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霆——常派相声的“三蘑菇”
一、常家的“三蘑菇”
常宝霆
1929年,常宝霆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满族家庭,在兄弟6人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常连安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早年曾在“富连成”京剧科班学过3年老生,后因嗓子“倒仓”改随张寿臣学说相声,捧逗俱佳,尤其擅长说单口相声。
此外,常宝霆的大哥常宝堃和二哥常宝霖也是有名的相声演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3个弟弟常宝华、常宝庆、常宝丰也都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随父亲和兄长学说相声。
出生在这样一个相声世家,常宝霆自幼便耳濡目染,对相声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记事起就与相声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也没想过干别的,就是喜欢说相声。父亲和大哥经常在家练活,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表演艺术。”
常宝霆(左起)、常宝堃、常宝霖兄弟与父亲常连安(坐者)
小时候,常宝霆总是跟在父亲和哥哥身后用心模仿。他的悟性极高,模仿起来惟妙惟肖,总是得到家人和邻居的夸赞。到了6岁,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正式学起了相声,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门艺术。
随父亲学相声期间,常宝霆没少吃苦,他曾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我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家教很严,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耍钱。排练时站在前面说大段贯口活,说得最多的就是《报菜名》《开粥厂》《八扇屏》《地理图》,既不许走神,也不能嘴里不清楚。为了让我们练好活,父亲有自创的一套‘家法’,用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板子拴根绳挂在墙上,谁犯了错用它打手心。我们因为淘气都被‘家法’伺候过。”
父亲的管教虽然严格,却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常宝霆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相声表演艺术,才刚满9岁就开始随父亲登台演出,积累经验。他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是三人相声《小孩儿语》,在父亲和大哥的帮衬下,演出十分成功,场面非常火爆。
在演出的同时,常宝霆仍不忘继续学习,苦练嘴皮子上的功夫,表演水平迅速提高,不出一年就已经能独当一面,在说《报菜名》《地理图》等一些有大段独白的贯口相声时游刃有余,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名声大噪。
常宝霆成名后,观众们都亲切地叫他“三蘑菇”。说起“三蘑菇”的由来,弟弟常宝华曾回忆说:“我的父亲常连安是一个流浪艺人,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孩子吃糨糊长大的。常家有了大哥常宝堃以后,在经济、事业上才有所抬头。常宝堃是个天生的相声演员材料,三四岁在张家口演出的时候,被观众称为‘蘑菇’。‘蘑菇’是张家口观众的爱称,也就是我们现在口头上说的‘宝贝’的意思。这样继承下来,后来有了我二哥,就随着叫‘二蘑菇’,我三哥叫‘三蘑菇’。”就这样,“三蘑菇”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常宝霆的艺名,伴随他走过了一生。
二、从初露锋芒到独挑大梁
1940年,常宝霆前往北京,加入了父亲两年前在北京西单商场创办的“启明茶社”。茶社刚创办时演出的是曲艺节目,后来因不卖座改说相声。这一改变不但使以往“撂地”的相声走进大雅之堂,也给常宝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让他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常宝霆表演《卖布头》
在“启明茶社”,常宝霆严格遵守父亲立下的规矩,和许多相声名家一起做“有分量的事”——坚决不说“荤相声”,演出时不带“臭活”和其他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这样一来,“启明茶社”的相声便成了观众喜闻乐见的“文明相声”,而常宝霆也因演出“文明相声”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成为京津两地的红人。
加入“启明茶社”一年后,常宝霆拜姑父郭荣起(启)为师,一边演出一边向师傅请教。郭荣起说相声以逗哏为主,表演“稳中暴脆、朴中见巧”,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在他的指导下,常宝霆学到了不少东西,活路也越来越宽广,为日后表演相声干脆、明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2年,常宝霆与弟弟常宝华合作出演了两部电影——时装喜剧片《锦绣歌城》和古装戏曲片《花田八错》,轰动一时。此外,兄弟二人表演的相声《影迷离婚记》也成为经典之作,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1943年年初,北京天桥著名艺人“小云里飞”的儿子白全福加入“启明茶社”,和常宝霆搭档表演相声。两人一见如故,配合十分默契,从此一说就是几十年,先后演出了《听广播》《不同风格》《大审案》《拉洋片》《杂学唱》《卖布头》《珍珠衫》《夜行记》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相声作品。
