：建文四年六月，“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穗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燕，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正因确信谷文为史实，（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两次引《明史纪事本末》记建文帝至黔事。一为永乐十六年（1418）：“是年建文帝返至黔”，并引《新义录》称：“贵阳白云山（按该山在今长顺县广顺镇境内，当时属贵阳府辖境）有罗永庵，帝尝结茅于此。安抚司金镛为建庙、蠲田、招僧，有像而祀焉。”“又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三月，帝与程济等谋东归，后至贵州金筑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相传当年建文帝行至此处，见万山拱若禁卫，白自四山升起，人立山顶，宛如置身云端，喜曰“此吾托足处也”，遂命此山为白云山，并将罗永庵改名白云寺，又得安抚使金镛资助，遂成具有相当规模之寺院。崇祯初徐弘祖游幸入黔，即曾前往寻访游览，在寺中停住数日，对山、风光、殿堂等有详细记载，今遗迹尚存。又距此山不足百里之平坝马场高峰山，寺前山岩上有摩崖大逾二尺见方刻词“西来面壁”四字，相传亦为建文帝手书，对此笔者少年时曾随学校远足前往得见。又在今清镇市百花湖畔的中十村之灵永寺，亦传说为建文帝居住过的寺庙之一。该寺今虽已残破不堪，但其间残碑上“……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等语，尚清晰可见。

根据上述情况，近日有人撰文不但充分肯定建文帝曾隐匿贵州的事实，并认为当时“建文帝逃到贵州最安全”。对此，姑勿论（民国）《贵州通志》所记建文帝在贵州的活动，本源出谷文记载，即其所采之野史传说，即所谓白云山、高峰山、百花湖畔之遗迹，亦不过后人依托附会而已。在此我们只想强调指出，所谓当时建文帝逃到贵州最安全的说法，只不过是持论者昧于当时贵州具体局势的主观臆断。查持论者之所以作出上述论断的要据，主要是说当时今贵阳至安顺（当时尚称普定）一带，卫所密集，屯军众多，这些卫所将士均为洪武十四年（1381），派往征讨盘踞云南的元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之朱元璋嫡系傅友德、兰玉、沐英之旧部，而建文帝又系朱元璋遗命所立。言下之意，建文帝逃到贵州，特别是在今黔中腹地一带，自会得到卫所将士的暗中保护。

其实，事实与持论者所言大相径庭，察朱元璋至晚年，因太子朱标早死，虽立其子允炆为皇太孙以为国储，然以允炆性格懦弱，深恐自己百年之后，允炆难以驾驭诸元勋宿将，遂借故诛杀朝臣，傅友德、兰王均先后被诛。据《明史·傅友德传》称：洪武二十五年（1392），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又明年（1394年）赐死”。至于兰玉更以谋反罪被族诛。《明史·兰玉传》“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狱鞫询，狱辞云：玉问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构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九月乃下诏曰：‘兰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这次事件虽不明是否株连及于贵州卫所旧部，但旧部主帅被诛，自不能不影响贵州卫所将士之情绪。

而当时对所谓建文帝逃往贵州更为不利的是顾成被朱棣再次派往贵州镇守。据《明史》及《明实录》记载，顾成自朱元璋渡江攻占今南京时，即投入其部下，以作战骁勇逐步从帐前寒兵升授为朱元璋爱将，洪武八年（1375）即“调守贵州”（时贵州尚未建省，贵州即今贵阳），“洪武十四年（1381）随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为前锋，首克普定（今安顺），留成，列栅以守……进（普定卫）指挥使”。洪武十八年（1385）“奏罢普定府，折其地办三州六长官司，进贵州都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九年（1396）“迁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次年被“召还京”，以其子顾统继任普定卫指挥。及建文元年（1399），“为左军都督，从耿炳文御燕师，战真定，被执。燕王解其缚曰：‘此天以尔授我也’，送北平辅世子居守。南军围城，防御调度，一听于成”。时建文帝闻成降燕王，乃将其子顾统诛杀。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位，酬功，封（成）镇远侯，子世券命仍镇贵州”。是年十月更命顾成还镇贵州，次月又“命普定卫指挥使顾统子兴祖袭其父官。时，尚幼，令读书习武艺，俟十五任事”。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构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开启贵州建省之始。次年（1414）五月，顾成逝世，“赠夏国公，谥武瘀”。

从上述情况可见，顾成及其子孙，自洪武八年以来即长期坐镇贵州，其间仅建文帝在位时有过短期空白。洪武时期顾氏一家虽系朱元璋依以统治贵州的心腹，但自建文元年顾成被俘降附燕王，其子被建文帝诛杀以来，其家族成员与建文帝君臣恩义已断。故朱棣夺得帝位后不及半年，不但将其子世券加以重用，并将顾成重新调回贵州镇守，其意正利用其与建文帝有杀子之恨，且熟悉贵州情况的条件，以稳定贵州局势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说建文帝逃往贵州最为安全，真不知从何说起。

