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六百年中我的六十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当医生很辛苦，责任重大，可每当看到经我治疗的病人康复，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1990年，37岁的我调入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并主持医院工作，从此我走上领导岗位，我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和精力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二医的改革发展事业之中。

脑科医院是这样建起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二医，位于贵阳老城区南明河畔，是贵州省历史上建立最早的医院之一，他的前身为国民党时期的南京中央陆军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中央医院于1937年迁到抗战后方重镇贵阳。这为缺医少药的贵州人民带来了当时先进的医疗服务。曾经，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这里做过阑尾手术，文学巨匠巴金把他在这所医院的住院经历，写进其生活三部曲之一的《第四病室》。

深厚的历史底蕴让我对这家医院充满期待，然而，到二医上任的第一天，我看到的却是萧条的院落环境、陈旧的医疗设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病房条件，就连医院的牌子也是挂在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上，医院的门庭冷落与大街小巷私人诊所的兴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院只有病床300张，医护人员420人，无一名正高职称的技术人员，包含医疗设备在内的全院固定资产仅为320万元。再看看医院工作报表，日均门急诊量仅为100人左右，住院病人还不到100人，有的病房甚至长期无人入住，老百姓都戏称二医是一所“农村医院”。

二医现状，深深地触痛了我的心，贵州公共医疗的建设本来就薄弱，人民群众求医不易，如何带领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二医摆脱困境，走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是我思考的重心。

我开始进行认真的调研。一天，我在翻阅一本医学学术期刊的时候，一篇关于“脑部疾病将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的文章引起我的思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脑血管疾病、工伤、交通事故上升，特别是贵州贫困山区的患者，常常因为交通不便，或贫困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而有关脑科特别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临床和研究在贵州省还很薄弱，甚至是空缺。因此我思考走一条以发展专科特色带动医院综合发展的道路。

1992年元月，我撰写了《创办贵阳脑科医院的可行性报告》，提出通过“科技兴医、特色兴院、贷款引资、横向联合”的举措，创办“贵阳脑科医院”。方案一推出，立即引起全院的激烈争论，不少干部职工认为二医的现实是无资金，无设备，无房屋，无人才，要创办一个富含科技含量的脑科医院，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因此，反对脑科医院的创办。

这时，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明确了发展方向，我在二医展开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从而让二医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了信心。终于，1992年7月18日，创办贵阳脑科医院的可行性报告在二医邀请的大型论证会上得到贵州省卫生厅、贵阳市卫生局及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认可。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陆军医院（市二医前身）

为了实现创办脑科医院的梦想，从1992年开始，我踏上了艰难的创业征程，无数次往返贵阳和国内卫生发达的各大城市之间。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国内神经外科实力最强的北京天坛医院，北上求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何鲁丽同志（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北京市卫生局、天坛医院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何鲁丽同志在了解到我对医院的发展构想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天坛医院要代表首都人民支援边疆、支援贵州。天坛医院的领导同时表示：我们不仅全力支持贵阳脑科医院的创办，还要帮助你们把它发展成为西南区的神经外科中心。

有了天坛医院在技术上的鼎力支持，但创办脑科医院的资金成为我面临到的一个难题。在筹措资金的一年中，我几乎撕碎了方案。到了1994年，终于柳暗花明，贵阳市建行同意向二医贷款300万元用于脑科大楼的建设，但需要担保单位。贵阳市金关村，是贵州省第一个亿元村，有胆有识的村党支部书记陈绍祥站了出来，为二医300万元贷款作了担保。在脑科大楼的建设过程中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兴义贵州醇酒厂厂长鄢文松的改革事迹，我立即赶到兴义，向素昧平生的鄢厂长寻求资金支持。创业者最知创业的艰辛，更何况，脑科医院的创建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鄢厂长慷慨解囊200万元，解了二医的燃眉之急。

大楼起来了，买设备的资金又从哪里来？我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解决的办法，做足“贷款引资”这篇重头文章，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支撑脑科医院的发展。特别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引进“以色列贷款”购买设备的这件事情。

1995年6月，全国医疗器械展销会在北京召开。我到展销会上寻找最适合脑科医院发展所需的设备，创办脑科医院不可或缺的CT、磁共振机等设备的价格都十分高昂，我反复在一家家展商柜台前走来走去，一家展商的销售经理注意到了我，主动向我递过来一张名片：“你想买吗？”

我立即向这位热心的销售经理陈情贵州的贫困和创办脑科医院的急需，希望能以分期付款方式引进这世界一流设备。这位年轻的经理被深深打动，但公司规定只能现款交易，他无权破例。他沉思良久，突然对我说：“你为何不去争取以色列贷款？”

