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路上的人和事-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在南明区境内，因历史事件纪念命名的街道有护国路（护国功臣王文华、袁祖铭等曾住此路）；因名人住所命名的街道有曹状元街（武状元曹维城曾在此路建状元府）；因人口来源命名的街道有汉湘街（原名汉相路，因路上有萧何、曹参二公祠，“文革”时期多住湖南人，故改为汉湘街）；因自然环境命名的街道有滨河路（建甲秀广场后已消失）、雪涯路（路上原有雪涯洞）、仙人洞路（路靠近仙人洞）、六洞街（路上曾建建有六座石桥）。本文记叙的文化路，则因师范学校设于此路而得名。

据《贵阳市南明区街道志》记载，文化路（清代称排衫门）位于南明区境的西北部，属河滨辖区，门牌单号1—161号，双号64—108号；全路509户、1540人。该路南起瑞金南路河滨剧场，北至都司西路，全长322米，宽8米，沥青路面；路上有一座桥，名曰桥架桥，是连接文化路上下两段的主要通道。因贵阳师范学校设于此路，于是，文化路之名也就在民国中期而产生。

教育一条街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化路上先后设有武备学堂、公立师范学堂（最早设在雪涯路）、省立初级师范学校、省立师范学校、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师范学校（以下简称贵师）。据南明区军事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贵州巡抚黄毓藻筹建，在今文化路口创办贵州武备学堂，首任总办为贵阳知府严隽熙。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陆军小学堂创办于贵州武备学堂堂址。1912年，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由唐继尧创办于文化路口。民国5年（1916）7月，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由刘显世重建于文化路口（原讲武堂地址，今贵州省黔剧团）；民国15年（1926），贵州陆军崇武学校设于文化路口。这两所军校培养了数千名军官，他们有的担任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众多人口逃难贵阳，在逃难人口中有许多青年学生和教师，促进了贵阳教育的发展。1937年冬，上海大夏大学迁到贵阳时亦在此路办学。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此路上创设了贵阳师范学院。解放后，贵阳民族师范学校、贵师附小、金筑大学也设在此路上。今该路仍有贵阳学院成人教育学区、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从19世纪至21世纪，文化路上行走着成千上万名学生，上百年来，文化路成了贵阳乃至贵州教育的一条街，成了筑城一道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独特风景。

师资的摇篮

1912年，尹笃生（贵阳人，贵州省立初级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贵州著名教育家）任职后，励精图治，在文化路上购置民房土地，增建两层木结构房屋128间作学生宿舍，建食堂兼礼堂一大厅，修建足球场一个。尹治校除依靠黔人办学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外，特别重视严格录取学生。由于贵师当时是贵州最高学府，面向全省招生，报名十分踊跃，但考生名额有限，亲朋好友、上级下级向尹先生嘱托关照者川流不息，尹对说情托关系的人一一谢绝。贵州都督刘显世、政务厅长何麟书来信为某考生说情，信未看完，尹将信掷于桌上，愤然说：“宁可撤职不当校长，也绝不能滥竽充数。”“因为师范生要为人师表，所以必须严格，我们应为千秋万代后人负责。”他不徇私情的表现，闻者莫不称赞。尹逝世时，全校师生自愿捐钱建“故校长尹笃生先生纪念碑”，以资永远纪念这位为贵州师范教育鞠躬尽瘁的先行者。碑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但尹先生一生光明如镜，为师范教育鞠躬尽瘁的精神已留在贵阳人的心中。可谓“雪涯秋柳仰丰碑，心迹似水赞故人”。

步行到文化路贵师上班的名人有：桂百铸（贵阳人，1903年应试时以第二名中举人，曾在贵师任代校长，贵阳著名画家，解放后历任市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省分会主席）；孙起孟（曾任贵师校长，中国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之一，民建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田君亮（贵州平塘人，曾在贵师任教，贵州知名教育家，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任可澄（贵州安顺人，曾任师范学堂教育长，贵州著名社会活动家，参加护国运动功勋卓著，对编纂《贵州通志》有突出贡献）；严寅亮（贵州印江人，曾在贵师任教、书画大家、以题“颐和园”匾额而闻名天下）；孟光涛（贵州仁怀人，曾在贵师任教，著名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贵州国画院副院长）；贾福华（贵阳人，1952—1977年任贵师副校长，1985年市政府为表彰她对师范教育所作的贡献，任命她任贵师名誉校长）。