而持论者为证明自己看法还说：“威清卫（即今清镇市）指挥焦琴就是朱元璋的心腹，征云南时累建战功，1399年他与朱元璋同年去世。其子焦桐继任其职，他们父子均受恩于朱元璋和建文帝。当消息传来，对朱棣篡位十分愤慨。当时有一位武将为此愤然出家，成了当地有名的铁梅和尚，就可证明”。焦琴后人对朱棣夺取帝位，因不见具体资料，如何愤慨，暂时无法评论，但所谓铁梅和尚出家事迹，《清镇县志稿》有简略记载，抄摘于下：

“铁梅禅师，相传即明末梅御史，南京陷，弃官，至县属九龙山为僧，寿百余岁，无疾而逝，尝畜一白骡，亦死。……后巡抚慕天颜为建一坊，曰云天禅寺”。

“铁梅和尚，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清初徒步采县，建寺于旧三区之九龙山。继至八区之茅坡，以其地山高路曲，仅有樵迹，远胜九龙山，乃于山上建云天寺，携徒居之。莳花种树，辟潭凿井，筑亭其间。喜为诗，顺治初与黔巡抚慕天颜时相唱和，著有《梅花诗》百首，词句苍凉，盖抢故宫禾黍之隐痛者也。诗已散失，仅邑人丁泽安步颟之作尚存。所植杉梓，至今隐蔽天日，大可合围。康熙间始坐化，寿百余岁，无疾而逝，葬于寺前，墓塔犹在。人以其能文学，遂相传为明之翰林，官御史，梅姓，南京陷，乃弃官隐于僧云。”

从上引记载看，此铁梅和尚虽不能肯定其俗家姓氏，是否明之翰林，曾否任过御史，但从其善诗文，且能与当时之贵州巡抚诗词唱和，则其身份定非持论者所说明初威清卫之武将。且其系清初徒步来今清镇，则文中所说之“南京陷”，当指以福王朱由崧为帝，建于今南京之弘光政权被清兵攻陷事，何可一见“南京陷”便指认为二百余年前“靖难之役”燕军之攻占南京。似此张冠李戴，不作具体考查，但凭望文生之说，何以为证？

此外，近年更有一些以建文帝上述传说，附会贵州历史的说法。如上世纪末，上海江南造船厂某工程师宣称已将“红岩天书”（即所谓关岭之“红岩碑”）全文破译，其内容为建文所撰诏书，大意为揭露永乐谋朝篡位，号召民众支持其复位。对此，姑勿论所谓有建文帝逊国来黔属传闻，如欲证实需举出坚实有力证据。仅就情理面言，亦属窒碍难通。如前举《明史》所记，“靖难”后朱棣正派人四处追寻其下落，建文帝苟真已逃出京师，藏避唯恐不及，岂有题写诏书于大道旁不远处，自我暴露之理，此其一。再者，所谓“红岩碑”画形奇糅怪异，以致数百年来若干通硕大儒，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尚不得其要领，当时当地又何能起到揭露政敌、号召民众之作用。凡此，皆常识内事，稍有知识者，一见即知其妄，故此说不过痴人说梦而已。

近日，更有人在贵州电视台解说贵阳地名节目中称，贵阳市区南郊太慈桥原名太子桥，盖建桥时得避难在此的建文帝的指点，故以太子命名。及至抗日战争期间，湘雅医院迁移至该地，因湖南口音念“太子”如“太慈”，方讹为太慈桥。但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称：“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讹为太子桥。”以后（嘉靖）《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徐弘祖《黔游日记》、道光《贵阳府志》、（民国）《贵州通志》皆有记载。从（嘉靖）《贵州通志》所附，时任提学副使毛科所撰《太慈桥记》可知，该桥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太监杨贤所建，故又名杨公桥。至于徐霞客在其《黔游日记》中，虽将其记为“太子桥”，然在其自注中称：“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按建文帝当其即位之先，被立为“太孙”，即位后已正式称帝，即令逊国避难，亦不应称其为“太子”，故有此疑问。从上可见，太慈挢之命名，明代早已有之，而“太子”之称，实为讹误。而今人解说，不但二者因果完全颠倒，而且把数百年前之讹误扯到数十年前，将历史真相搞得一团混乱，如任其传播岂非谬种流传？

总之，关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之生死存亡，在未获新的有力证据前，似仍以保留旧说，姑以悬案存之，以俟后人深入研究。至于建文帝如真逃出，贵州亦非其最安全的隐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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