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家族与贵州的情结-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高祖入黔筑城后，以军功世袭武职传七世至海门公。在云南开化府并袭都骑尉长官，负责越南（安南）边境防务，但家眷仍留在贵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北上后，海门公奉调回贵州思南府作战。鏖战数月，因无援兵，终因弹尽粮绝而战死于乌江。其子晋三公其时也统兵防守要塞，闻父被围困后乃率兵至思南支援，已来不及营救。但仍奋身攻破敌阵营，夺回乌江阵地。晋三公来到其父海门公尽忠处，悲愤呼号、不甚其哀。当即对部下说：“吾父孤忠心耿耿为国捐躯，为子者安得不承父志相从于地下呼？”言讫，即从容投乌江自尽。贵州巡抚报奏清廷咸丰帝，咸丰皇帝赐昭封，将海门夫人封为“一品夫人”。昭封送抵贵阳，发现“程”被误写为“陈”。只好讲是皇帝赐我家为“陈姓”。族人内定，生时为“陈”，死后恢复为“程”。故我家在清朝为两个姓，在生时改姓“陈”，直到“辛亥革命”后我家才恢复“程”姓。

我父亲的曾祖父程锡三，因感慨祖辈行武数代忠贞，鏖战沙场，终“活不到头”，奋而放弃世袭武职，闭门读书，求其在我。因此程家开始没落，家境渐穷。

我的曾祖父程子光，清末秀才。当时外国人在贵州传教，一英国牧师请他教授中文。曾祖父讲：“我可以教你中文，但不必要我信教。”后被聘入贵阳内地会福音堂教中国语言文字。当初仅尽心教授，可慢慢觉得基督教也是提倡做善事、做好人。于是开始研读圣经新、旧约全书，虔诚信仰基督教，教会因此封他为“长老”。

祖父程乾生，字荃荪，号培元，清光绪元年（1875年）生于贵阳。少年时期，英国医学博士潘惠廉来贵州，曾祖父即令祖父在其门下学医。祖父从此立下志愿：“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跟随潘博士几年后，又转到英甄永安医学博士门下。1898年23岁时，又从英韦斯德医师学习西医。当年年底，韦医师亲将祖父送往重庆教会创办的美以美会宽仁医院马医学博士处见习。每月仅获二钱银子津贴究悉数寄回家中，以至衣服鞋袜破旧皆自己缝补。由于祖父勤奋好学，潜心专研，英语成绩优良，深得各位师长赏识，授以化学、药物、解剖、生理、内、外、妇产、小儿等科临床理论知识及应用技术，同时派在病房和门诊部随师学习。又随潘博士游历长江数省后到上海，以资实地见习。至1899年年底才回到贵阳。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历时将近十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祖父病故。经亲友桂百铸（贵州元老）介绍，祖父结识了乐嘉藻、于仲芳、周铭久、任可澄等开明人士。他们均以贵州从无西医，力劝祖父留黔行医。于是，在于、乐等人资助下，祖父到重庆、上海购买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械，就在城内设立诊所开始行医。并自办西药房，配制各种酊剂、合剂及软膏等外用药品，自行消毒敷料及注射器。

祖父虽在黔首创西医诊所，但当时西医还未被国人接受。由于西医诊疗与中医截然不同，因此开始在贵阳行医颇为艰难。祖父疗治时非常慎重，将病情多方比喻，为病人开处方时，将拉丁文的药名翻译成中文；将西药药理作用详细向病患解释。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对家庭有困难者，常送医送药，分文不取。因此逐渐唤起了众人信仰之心，以至屡见奇效。而西医风气亦为之大开，深得病家和社会赞誉。这样求医者日众，因而祖父被社会公认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西医。

为了开展业务，祖父将胞弟程培基送到贵阳同济堂学习中医，但两年后不幸病死。1914年又将胞妹程续光和程绍光二人送到湖南常德教会开办的广德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四年。因成绩良好，又留院工作两年。后经校长美国人罗进（Logen）医师推荐，获得国际护士学会会员证书。我的这两位姑祖母回贵阳后，即在祖父所开的诊所内工作，又在贵阳首先推行新法接生，是贵阳推行新法接生的最早开拓者。

当时祖父家在贵阳北门桥小巷内，原街名叫螺丝湾（现名红石街）。祖父虽行医却不挂牌，也不宣传张扬。患者都是辗转传闻，慕名而来。那时，各种急慢性传染病终年流行，特别是吸食鸦片者极为普遍。祖父遂配制有效戒烟药，广泛劝人戒烟。旧社会秩序混乱，吞服鸦片企图自杀者时有所闻，深夜到诊所求救者甚多。每遇这种情况，祖父总是随请随到，并细心施救，俱能转危为安。对于其他各种顽疾，经祖父治愈者亦多。故许多病患，在患者病愈后，常赠送感谢与褒誉的匾额，如“学贯中西”、“华扁鸿图”、“着手成春”、“功同良相”等。基督教牧师英国人吉静先，某夜昆虫侵入耳内，疼痛难忍，深夜敲门求医。祖父认真诊察，将死昆虫用镊子从内耳取出，减轻吉的痛苦。之后吉牧师赠送匾额“是我良医”一块，表示极大敬意。

