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玻璃人生-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40年初夏，日寇入侵我国武汉地区、长江下游、华东、东北一带的敌占区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内迁，有能力难逃的人民群众也纷纷逃往西南大后方。贵阳市的人口猛增，居住的房屋及生活物资非常短缺，甚至在日常所用的玻璃杯、酒杯、茶盘、花瓶、灯具、灯罩等，市场上竟长年缺货，更加紧张的是学校、医院、工厂所需的化验、科研、疾病检验所用的玻璃仪器、烧器、药瓶等竟无处购买，由于社会的需要、舆论呼吁，贵州企业公司董事会作出了决议，计划在贵阳市建设一座综合性的玻璃厂，生产玻璃制品，以解决后方燃眉之急。于是决定聘请著名的玻璃陶瓷专家，湖南宝华玻璃陶瓷厂厂长、工程师肖泽（号丽生）担任玻璃厂筹备主任。（肖泽是贵州玻璃工业的创始人。他对中国的玻璃工业作出了贡献。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曾有记载。）经过函电协商，肖泽同意来筑建厂，并介绍肖洁吾、谭剑鸿（谭是肖泽的女婿，曾在肖泽的指点下学习玻璃陶瓷工业技术）任筹备员，组建筹备工作，他们陆续来到贵阳展开建厂前期工作。1940年贵阳市的工业，仅有一座小发电厂，没有其他的工厂。要筹建玻璃厂，当时的基础条件是非常差的，甚至要从建造玻璃熔炉的耐火材料的原料寻找开始，筹备人员经过艰难跋涉，首先在贵筑县和四川奉节县等地找到了铝矾土和高岑土，而后在湖南招聘制造耐火砖和坩埚的技术工人，制造和煅烧耐火砖、坩埚，这是修建生产玻璃制品的基础设备的最先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寻找制造玻璃所需的质量优良的硅砂、方解石、白云石、萤石等原料。当时四乡盗匪横行，时有出没，而原材物料，又只有在偏僻的山区才能找到，其困难情形，不言而喻。当年的筹备处派谭剑鸿去惠水县调查硅砂矿藏情况，就遇到许多困难。首先到县政府请求派向导，商量结果县政府派委员一人，挑选干练的武装团兵十余人护送（硅砂当地人叫硅砂盐又叫炒米砂）。在惠水、龙里、贵筑三县交界处，有个叫补鸦营的地方，距惠水县城数十里，没有大路，只有羊肠小道，他们只能整天在草野丛生、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行走，团兵荷枪实弹，一半在前面搜索导引，一半在后面护卫，谭剑鸿有生以来尚未见过如此状况，精神特别紧张，毛骨悚然。虽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可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到达补鸦营时，村寨仅三户人家，均系苗族，几家的男人，远远地看到武装团兵时，认为是来抓壮丁的。他们怆惶出逃，都躲入深山密林中去了，谭剑鸿费了不少口舌，多方向妇女们解释说是来找硅砂盐的，绝不是抓壮丁的，并拿出较多的钞票，请他们准备饭菜，同时请她们去把男人找回来，带人去看硅砂矿山，大概是因为态度和蔼，团兵也没有威胁她们，所以取得了妇女的信任，于是她们有的做饭，有的去喊男人。饭后，由男人们带路去探看矿山，结果他们发现了一座很大的优良的硅砂矿山，高五六十米，长数百米，裸露在外，上无覆盖，只见硅砂颗粒均匀，样品经化验，其含硅量达到98%以上，含铁量仅0.1%，质量优良。可惜当时无公路可通，运输极其困难，无法利用。后来在贵筑县的赵司、骑龙等地找到类似补鸦营的优质硅砂，玻璃厂一直使用到1949年解放，用这两处的硅砂为原料，制造的玻璃器皿，光艳夺目，为玻璃厂赢得极高的声誉。其后原料调查采购，困难情况大致与此相同。

