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观“老君会”与贵阳铜业-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民国元年（1912）农历九月十五，贵阳大十字东大街街口的大道观内，贵阳制铜业的工匠以及经营铜制品买卖的商家、伙计聚集一堂，为庆祝清帝宣统逊位和民国成立，举办了一次热闹非凡的“老君会”。那个时候，贵阳街巷的名称十分烦琐复杂，前面所说的东街口，就是如今的大十字老百货公司这一段，因为大道观的存在，地名也就被叫做大道观。那么，为什么会在这里举办如此热闹的“老君会”呢？原来“老君会”是一种行业组织。旧时的金、银、铜、铁、锡等各个行业，干的都是火中取宝的营生，离不开生炉锻造，他们都尊奉太上老君李耳为他们行业的祖师爷。传说太上老君这位道家的鼻祖，他的八卦炉烁金灼银，有催化五金、铸造百型、千变万化之功，因此是五金行业当然的祖师爷，贵阳与铜有关的从业人员也就尊崇他老人家，组成了行业帮会“老君会”，选择在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老君得道的这一天来开会，一面祭祀祖师爷，一面解决同业中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办会的地点因而也十分讲究，只能在供奉了老君的庙观里举行。大道观里虽没有老君的法像，在庞庞杂杂的玉皇殿、雷祖殿、火神殿、天师殿、丘祖殿、孙祖殿、娘娘殿中却有一个规模相当的三清殿，殿里供奉的是道教的神祇三清道人。在我国著名的神魔小说《封神榜》中，有“老子一气化三清”的神乎其神的片段，演绎出老君与通天教主大打出手，他的真气幻化成上清、玉清、太清三个道人，加上自己的真身来合力四面围攻，最后打败通天教主的情形，极尽想象之能事，具有十分娱乐的功能。三清道人三个既是太上老君的化身，也就是当然的老君本人，正符合贵阳铜业行会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次盛会。

清末民初的贵阳铜业，其实也是举步维艰的。贵州境内没有像样的铜矿资源，制作铜器的原材料除了收集一些废旧铜器来再加工以外，前清和民国时期就偷偷地把当时发行的铜币拿来充作原料，但这在当时是一种违禁的犯法行为，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身家性命不保的厄运，工匠们迫于生活，只得冒险而为。即使是这样的窘迫艰难，他们在铜器的生产技术上还是有所创新和发展。譬如名匠汪洪兴就发明了使用中草药配制成药水，泡洗铜制器皿，能使做出来的铜器闪烁着或金或银的光泽，且能较长时间地保持的技术；又如掌握了特殊的配制紫铜技术的吴顺钦，制成的紫铜，纯熟程度极高，具有坚韧的延展性，加工时任随你冷敲、热打，从不碎裂，为钗、环等首饰精细制品的打造提供了技术支撑，也正是这样的技术得来难能可贵，便产生了只在家族夫妇或父子之间传承，技术保守不外传的结果，往往也就失传了。

贵阳的铜器产品，与城市人民的生活紧密不分。有的专门制作簪环首饰，有的专门制作餐、茶、烟具，有的制作钹、铙、唢呐，有的专门制作供吸食鸦片烟的各种器具，所以那个时代贵阳居民家中使用铜锅、铜碗等器具并不鲜见。更因为那时军阀当道，豪绅大户、巨贾富商都以吸食鸦片作为炫耀自己或者作为交际的手段，特别是在军阀刘显世当上贵州督军以后，他放开鸦片的禁令，于是，贵州鸦片的种植、贩运、吸食大行其道，从而从中抽取捐税，使铜烟具的制作有了畸形的发展。以黄义顺家为代表的烟具制作，名目就有烟灯、烟台、烟盘、烟盒、烟缸、烟钎、烟膏筒、烟杯、烟灰盒、蒙花烟斗、烟枪含口、烟灯底座等等不下二三十种。工艺上镂空花、镶花，进而使用金银参与制作，极尽奢靡之能事，每套价值几达数十元大洋。这一畸形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周边各省的铜匠也来贵阳发展，其中湖南来的居多，出现了申协和、扈银生、肖裕茂等几家较大的字号，贵阳铜匠称他们为湖南帮生铜匠，有别于自己的贵阳帮熟铜匠，小小的贵阳已充斥了二十多家作坊，从业者达到了四十多人。

民国26年（1937），蒋介石指派中央军赶走了贵州军阀，民国贵州省政府发布了禁绝烟毒命令，设立了周密的禁烟机构。滑稽的是这些机构的职能却是在鸦片的种植、贩运、销售、吸食这几个环节上加重税收。于是乎，鸦片的吸食及烟具的制造仅由公开转入了地下，一切依旧。贵阳铜业维持现状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躲避日寇奴役的华北、华东难民不断涌入贵阳。到贵阳来的人口逐渐增多，铜制的生活用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铜匠们找不到更多的铜来制作生活用具。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有人把目光转向了战时剩余物资的五十三加仑废弃的汽油大桶铁皮，首先吃螃蟹的是铜匠李月先，他把油桶剪开，摊平以后将铁皮剪成锅、瓢的坯子，在炉火上加热烧红，经过简单的捶打成型，做成锅、瓢、水壶、炒菜勺和火炉，这一来铁皮制品便流向了千家万户，成为一时的特色。不久，废铝皮又被发现，于是，铝皮做的铝锅、铝壶、铝勺等等又加入了人们生活用具的大军，一直到解放才逐渐销声匿迹。

解放以后铜匠们的行业组织“老君会”已不复存在，他们加入了新的贵阳市金属品手工业同业公会，1956年接受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贵阳市小五金生产合作社，他们进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工人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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