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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重托 呕心沥血铸铁笔
所属图书：《我与贵州的故事》 出版日期：2014-12-01 文章字数：7709字

总理重托 呕心沥血铸铁笔

李海、张羽霞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公元1984年9月17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副部级老领导老专家，76岁的杨承芳先生，回到阔别七十年的故乡——贵州千年古城思南，站在穿城而过、滔滔北去的乌江河畔，激动的心情抑制不住，吟诵了白居易的诗句。杨承芳老人一生颠沛流离，从17岁投身革命，为祖国辛勤工作半个多世纪，从未回过老家，但他的故乡情宜从未忘怀。他自幼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启蒙，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青少年时期就熟读唐诗宋词，熟背李白、杜甫、白居易……他长期从事国际新闻评论、翻译与社科情报工作，以文笔优美、流畅，字字句句充满华美词章闻名士林；他的工作多次得到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公元1995年3月22日，杨承芳老人走完了他人生极不平凡的八十七个春秋，在北京辞世。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杨承芳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在《杨承芳同志生平》中说：“杨承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国际新闻评论家和翻译家。”

《人民日报》1995年4月11日发文《杨承芳同志逝世》（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评价：“杨承芳从事国际新闻工作数十年，在中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中英文评论文章，并有多种译著问世。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翻译界和社科情报界享有盛誉。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少小离家投身革命献终身

杨承芳同志公元1908年10月生于贵州思南府安化县。

其父杨次丹，字杨灿，清末秀才。光绪28年（1902年）官派东瀛早稻田大学留学，是廖仲恺、陈独秀、李大剣、彭湃（以入学先后为序）等革命家的学长。学成回国后曾任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现贵阳一中）教师，是思南中学著名老校长李慎之的老师；参与创办贵州省立女子中学（现贵阳二中）任校长；1939年，贵阳遭受日军飞机“二四”大轰炸后举家回思南，被聘为贵州省立第七中学（现思南中学）教师。他在思南县城乌江岸边的居住地房屋大门上贴自勉对联：高山仰止，大河前横。以明心志。

杨承芳从小天资聪颖，深受父母喜爱，1914年入贵阳教会学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模范中学。他学习刻苦，特别爱好文学和英文，尤以英文成绩最佳。1923年，15岁即从省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学）英文系，是当年贵州省考入省外高校英文系的两人之一。杨承芳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在中学时期即受“五四”运动影响，武昌高师学习期间又进一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未满18岁的杨承芳投笔从戎，赴江西南昌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任师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科长。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大屠杀，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的严峻形势下，18岁的杨承芳毅然于同年5月在江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杨承芳同志离开江西去上海，先后在太平洋职工会议秘书处、全总代表办公室、中共中央秘书处等党群机关从事翻译和秘书工作。1936年6月，在上海赤色工会任职，28岁的杨承芳接受上海地下党（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派遣，去苏联学习，同时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从上海出发途径巴黎时，会晤了时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康生。因两人对上海工人运动看法不一发生争执，康生擅自改变原定杨承芳同志去莫斯科学习的安排，令其返回上海。

1937年春，杨承芳同志返回上海后，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从事编辑工作。后到桂林，先后在范长江和胡愈之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当编辑，后转到桂林及昆明美国领事馆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返回上海，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和密勒氏评论报担任编辑工作。其间编著出版了《震荡中的波罗的海》《爱因齐格》《英语手册》《自学英文ABC》等多种英文专（译）著。

上海解放后，杨承芳同志曾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英文部主任；1949年底，41岁的杨承芳同志奉令调到北京，在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任编撰处处长；1952年至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国家外文出版局的前身）编译部主任兼图书部主任，后任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1958年3月4日，他受周恩来总理之命，创办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上第一个英文时事政策性周刊《北京周报》，一直担任总编辑。1963年杨承芳同志任外文出版局党组成员。1979年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并明确为副部级干部，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1985年离休。1995年3月22日，杨承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杨承芳同志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国事为重学以致用敢担当

杨承芳同志多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理论活动，出色完成翻译任务。1950年他赴柏林参加和大理事会；1952年随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秘书。

1954年，以周总理为首席代表（团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为代表（副团长），王炳南为秘书长，团员有乔冠华、陈家康、龚澎、马列、蒲寿昌（英文翻译）、康一民、杨承芳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能人、专家及工作人员近200人组成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而斡旋，一展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风采，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周总理非常高兴，多次赞扬代表团能人、专家和工作人员，特别赞扬了杨承芳同志的英语翻译流利、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会间，周总理接受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特别邀请，前往日内瓦湖北岸、风景优美的维薇镇卓别林居所，观赏卓别林的喜剧电影，杨承芳同志负责现场同声翻译，他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流畅的国语表达能力，令共和国总理刮目相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采用同声翻译，会务处从京津沪抽调外文专家参加会议服务。周总理点将：由杨承芳同志担任大会秘书处同声翻译组负责人并亲自担任同声翻译。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来到秘书处祝贺并看望大家时，紧紧握着杨承芳同志的手说：“你翻译得好！”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承芳同志与钱钟书、徐永、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等同志共同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的翻译、定稿工作；他参加了由毛主席亲自指导的，中国共产党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社论（史称“九评苏共”）的写作班子；他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特邀编辑。其间，又多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总理重托呕心沥血铸铁笔