筹备处的人员，一方面要找原材料，一方面选择厂址，1940年距敌机轰炸贵阳不久，厂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要交通方便，有足够的水源，经过多次选择比较，认为在太慈桥小车河南岸坡脚平地，较为适合（即现在的贵阳玻璃厂厂址），该处最好的是河边有一架筒车，可以打水流入厂内，还有一架水碾，可加工原料（电工不能供电，因此无法利用电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非常有利于生产的。厂地征拨后，就日夜开工修建房屋，砌烟囱，烧耐火砖，制坩埚，制模具，制刻花机，磨口机，添置各种工具。同时修筑玻璃熔炉、退火炉、加工炉等专用设备。

肖泽在长沙、湘潭请来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余人，其中负责绘画的是肖泽的女儿肖君曼，她是湖南衡翠美专的高材生，她亲手描绘的玻璃制品的花卉，色泽艳丽、栩栩如生，看到的人都赞不绝口。这些技术人员于1941年春季到厂，随即烘炉加料，正式投产，生产出了各种造型新颖的玻璃器皿，花色繁多的电灯罩盖，同时还生产硬质仪器、烧器、药瓶等，这是贵阳前所未有的创举。在1941年6月1日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一周年展览会上，玻璃厂将上述产品全部展出，向贵州各界人士显示了企业公司的成绩。参观展览会的人群，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琳琅满目的各式茶杯、酒杯、茶盘、果盘、花瓶、糖缸、烟台、菜盘等玻璃制品，有刻花的、彩绘的、喷金的、蒙砂的美术加工制品，有套色的台灯、壁灯、吊灯等玻璃电具，品种最多的是玻璃仪器等，可说是美不胜收了。展出的第一天即轰动全城，展览馆挤满了参观的人，一个月的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省内省外凡是来贵阳的，必定要来看看贵阳的玻璃制品展览。群众的赞赏，舆论界的表扬，对玻璃厂全体人员是极大的鼓励！鞭策他们研究如何扩大生产，增添新产品。同时省外要求成立经销机构，在重庆有玻璃厂经销处，西安、昆明等各处有代销店，并能与当时的美国玻璃杯抗衡，竞争昆明市场。

在展览会期间，由于群众的欣赏、报刊的赞扬，贵州企业公司的董事经理感到非常高兴，决定增加资本两倍（原投资法币十万元），后增至三十万元，为贵州企业公司总资本的二十分之一，可见对玻璃厂的重视。并决定增产土法制造平版玻璃，以解决建筑房屋缺乏窗玻璃的困难，还生产汽车前后灯玻璃。前一种要回到数十年前落后的生产方式上来，后一种要仿制欧美先进的生产产品，谈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困难重重。当时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平版玻璃的生产方式，是采用引上机机械生产，后方无能引进这种设备，用人吹大泡的生产方法早已失传，也找不到这种技艺专才。肖泽真不愧是玻璃专家，他采用制玻璃明瓦的方法，改造成制土平版玻璃成功，解决当时贵阳市房屋无窗玻璃的困难。而汽车前后灯片是国内未曾生产过的玻璃制品，有关灯片的反光聚光等制模数据，要经过详细计算，科学术证。汽车灯片的仿制，肖泽与制模高级技工沈森荣密切配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终于将汽车前后灯片制造出来了，质量标准完全与欧美制品一样，可售价仅为进口货的五分之一，解决了大后方西南各省交通汽车行路难的问题。贵州企业公司玻璃厂的声誉于是名满西南。

1941年至1943年初，是贵州企业公司玻璃厂的全盛时代。但肖泽却功成身退了。1942年底他向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彭湖恳请辞职还乡。老年思乡，固然是一种因素，主要的是他在长沙老家培植了一个花卉果树农场（他也是园艺专家）无人管理、渐趋荒芜，必须亲自料理。贵企当局因肖老的辞情恳切，难于挽留，同意离职，特举办盛大欢送会，以示慰劳，并约定以后玻璃厂如遇重大困难时，仍请来筑解决。肖老推荐肖洁吾接任玻璃厂厂长，谭剑鸿接任贵企陶瓷厂筹备处筹备主任（肖老兼陶瓷厂筹备主任），萧规曹随，玻璃厂的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1943年国民党的货币不断贬值，这对贵企玻璃厂影响最大，因为厂里的技术工人均系来自长沙、湘潭等地，每月发工资后，必须邮寄回家作生活费用（工人携家属的极少），等到他们的家属取到汇款时，形同废纸，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工人要求按物价增长比例发放工资，而贵企当局以所属厂矿有二十来家，不能单独满足玻璃厂工人的要求，因此生产大受影响，形成半停顿状态。贵企当局将谭剑鸿调回贵企专员室，认命为专员驻玻璃厂办公，协助肖洁吾解决困难。