从文化路走出去的贵师历届毕业生成千上万，他们分配到各地中小学任教，既补充了师资的不足，又为全省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优秀人才担任了学校的领导和教学骨干，他们中的佼佼者比比皆是：全省优秀教师韦兴德，1967年毕业于贵师，贵阳市省府路小学教师。她30多年来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重视对行为异常和有残疾学生的教育。她因材施教，精心培养，所教课程合格率均为100%，优秀率都在90%以上。布依族乡村女教师班菊，2000年毕业于贵师，系乌当区新堡布依族自治乡瓮门小学教师。她是一个每天往返奔波于8公里崎岖山路上为山里的孩子送去知识、温暖的女教师。她热爱山村教育，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深受当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2002年9月，新堡乡人民政府授予她优秀教师称号。2003年1月，乌当区人民选举她为乌当区人大代表。

革命的基地

文化路不仅走出去成千上万名教育人才，该路还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场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师范学堂初设，一切模仿日本办学，当时贵州武备学堂（今文化路口）有一批日本教习任教。师范学堂因师资缺乏，就请了冈山源六等当教习。当年日俄战争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日本攻下奉天省城盛京（今沈阳），冈山源六等闻讯后即召集武备学堂日本教习和少数学生庆祝日军的“胜利”，同时以极其狂妄的口吻致函师范学堂，要住校学生参加。师范学堂学生刘琨等接信后十分愤怒，由刘琨执笔回信拒绝。信中写道：“为贵国贺，为祖国悲，此正我学生饮泣之时，非饮酒之时也。”冈山源六见信后借口“侮慢师尊”，将刘琨呼至寝室大骂，又拳打脚踢。冈山源六毒打中国学生之事传开后，师范学堂学生十分气愤，拒绝冈山源六上课，以表示最大的义愤和抗议，直至要赶走这位日籍教习。冈山源六任期三年，想赖着不走，但众怒难犯，最后不得不离开贵阳，这就是震动山城的驱逐日籍教习冈山源六事件。

贵师学生刘雪苇（即刘茂隆，后任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1931年从贵师毕业后，到上海找到鲁迅先生，与鲁迅先生有了较多接触。刘雪苇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10月加入中共，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34年下半年，刘回到贵州开展革命活动，以贵师为基地，组织星光读书会。贵师学生曹克勤、凌毓俊、严金诚、朱世芬等青年学生参加了星光读书会、文艺研究会等这些党的外围组织。1934年冬，贵师的进步学生在校内接受进步思想，传阅进步书刊，一批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李中量、王大纲、蔡时容建立了中共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党支部，李中量任支部书记，这是贵阳地区最早在文化路上建立的中共党支部之一。1935年4月，李中量调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7月由郑成诗任支部书记。7月19日正午时分，国民党特务破坏贵阳地区中共党组织，中共贵师党支部也遭到破坏。当一群特务从路上闯入贵师学生宿舍搜查时，何冠群等党员和进步学生被逮捕，有几个学生正在河中游泳，闻讯后立即赶到白沙巷尹素坚家中向中共地下党领导报信，没有暴露的转入读书会中开展更隐蔽的斗争，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学联”、“民先”进步组织的骨干，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中共贵师党支部又建立，1939年12月支部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唐范宇（即唐树楷）、聂开诚、周兴仁、林茂煜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期间，贵师进步学生毛祖坎、黄恒德等加入进步组织“新青”，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读书会为掩护在贵师开展活动，通过王全章等同学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1949年，国统区物价飞涨，教师停发工资，贵师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反饥饿大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迫使当局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1949年3月，贵师学生黄恒德、刘开智、彭家德等也奉命参加了郎岱暴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路上的三所军校

据《贵阳市南明区军事志》和《南明文史资料选集》记载：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8年（1919），在筑城文化路口（今省黔剧团与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处），办起了三所军校。这三所军校的创办，为国民政府培养了近2000名军官，这些军官经过学校深造后，不仅成为黔军的骨干，有的还晋升为高级将领，在守土保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抗日战争中，开赴前线，杀敌立功，为国捐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贵州陆军讲武学校

