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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女儿
所属图书：《我与贵州的故事》 出版日期：2014-12-01 文章字数：3803字

山村女儿

雷治莲

翻开身份证细细地查阅我的生日：1965年8月18日；住址：贵阳市云岩区照壁巷。再看看墨绿色封面的户口本里面写的是：雷治莲，祖籍修文，性别女。在与我的大姐闲谈中她说：你降生时还是这双小眼睛，还是一副高原红的小脸。我去省医接你回家的时候，是用包过你五哥用过的旧布片包着一个胖乎乎的，声音很大的，头发可青的一个小丫头……

那时候的省医是几幢黑瓦房，房子前面有几棵柏枝树，算是贵阳市最好的医院。我们家就住隔省医不远的东山脚往北行有五里路的山弯弯，那里是贵阳人都熟悉的周家山与百花山交界处。顺东山脚往坡上走，一路都是“毛狗路”。我们家是大叔（大姐称父亲）用两块墙板夹紧，冲压成的土坯墙，建起的三间小茅屋。我是前母所生，前母过世得早，是大叔把我带到二十多岁才出嫁。大哥三哥四姐也是前母所生。大叔续弦娶你生母后才生了你和你哥小老五。大叔很宠你，总亲热地说：我家小老六，给你取的大名叫雷治莲。大叔说：“治”是政治的“治”，治山治水的“治”，“莲”代表着美丽的荷花。整个名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雨落田头出荷花”。小老六是雷家的莲花。大叔喜欢政治，他还是一个老党员哩！大叔很是为了年近半百才生下的你，而冷落了我和大哥三哥四姐。那些年我们家很穷，有了病都难得进医院。你妈年纪大了，生你时，情况危急，是大叔和你的大哥三哥砍几根家门口的粗竹杆做成担架把老妈抬去省医生下你的。你笑起来眼睛眯眯都看不到了，那小脸红透，像熟透的桃子一样。全家人都议论你这双手细长细长的，大哥说是写字的手，三哥四姐说是挖土的手，大叔说是“抓钱”的手。哎，我们争一伙，都争不赢老妈，老妈说：“这双手是生来服侍人的，是丫头命。”上面这些都是大姐给我摆的我儿时的故事。

在我自己儿时的记忆中，背我上街的只有父亲。因为哥哥姐姐们都要参加集体干农活，挑粪，挖土，种菜，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年过半百的父亲就背着我或牵着我，拄着他最喜欢的长烟杆，顺我家右边的山坳一条泥巴路上街去玩。一路上，父亲编一些童谣逗着我。遇上多久不见的熟人问他：老雷伯，你背个嫩娃娃，是你的孙孙吗？父亲不高兴地回答：“老子背我家幺姑娘去老东门喝茶。”就哼哼叽叽朝前走去。有时，他顺手扯下泥巴路边长的毛虫草样的野草，把那草花伸向我的小脸上，我感觉毛茸茸的，眯着眼躲着父亲手中的小“毛虫”。父亲边走，边哼“螺丝山、东山、扶风山、老凹山、仙人洞、阳明洞、月亮台”。还念道：“朝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父亲不停地转移话题：“贵阳的山贵阳的水，看我家小六儿美不美”，“螺丝山、阳明祠、月亮台，背我家姑娘进城来”，“过马路、躲躲车，小心闯倒我的小宝贝。”下完山有条稍平坦的水泥路，父亲看着来往的车辆，拍打着我的小脚板，散出烟味的嘴巴又开始唱起来：“小包车跑得快，里面坐个老太太，老太太真可爱，你看奇怪不奇怪，马儿不吃草还会往前跑。看我老者者，还背一个小宝宝。”后来我知事些了才听父亲说：“男子汉是不兴背娃儿的，那是封建思想。”

岁月不留人，父亲归西已有6年了，他活了88岁，如今我已向50靠拢，我都做奶奶了，却忘不了父母亲带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山城。一路走来，饱受艰难，同时收获了幸福。

在这座城市的东山顶我完成了读书的8年历史，过了8年我结婚生子，再过8年我进城打小工做保姆。

我13岁离开同学，离开了老师，我像个野孩子似的，花开的季节，每天天未亮就背上父母给我买的背兜，穿着破烂的解放娃钻进深山老林，蹿上山岩，钻进刺笆笼，去采摘蘑菇、掐蕨菜、摘金银花。天快黑的时候，就拖着磨出血泡的小脚往贵阳城里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地叫，看到街边伯妈卖的卤鸡蛋、臭豆腐、丝娃娃，口水直往喉咙里吞，不敢奢望，只有用刺划得血淋淋的小手在背兜里捧出金银花叫卖着。年轻哥哥姐姐们，穿着时髦的叔叔娘娘们，走到我的花篮前递过一分、两分或五分的硬币，买一串花走。我把收获的钱小心地收进荷包，回家交给妈妈。