杨承芳同志是周总理非常信任的专家。1954年，周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代表团的同志们感到我国现有的外宣刊物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有一本刊物能把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诸如党和政府的重要声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社论的精神向世界及时传播，由此，萌发了办一份英文报刊的想法。由于杨承芳同志随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担任总理的英文秘书，特别是为周总理同声翻译卓别林的英文电影等贡献突出，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回国途中，周总理同他及随行的外文局领导谈到对加强各国人民之间交流和了解的看法。总理说：“应当促进我国和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之间的交流。我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同时也应当设法使外部世界了解我们。我们应当有一本自己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国外介绍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就，阐明我们的内外政策。”

外文局局长吴文焘随团回国后便根据周总理指示积极筹划出版英文周报的事，于1957年下半年把创办英文周报的计划致函外交部。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闻天召集有关领导开会商议此事，并于1957年11月18日写成请示报告，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于1958年1月20日批示：“拟予同意，请总理核。”几天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创办英文《北京周报》，提议由杨承芳同志负责筹办并担任总编辑。刊名是总理亲自定的。著名历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先生所题的中文刊名，至今仍在封面使用。刚成立时，《北京周报》编辑部人数不多，需要承担起繁重的编辑任务。杨承芳同志是一名“老新闻”，他曾在桂林、昆明及上海等地的国内外新闻机构工作多年，写得一手地道的英文文章。编辑部的中坚力量来自原英文双周刊《人民中国》，这些人中仅有少数在西方学过新闻或工作过，还有几位外国专家奉献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而大多数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在总编辑杨承芳同志带动下勤奋好学，边学边干，加班加点，无私奉献。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58年3月4日，新中国的第一本时事政策性英文周刊诞生了。

杨承芳同志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培养并大胆使用了一批确有较高水平的外文干部。他要求严格，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在他的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们树立起了精益求精、善打硬仗的作风。作为创刊人之一和首任总编辑，为了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北京周报》办成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立场、观点的权威性的对外宣传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凭借对新闻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北京周报》的办刊方针、办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他强调按照对外宣传工作的规律办事，注重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可读性，让事实说话、有的放矢。为此，他提出“编译合一”的办刊方针，主张用外文写稿并以身作则，在他担任《北京周报》总编辑期间就亲自用英文撰写了多篇有重大影响的社论和评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外文干部不多，外交部对外行文的叙事文稿都要送到《北京周报》把关，因此《北京周报》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毛主席曾称赞《北京周报》“图文并茂”，并且要求每期必须及时送给他，以帮助提高英文水平。1960年4月，周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在尼泊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郑重宣布，他讲话的英文译文，以《北京周报》刊登的为准。以后周总理也曾多次对外国记者说：“中国党和政府的主要文件以《北京周报》的译文为准。”

《北京周报》问世后，通过航空飞向世界各地，迅速、准确、权威地传播从中国发出的信息。当时，新中国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由于中国的参加，朝鲜实现了停战，美军被迫退到“三八”线；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表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看法。中国提出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现代世界史中，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第一次显得如此重要，国际社会开始关心来自中国的信息。《北京周报》的出版及时满足了这些需求，因而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在世界各地的发行量迅速增长。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多文种新闻周刊。根据周总理以及小平同志的指示，《北京周报》又增出了西班牙文、法文、日文和德文等版本，最多时曾经拥有英、法、德、日、西、葡、阿拉伯、印尼8个文版。目前拥有英文印刷版和中英法德日多语种新闻周刊网站。主要作用是及时的新闻报道和深入的评论分析。目的在于为外界介绍中国的情况，从而增进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已经发行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外国读者提供最具时效性和权威性的中国新闻和观点。《北京周报》经常为许多国外记者所引用，并且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材料，许多国家总统和首相办公室都是周报的长期订户，成为我国对外宣传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1963年3月5日，是周报举行英文版创刊五周年和西文版、法文版创刊的喜庆日子，原计划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周总理知道后，主动提出参加，并建议把聚会改在《北京周刊》食堂举行。当天上午，总理来了。他满脸欢喜。食堂内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总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由杨承芳同志陪着，走遍了食堂的每个酒桌，和大家热情握手，向大家敬酒并亲切交谈。共和国总理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周报的工作人员忘记了桌上的酒水，忘记了初见政府首脑时常有的拘谨，沉浸在喜悦、欢乐、幸福之中。也正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大家庭气氛中，人们知道了一个秘密：今天也是总理的生日。那时不出版领导人的传记，不准为领导人生日祝寿，所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生日是鲜为人知的。从此“周报人”把3月5日定为《北京周报》诞生日（尽管《北京周报》英文版在创刊号标明的出刊日是1958年3月4日）。会间，周总理主动和杨承芳同志坐在一起，向其详细了解《北京周报》的办刊情况，并语重心长地问候杨承芳同志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鼓励中国同志继续努力、感谢外国朋友做出的贡献。他谈笑风生、虚怀若谷、情深意切……后来，离开《北京周报》多年的杨承芳老人每当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都有些语塞。他说：“周总理最关心、最了解《北京周报》，最懂得《北京周报》事业的重要。”