外公谭剑鸿

1943年贵州企业公司已拥有二十余处工矿企业，对工资的调整要求是一致的，决定大约是半年调整一次，而物价是一日数涨，早晚不同，半年后将涨多少倍，神仙也无法预计，虽经多方解说工作，但收效甚微，贵企当局不得已派人去长沙请肖泽再来贵阳，担任玻璃厂厂长，肖洁吾辞职去衡阳。肖老年高德劭，与工人情谊深笃，矛盾得到暂时解决。1943年秋季，肖老又辞职还乡。贵州企业公司任谭剑鸿接任厂长，当时是尽量保持原有水平，继续生产，但通货恶性膨胀有增无已，玻璃厂需要的主要原料如纯碱、硼砂、着色剂等的价格，无不猛涨，玻璃产品的提价，远远赶不上原料的涨价，职工生活苦不堪言。为了解决流动资金和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谭剑鸿终日奔走，几乎没有时间顾及生产技术管理了。1944年秋季，谭剑鸿要求辞去厂长职务，专管生产技术，经贵企总经理彭湖同意，任命何培祯担任厂长，谭剑鸿担任总工程师，但生产紧张情况并未消除。尤其是日寇入侵黔南，人心惶惶，贵阳局势紧张，贵企当局准备各厂停产，疏散职工。谭剑鸿于1944年冬请假离职，携眷赴渝，为了维持生活，在重庆办了一个玻璃厂。而玻璃厂职工一部分去昆明，一部分去重庆，留在贵阳就地疏散的，仅半数而已。

日军从黔南退走后，不久玻璃厂恢复生产，聘梁荃为工程师，生产规模比以前缩小，1945年日本投降后，厂长何培祯辞职去青岛，贵企任该公司化学品厂长杨八元兼玻璃厂厂长。他费尽力气，才勉强维持到1947年冬季，但困难因素甚多，玻璃厂不得不停产。贵州企业公司派专人到长沙，邀请谭剑鸿再来贵阳研究玻璃厂复工生产方案，1947年底谭剑鸿来到贵阳与杨八元厂长及贵企有关人员共同研究，玻璃厂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设备陈旧、原料短缺，工人生活艰难，技术管理脱节等，均不是一下即可解决的。在杨八元厂长和贵企诸同事的恳留下，谭剑鸿再度担任玻璃厂厂长兼工程师，随后去长沙等地购买原料，招聘技工，于1948年初恢复生产。

1948年玻璃厂职工工资是用大米计算的，勉强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然而玻璃产品售价与原材料买价，相距悬殊、无法适应，成了多产多亏、少产少亏、不产不亏的奇异现象。当时就是在这半生半死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到1949年11月12日停炉。那时贵阳市已成真空城市，国民党溃兵日夜向黔西南逃跑，玻璃厂全体职工移居厂部内进行武装护厂。11月15日贵阳市解放，职工们欢天喜地将保护完好的玻璃厂移交给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贵企玻璃厂改名为贵阳玻璃厂，谭剑鸿仍旧任厂长、工程师。从此玻璃厂走上光明大道，生产日新月异，五十年代全国玻璃行业热水瓶评比，贵阳玻璃厂被评为全国第2名。现在贵阳市的玻璃工业已发展到了年产量数百吨，为1949年的六七百倍了。

我的外公102岁仙逝，他的一生对贵州玻璃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贵州玻璃之父”，外公将永远留在我记忆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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