为了发展西医事业、培育医务人才，祖父不断动员家乡亲友子弟学医。他曾力劝乐家藻送其子乐景武到北京学医，又动员于仲芳将其子女于子真、于本崇送到北京学医。我父亲程本礼到上海学医也是祖父决定的。

祖父在家行医同时，也投入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历任贵州官立两级小学堂、官立法政学堂、官立中学堂等校医；宣统元年任贵州矿业中学堂校医；计在教育界八年。对地方事物及创办学校教育事业莫不热心努力恪尽天职。祖父还经英国医生潘惠廉介绍加入上海中国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前身），是贵州的第一个会员。该会出版医学书刊，祖父分别订阅，每晚必精心阅读一小时，以丰富自己的学识，从未间断。

祖父在重庆宽仁医院学习时，与同学孙鉴卿极为友好。孙为四川人，系同盟会会员，常暗中宣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主张，祖父受其影响很大。数年后，孙也来贵阳开业行医，暗中进行同盟会活动。他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倡新学，组织妇女天足会，反对摧残妇女缠足。祖父也命家中青年妇女放脚，并宣传推翻清政府的腐败及黑暗统治。

1911年（清宣统三年），贵阳的反清浪潮高涨，革命团体决定11月4日零时起义。孙鉴卿于3日晚11时45分到祖父家密告祖父及其妹夫叶采生关于举义的事。祖父与叶均极兴奋，祖父当即命家人取出剪刀将辫子剪掉以示决心。叶采生是苏州人，为当时贵阳次南门外南明中学堂（现贵阳一中）的英语教师，也是贵阳各学堂当时唯一的英语教师。因为他家住在城内，多年来均于每日清晨出次南门到学堂上课，守城士兵均认识这位叶先生。11月4日零时稍前，叶采生急步到次南门，要求出城。守城士兵当即打开城门让他出去，预先藏在城门外的革命武装蜂拥而入。辛亥革命在贵阳兵不血刃地迅速取得胜利，叶采生先生是立了功劳的。贵州反正后，民国元、二年祖父被任命为民政司卫生科长、后兼贵阳卫戍司令部军医。到民国三年，政局紊乱，祖父遂辞去以上职务，仍在家行医。

1921年军阀混战，黔军将领何应钦于12月的一天在昆明三牌坊华丰茶楼被军阀袁祖铭手下的刺客开枪打中背部，经送往一法国人办的医院治疗后转危为安。但法国医生说只能负责8年，期满仍可能发生危险。何氏夫妇潜来贵阳求医，经祖父细心诊治，发现其右胸上部，留有小弹片尚未穿出。当即施以保守治疗，伤势好转，乃劝何到外省先进地区彻底根治。何氏夫妇后到广州某医院，经X光检查符合祖父诊断，当即进行手术取出弹片。治愈后，何氏夫妇佩服祖父医术，专程致谢，何夫人王文湘女士并与祖母王玉如结为金兰，因祖母年长，被称做大姐。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祖父虽年逾花甲、身体渐衰，仍坚持行医，日夜照常出诊济人危急。一次出诊，不幸被“猩红热”烈性传染病传染，医治无效，于1937年1月22日逝世，享年63岁。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卿、交通部长王伯群等贵州知名人士曾亲笔书写挽联悼唁。

我的姑祖母程绍光，早年在祖父的诊所当护士，20岁即随德国传教士到大定（今大方县）传教，并创办教会学校，在当地培育了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子弟，有些解放后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骨干。她终身未婚，于1997年11月在大方辞世，并葬于大方县城郊，享年103岁。

我父亲程本礼遵祖父之命1933年到上海同德医学院学医，抗战爆发后转入贵阳医学院，1939年从贵阳医学院第二期毕业。解放前曾任贵阳市东山医院（贵州省交通医院前身）院长、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贵阳卫校前身）校长、贵阳医事职业学校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前身）院长。解放后历任贵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贵州省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贵州省卫生防疫站防疫科科长、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1980年退休后与同仁筹办贵州省退休医务工作者协会及贵阳市退休医师协会，担任两协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并继续在贵阳市退休医师门诊部坐诊看病，年满80岁后才回家休息。他曾任贵阳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2013年2月在贵阳逝世，享年101岁。

我1966年从贵州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铜仁地区电力局从事电力建设工作。1983年调到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水电设计工作，曾多次荣获国家及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奖。2003年退休后又被原单位回聘为技术专家至今。2012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聘为首批省级评标专家，继续为贵州的水电、水利、电力建设发挥余热。

我大妹程园原是贵州大学教授，于2006年退休。

我三妹程燕上世纪80年代从贵阳移居香港，从白手起家到开办公司。创业后不忘投资贵州家乡的建设，1998年在贵阳开办栢顿酒店，现为贵州栢顿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是贵州省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委员，现担任贵州省侨联副主席、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名誉会长、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副会长及香港贵州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我们祖祖辈辈生长在贵州，热爱贵州，以贵州人为骄傲。我还有众多亲戚在贵州全省各地服务，他们都脚踏贵州这片故土，与贵州有深深的情结。

我与贵州的故事

目录

专家寄语 对贵州的温情与敬意 [收起]

专家寄语 源自对贵州真实的爱 [收起]

专家寄语 普通是最本真的情怀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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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源自对贵州真实的爱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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