土地下放后，集体分了父母与我三份土总共有六亩多，那土不肥沃，都在斜坡上，我只好进城挑粪，找环管站拖垃圾的师傅拉来一些煤灰；我再挑进土里肥土，进城在书店找农业科技书看，在土里种菜、施肥、除虫、给番茄剪枝，在我精心的培护下，我家地里的菜总是喜获丰收。我成了大姑娘后，出嫁了离开父亲，离开了菜地。我做媳妇了，在照壁巷斜斜的街店做些小生意，经营杂货、烟酒，也卖蔬菜水果，炒葵花，炸洋芋，只要能挣钱的东西我都卖，摆满我的小小店面。我有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了，父母体弱多病，我不得不转让小店，回到娘家照料父母。后来，我在娘家也修起了白瓷砖房子。为了生活我又返回贵阳城里，爬上高楼做保洁员，也做过钟点工。有一天，一个熟人指我去“海信”集团招小工地方，我照了相片，带上身份证，递交给招工办的办事人，那人客客气气地说：“年龄偏大，往后站。”我失去了一阵知觉，“五雷轰顶”，我完了，完了，再没有机会出门打工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灰溜溜地回到我那个山弯弯的自家的窝。我无事做，我烦，我浮躁，我买了几头猪儿，在我的新房楼脚，让出一间房自己找些沙子，叫“七眼沙”，又去买了一包水泥，自个儿当起泥水匠，在墙脚做了一个猪槽。猪儿小的时候我给它们喂食，它们就站在槽子里吃得特香也很乖，我就站在圈门边逗它们玩。可是麻烦的事情接连地到来，扫猪屎、尿就很烦，我就要推开圈门跳进圈里，小猪们围着我的脚边转，有的还用小嘴咬住我的裤脚。打扫完后我就急急地跳出圈门，哇，裤子上全是小猪们的杰作，饲料渣、猪屎，好臭。更让我心烦的事是那些猪渐渐地长大了不听使唤，揣圈门，咬圈门，半夜还叫个不停。有时趁我不在家它们会冲出圈门，跑到邻居家的屋里。那邻居有些迷信，说“猪来穷，狗来富”。你要帮我挂红，放鞭炮，冲走穷运。我只好尊重邻居的要求，一一照办。有时猪儿生病了，我就要去邻居养猪的大姐家借注射用的针，还要拜师学艺，问大姐要些什么药给小猪治痢疾、治感冒或水肿，五种杂病。我特意用个小日记本记录下来，到三桥畜牲药店去配药。如果买到假药，可不得了，财去猪圈空。我学会给猪注射药水，猪医好了要吃食了，食量增加了，我又要掏钱进城买馊水。我会央求对面住的陈姐的男人和陈姐分一些米水给我喂猪。陈姐哥开着三轮车在车上装上几个大白桶，到红边门“南粥北面”的餐馆里抬米水。那米水是一些用童子骨熬的猪饭，在锅里还热乎乎的，有些油味。陈姐悄悄告诉我，这稀饭卖得很贵5块钱一小碗二两都没有。我们抬回去还可以吃呢！是的那些剩的稀饭白生生的，剩的大虾、大鱼、大鸭架都还粘上饱满的瘦肉，是我们小时候看都没看到的东西，特香的，好可惜。我和陈姐就找来一些包装袋打好包，放在一边，等我们帮人家涮洗好锅，洗好桶，陈姐和我才抬着满满的一大桶馊水下楼上三轮车。陈姐哥开上车快快地回到东山我们的家，我们打开“打包”，哇，好香，那些饭糯油油的，我们还拿一些来吃，拿一些喂生病的老人，老人说，哇，好吃！我从来没尝到这么好吃的稀饭过。我想现在的人吃腻了，对粮食和食品肉，太糟蹋了。陈姐笑嘻嘻地说：“哦，现在城里人吃排场，而且还要减肥，减压，不敢吃脂肪食物。”人生太不公平了，猪儿也要减肥么？那些猪儿也不吃我倒在槽里的白米稀饭，我只有找来些菜叶兑起稀饭喂它们，它们才吃得很香。猪儿长大了，变了许多钱。我有些力不从心了。陈姐家土地和房连同猪圈，已被一家开发商征收了，陈姐不喂猪了，我没有陈姐的帮忙，猪自然不养了。

我在家又空闲无聊了一年。这年我给儿子找个媳妇，办了喜酒。不久我有了一个胖乎乎的孙女，我照顾媳妇坐月子。正好报社我曾经帮过的主人家请我去照顾一位朋友，我答应了。在他那位朋友家，每天做完事后，我也看看书，在街上买上一份我喜欢看的报纸，打上一个电话给曾经教我写作的戴老师。戴老师高兴极了，听我又要写作了，在电话那边轻言细语地叫我慢慢写。不几天我又默默地写起文章来，我再不寂寞了。我在这座城市又有一角了，每天我上下班都要经过城市东边的街道，也去挤车，下车，然后又在寒风中黑夜中慢慢地走回那山弯弯的家。

在家里，我又想到城里对我百般呵护的那人家，就是我在报社干了8年的一个家，二十多年了，我还在记着那个家的幸福。虽然我是他家的小工，可我感觉像在外公、爷爷、父亲、母亲、姐姐哥哥们的呵护中生活着。叔叔像老师一样，甚至像父亲一样在工作之余教我写作，还鼓励我参加征文比赛，我还真的得过一等奖呢！阿姨每天得空就教我做菜，包饺子，包馄饨，帮老人理发，教我孝敬老人。在我伺候好这家老人之余，我也就学着阿姨孝敬自己父母，照顾父母。在我学写作时，阿姨会每一个字每一句给我解释清清楚楚，改正错字。前不久我与叔叔一起去看望多年不见的戴老师，多久不见了，两位先生谈及我几年的“成长历程”。戴老师的儿子戴冰还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在书上签上名，称我“治莲女士”。我欢喜得不知说什么好，“美了！太美了！”戴冰和我年龄比差不多大，文化水平就不好比了。我拿去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做大嫂好多年》，他的爱人一看便说，这题目很好。戴冰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他鼓励我加油，写好要出书，他可以帮我，还想帮我参加作协。我不是做梦吗？

戴师母多年来一直很疼我，那天她看我和小冰谈得高兴，随口说：“我们俩家不如把小雷收为干女儿吧。”报社的老叔叔笑笑，不收干女儿，小雷永远也是我们的姑娘。听着这些宠我的话语，我真是受宠若惊。我在心里暗自地高兴，我会永远是你们的女儿，我这山村的种菜人家的姑娘！

我与贵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