以色列贷款是怎么回事？又如何有资格去争取？销售经理对我道出这样一个感人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群受到德国法西斯疯狂追捕的犹太人向东方奔逃。但沿海岸线的国家因惧德国法西斯的淫威而拒绝他们上岸入境。他们逃到上海口岸，善良正义的中国人接纳了他们。几十年后，这群犹太人在以色列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把贷款投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报当年救命之恩。如今，第一笔贷款580万美元已达中国。这位经理还向我透露，了解贷款详情的该公司总经理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必须全力抓住。我与同伴立即出门，冒着大雨打的穿越半个北京城。当公司的总经理看到浑身湿透的两位陌生人出现在面前时，他十分惊讶又很感动，立即指点迷津：要想争取到这笔贷款需找国家外经贸部。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外经贸部，由于没有证件，门卫无论如何也不放我们两位发梢还在往下滴水的“可疑”人员进去。我毛遂自荐打电话到外经贸部办公室，不久走出来一位疑惑却又十分热情的工作人员高喊：“哪位是贵阳来的，请随我进去。”

然而，无论我怎样言词恳切地陈情贵州医疗薄弱的情况，外经贸部的同志还是感到爱莫能助，因为已有几家申请贷款的单位于3月份就申请备案，正在办理有关手续。我追问：如果他们手续办不来呢？外经贸部的回答是：谁先办好手续就贷给谁。因为这笔贷款半个月之后就到期限，贷不出去按规定以方就要收回。我立即现场申请，让贵阳脑科医院进入“候补”贷款单位名单，外经贸部初步认可。但又担心，短短10多天时间，你能办完复杂的手续吗？

第二天一早，我飞回贵阳，连夜起草报告。省市有关领导十分重视，亲自协调，特事特办，这份需要10多个部门研究盖章的境外贷款手续一周内就全部办完。当我把齐备的手续一一放在经贸部的办公桌上时，外经贸部的同志都难以置信，贵州竟有这样高的办事效率。

当日，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计委审批行文，批准二医贷款250万美元引进CT、磁共振各一台。翌年，我又贷款从奥地利引进了100多万美元的检验仪器，脑科医院开业就有了当家的设备。在此之后，我还为医院成功引进160万美元的瑞典贷款以及日本政府无偿援助15辆功能齐全的急救车，二医的设备都是来自于以色列、美国、德国、瑞典、日本、英国等国际的先进设备，成为贵州省医疗仪器设备最为先进的医院之一。

1996年7月1日，贵阳脑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7月3日，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的王忠诚走进贵阳脑科医院手术室，为贵州沿河县一名边远山区的孩子，亲自做了脑干肿瘤切除手术，这一刀开创了贵阳脑科医院的新局面。贵阳脑科医院的成功创立，填补了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脑专科医院的空白。二医成为贵州省第一家创办专科特色支撑发展、第一家和发达地区医院开展协作、第一家引入国际政府贷款用于自身建设的公立医院。1993年开始，二医陆续派出医疗技术队伍到天坛医院进修学习，为二医培养了大量脑科人才，如今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已成为贵州省的专家和医院发展的中坚力量。天坛医院一批又一批的著名专家从未间断在贵阳脑科医院持之以恒的支援和帮扶。

贵阳脑科医院声名大振，省内外许多患者慕名而来。时至今日，二医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双双入选贵州省临床重点学科的建设项目，在收治脑部疾病患者人次、开展的技术项目数量、开展的手术例次和难度等在贵州省都名列前茅，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有了成功创办脑科医院的经验，医院进一步加快“科技兴医、特色兴院”和“贷款引资、横向联合”的战略步伐，将更多的专科做大做强，我把目光投放到发展肿瘤和皮肤专科上，再一次走上寻求支援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的努力，2003年3月，二医与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协作，创办了贵阳肿瘤专科医院，协作模式与贵阳脑科医院基本相同，这是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全国惟一的一家协作医院。2004年5月，二医又与技术实力属全国皮肤病专科“四强”之一的武汉市第一医院，联合创办“贵阳皮肤病专科协作中心”。“脑科、肿瘤、皮肤”成为二医的三大特色专科，支撑着医院的全面发展。医院也因此先后被国家卫生部和中国医院协会授予“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的称号，实现了医院的跨越式发展。

把好医院办到老百姓家门口

由于贵阳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金阳新区，需要一家有实力的市级医院整体搬迁至金阳。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即主动请缨，向市委、市政府请求由二医整体搬迁至金阳新区。