民国元年（1912），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在文化路口原陆军小学堂校址开办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校长。该校任务是轮训滇、黔军中连以下军官。仅办毕一期，民国2年（1913）因唐继尧回滇，停办。

贵州讲武学校

民国5年（1916），刘显世（贵州兴义人，1922年任贵州省省长，1923年亡命云南，1927年病逝）任贵州督军，在文化路口原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址重建讲武学校，任命留日士官何应钦（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为校长。以原讲武学校未毕业的第二期学生编为讲习班，招考中学毕业生编为学生班。学制两年。课程分入伍期（半年）和修学期（一年半）。入伍期学“典范令”（即操典教范、条令），修学期间学习“四大教程”（即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办学仿效日本学校，训练、管教十分严格。至民国15年（1926）先后共办五期。一至四期毕业共500余人，第五期以后，因黔政混乱，执政者更替频繁，学生均未毕业，学校即告停办。

贵州陆军崇武学校

1926年周西成主黔后开办崇武学校

民国15年（1926）夏，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926年6月继彭汉章后任贵州省长、25军军长；1929年与李燊之战中受伤落水溺死）执掌黔政，将讲武学校改为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贵州沿河人，民国6年，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北伐黔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民国13年，刘代表贵州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将校长，主持教务，并将刘原在赤水办的军官教导团第一至四期毕业生作崇武学校前期毕业生，以原讲武学校未毕业的200余名学生作崇武学校第五期学生。全校教职工110余人。学制一年，前三个月为入伍期学“典范令”（学习步兵操典、射击、勤务）；后9个月为修学期（学习“四大教程”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以及行军、宿营、野外班、排、连战术教程，体操、劈刺）。该校共培养军官1800余人。为贵州以及西南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该校毕业生王景渊（贵阳人，崇武军校第五期学员，历任第85师师长、49军军长、19兵团副司令）、万式炯（贵州铜仁人，崇武军校第八期学员，历任103师副师长、蔓巫师管区司令及暂编第一军军长）；程鹏（贵州织金人，军校第七期学员，历任103师师长、93军军长）。民国18年（1929），第八期行将毕业，因周西成战死，崇武学校结束。抗战爆发后，军校毕业的军官立即开赴前线，为抗击日寇侵略，参加了松沪、台儿庄、徐州、武汉、忻口等战役，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牺牲。

崇武学校毕业典礼

文化路上拾零

黔剧杂技在文化路上落户。1958年9月，贵州黔剧团（贵阳黔剧团）在文化路上成立，排演黔剧《秦娘美》赴京演出。1958年12月，贵州杂技团在文化路上成立。

名人题词视察文化路上的单位。1960年5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文化路口河滨剧场观看演出的黔剧《卓文君》，次日，为坐落在文化路上的贵阳黔剧团题词勉励演员们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5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视察全国先进托儿所——文化路托儿所。

彩色影片《李四光》在文化路上拍摄。1979年3月6日，在文化路上拍摄《李四光》，以求真实地反映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抗战末期由桂林逃难到贵阳的一段生活。为拍片需要，将文化路与雪涯路一部分店铺布置成20世纪40年代的模样。拍片那天，成千上万的贵阳市民前往文化路看热闹，争睹著名影星孙道临的风采，使文化路再一次在贵阳人心中留下了印象。

刘氏烤鸡在文化路饮誉筑城。1984年，在党允许一部分人勤劳致富政策的鼓励下，居住在文化路上的刘筑林（因排行第四，人称刘老四）从家中拿出一条凳子、一个簸箕、一把雨伞摆起了烤鸡摊，经过十年拼搏，他在生意场上迈出了三大步：博采众长，研制烤鸡；文明经商，方便顾客；消毒操作，保证质量。三大步迈出后，刘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刘老四成了贵阳的名人，刘氏烤鸡也饮誉筑城。

文化路上的几枚金牌。20世纪50年代，文化路托儿所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先进托儿所。1991年，坐落在文化路上的河滨街道办事处文化站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标准文化站”；1999年、2000年，坐落在文化路上的河滨派出所分别荣获公安部授予的“全国人民满意的派出所”和中央文明委授予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窗口”荣誉称号。

新兴教院在文化路上扬帆起航。2009年6月19日，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贵师终于在文化路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文化路上又诞生了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贵阳地名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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