是啊！如果周总理还健在，看到《北京周报》的进步和变化，他该感到多么欣慰啊！

经受磨砺高风亮节挑重担

杨承芳同志信念坚定，勇于担当。1937年他在巴黎与康生发生争执后曾一度被无端中断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忍辱负重，在党的外围组织努力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一直多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60年他受到当时大权在握、“心胸狭窄、生性多疑”的康生的排斥、批判与处理，但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和重用，他才得以担任当重任。“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康生等“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却一如既往地对党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念，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80年组织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将杨承芳的入党时间恢复到1927年5月。

杨承芳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使用了一批确有一定水平的外文干部；他要求严格，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他德高望重，老当益壮。“文革”结束后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年已71的杨承芳同志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邀请，于197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并且被中组部明确为副部级领导，直到1985年，77岁才离休。在此期间他为发展百废待兴的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呕心沥血。他励精图治，团结其他所领导推行改革，按照情报工作的流程调整机构、规范工作程序、充实业务内容、提高刊物质量，同时着眼于社科情报的总体效应，倡导并主持了三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会议，使起步较晚的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在短期内出现了兴旺局面。他发起并主编了由多家情报机构合作，有上百位专家参加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关于外国社会科学的大型综合性情报资料工具书《当代外国社会科学手册》；此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又编写和出版了其姊妹篇《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通过这两部工具书的编写，初步奠定了全国社科情报单位协作的基础，也为国内外社科学术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杨承芳精通英语，他在英语方面的造诣得到外语界和翻译界资深专家学者的一致首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华社培养的首批英语人才，就是由他主持编写教材，并亲自授课。几十年的英文写作、编撰、翻译工作，使他萌发了编写一部具有特色的英文辞典的愿望，并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可惜全部资料在“文革”中被抄走，一直未能找回。但他并不气馁，从干校回来后，便抓紧时间从头干起，离休后他不顾八旬高龄，每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辞典编纂工作。受多年糖尿病折磨之苦，晚年又患严重白内障，本来就高度近视的他只能依靠高倍放大镜亲自整理文稿，其辛苦和磨难非常人所能想象，杨承芳同志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本珍贵的学术工具书而耗尽了晚年的全部心血。

光明磊落鞠躬尽瘁昭后人

杨承芳同志人品高尚、光明磊落、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自1923年他15岁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离开家乡贵州，一直到解放初期才和家中联系，但对家乡之情惦记心中，特别是他把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袜垫舍不得穿，一直存放在身边留作纪念。他父母逝世时亦未能回家奔丧，离开家乡六十多年后的1984年才第一次返回贵州及思南。看到家乡的变化他感到十分高兴，感慨万分，到其父母墓地悼念时流下了内疚的眼泪。他回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党政领导朱厚泽、王朝文、秦天真、吴实及夫人的热情接待；他特别关心家乡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亲自到贵州省社科院了解情况；他特别惦念故乡的变化，专程到阔别70多年的思南县的老家看望父老乡亲。

作为我国著名国际新闻评论家、翻译家、社科情报学家，杨承芳同志一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有接触；和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交往甚深。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超群的业务能力、忘我的工作精神，克服了诸多今天难以想像的困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外宣、翻译、社科情报高级人才，架起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开辟了新中国外宣、翻译、社科情报工作的新篇章。为我国的外宣、翻译、社科情报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可谓党国精英、业界楷模。但他却辛勤耕作、默默无闻。他从不张显自己业绩与贡献，即使在子女和亲友面前也很少提起。他一生的贡献在贵州家乡更鲜为人知，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为人谦虚的品质十分感人，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值得后人特别是我们贵州人民学习和敬仰。在杨承芳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笔者特将1999年以来，搜集、积累和已经发表的杨承芳同志经历资料重新整理成此文，特别推荐给“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活动组委会。以追忆杨承芳同志的丰功伟绩！告慰杨承芳同志的在天之灵！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杨承芳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公布的《杨承芳同志生平》中说：“杨承芳同志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国对外宣传事业和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一大损失。杨承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杨承芳的部分著（译）作

1.《震荡中的波罗的海》，世界大战丛刊，杨承芳，文化供应社，1940年版

2.（英）《爱因济格》（原题：爱因锡），（paul.Einzig）著，杨承芳译，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3月

3.《英语手册》，1942年10月，桂林文化供应社

4.《英语学习法》

5.《自学英文ABC》，开明书店，1949年

6.《开明青年英语从书》，杨承芳编撰，开明书店，1949年

7.《当代外国社会科学手册》，杨承芳主编，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8.《新编读报手册》，杨承芳、王兴权编，1986年10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9.《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文本）

10.《尼赫鲁自传》（译著）

11.《英国和英帝国主义》（译著）

12.《美国政治史纲》（译著）

13.《当代英文实用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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