从市区繁华地整体搬迁郊区金阳，这不是又成为“农村医院”？全院干部职工的一片哗然，乃至180多名离退休职工联名上书市委、市政府，张贴标语反对搬迁。我很难过，那个区域几十万城乡老百姓，太需要一家好医院了。我看准需要就是发展基础。一边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一边利用下班时间坐在家属区门口，不厌其烦给几百位职工及家属反复讲解二医搬迁金阳后的发展思路，我向职工承诺：“医院办不好，我这个院长主动辞职。”经过努力，全院干部职工最终统一了思想，2007年国庆节长假一周时间，医院完成整体搬迁。

2007年10月8日，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在社会各界的共同见证下，整体搬迁后的二医挂牌为“贵阳市金阳医院”。

新院占地100亩，规划设置床位580张，是一所花园式现代化医院，一台台全新的仪器设备，都是时下国内外最先进的。新的医院、新的病房、新的设备，可谓是万象更新。

最初医院的发展却并不顺利。2007年11月15日，金阳医院正式开诊，全天无人问津。在四天后的第一次院周会上，全院上报的住院病人数只有3人。

有一家好医院就在家门口，老百姓却不知道。没有病人，还怎么体现医院的价值？有人甚至预言，医院5～10年都热不起来，这个医院能入住100个病人就十分了不起了。我们立即启动八套准备方案中最优的一套方案，加大医院宣传力度。我和领导班子立即带领医院的技术骨干，到附近走村串寨进行义诊，到周边的厂矿进行拜访和座谈，我还要求全院医护人员要当医院的宣传员，积极向所诊治的每一位患者宣传我们医院。科主任、护士长、副高以上职称的医生要印制名片，发给接诊的每一位患者，建立自己的病员群，做病人的家庭医生，并定期电话回访，想尽一切办法为病人解决困难，决不拒收一例到我院就诊的病人，对急诊来院的患者由医院的急救车免费接送。

2007年10月，金阳医院挂牌开业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医院的在院病人就超过了同期在老二医时的水平。许多热门科室，如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骨科、康复科、妇产科还出现了床位紧张的状况。当医院住院病人超过500人的时候，全院职工都倍受鼓舞。当我把医院病床吃紧的情况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后，立即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市编委为金阳医院扩大1000张病床1541人的编制，这距金阳医院开业仅仅只有10个月。

国家三级综合医院的基本床位设置500张，这说明，我们有了向三级医院乃至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拼搏冲刺的基础。

从“二级”到“三甲”的跨越

2008年底，我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二医要向国内一流医院看齐，积极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同年12月，在距离医院搬迁金阳仅仅一年，我主持召开了全院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动员大会，并立下目标责任状。

2011年7月7日至7月9日，二医迎来了贵州省三级医院等级评审专家组的21位专家严格的评审。在评审反馈会现场，专家组坦言：二医干部职工饱满的精神风貌，让我们在评审过程中感觉眼前一亮，今天的二医已经焕然一新。

当时任省卫生厅负责人宣布“经过省级医院等级评审专家组的评审和省级医院评审委员会的认定，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通过贵州省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评审”时，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不少医护人员喜极而泣。

评审会结束当晚，一位在医院工作近三十年的科主任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向院长，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了快30年，我原本以为除非工作调动，否则不可能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今天实现了，我为自己、为二医感到自豪。”

随着病人量的不断增长，到2011年末，医院的实际开放床位已突破1000张，床位的紧张和业务用房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医院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瓶颈。面对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在医院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我定下目标要把医院建设成为拥有2000张床位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经市编办同意，市卫生局下文批复医院2000张的床位编制。2013年，我又争取到3.238亿元美口行贷款和3000万美元沙特政府贷款用于医院新病房综合大楼建设和配套设备的添置。

医院在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上也大胆进行探索，2012年，金阳医院成为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局开展事业单位法人治理试点结构的直接联系单位和贵州省、贵阳市试点单位，并于同年11月成立医院理事会，我被任命为首任理事长，开始在多渠道吸引资金用于医院建设和打造医疗联合体，重点扶持区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民营医院的发展，将优质的医疗服务下沉到基层等方面进行探索。

从1990年到如今，医院的固定资产从320万元增长到7.6个亿，床位从300张增加至1000余张，从全院没有一名正高职称和研究生到如今有2名省管专家、2名市管专家、46名主任医师和7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从没有申报一项省级科研项目到如今每年都有20余项省市级科研项目立项……

当二医取得今天辉煌的发展成绩时，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在这些年代里，上海、北京的医院先后以年薪百万来聘我当院长，我都舍不得离开贵州，不远放弃我为贵州人民当一个好医生的人生追求。这就是我和脑科医院的故事，这就是我的二医梦！

我与贵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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