白全福的捧哏艺术可谓炉火纯青,在相声界独树一帜。他尤其擅长演带“母子哏”“腿子活”的节目,被大家誉为“捧哏大师”。在他的配合下,常宝霆的表演更加精彩,两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逐渐形成了“严谨、机智、风趣、热烈,绘声绘形、活灵活现的艺术风格”,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演出之余,常宝霆总是和白全福一起研究相声,不断推陈出新。此外,他还从吉坪三、于俊波等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那里得到了不少指点。常宝霆学相声非常有耐心,无论是前辈还是新人,只要给他的表演提出建议,他都虚心接受,从不因为自己的名气而产生半点骄傲。
从1940年起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宝霆在“启明茶社”共演出了10年。这10年是他相声表演艺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的10年,他从一个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成长为能独挑大梁的出色相声演员,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舞台风格,这与他长期悉心揣摩相声艺术并不断向人请教密不可分。茶社的演员们都说他为人谦虚,从不居功自傲;而观众则称赞他的相声“表演娴熟、洒脱明快、闹而不喧、热烈火爆、干脆流畅”。
三、写新作、送欢乐
1950年1月,常宝霆与孙玉奎、侯宝林等人在北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并出任副组长,对传统相声段子进行整理、改编,并创作新段子。他说:“社会在发展,相声也要随之进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一成不变。”
在“相声改进小组”,常宝霆和大家一起改进旧相声、培养新演员,老舍、罗常培等人也为小组创作了不少新段子。几个月后,常宝霆带着小组在“长安戏院”和“吉祥戏院”举办了4场相声大会,并亲自表演了老舍创作的《假博士》《乱形容》,以及《不离婚》《婚姻与迷信》等一些新段子,每场都座无虚席。
后来,常宝霆又在小组成立了识字班,提高相声演员的文化、政治水平。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相声新人频出,新相声也很快打开了局面,许多晚会都纷纷邀请改进小组说新段子,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2年全国青联大会上,周总理与常宝霆等亲切交谈
1951年,常宝霆应邀前往天津定居,并加入了“虹风曲艺社”。当年年底,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今天津市曲艺团)在此基础上成立,常宝霆由此成为团里的相声演员,开始了艺术生命的第二春。
在曲艺工作团,常宝霆除了说相声,还参与主演了《中秋之夜》《新事新办》《检举》《罗汉钱》等多部曲艺剧,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同事和观众的交口称赞。
1956年,常宝霆随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58年,他又前往福建前线慰问,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壕里为战士们演出。也就是在这一年,常宝霆开始尝试自己创作相声,他的处女作《我爱体育》一经演出便大获赞扬,后来创作的《儿童乐园》《还乡记》等作品还曾刊发在《天津日报》上。
1962年,常宝霆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在演出中,他和马季还有另外一位女演员共同说了一段新编相声《刘三姐对歌》,精彩的演出令台下笑语连连、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叫常宝霆,是常宝堃烈士的弟弟,你们常家有不少相声演员。”此后,常宝霆又先后3次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这也成为他几十年相声表演生涯中最难忘的事。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常宝霆开始频繁创作相声段子。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以及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我爱乒乓球》《水车问题》《一枝新花》等作品,深受大家喜爱。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宝霆与曲艺作家朱学颖共同创作了相声《挖宝》。这段相声与之后他和马季、唐杰忠演出的《友谊颂》一起,被誉为“文革”期间最为优秀的相声段子,蜚声全国。
1979年,常宝霆赴老山前线,在“猫耳洞”里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后来,他经常赴各地进行演出,无论是慰问基层,还是走访边疆,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希望通过相声把欢笑带给千家万户。
四、“舌治心耕”,结集作品
常宝霆著作书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常宝霆重新整理了大量旧相声段子,并创作了《道德法庭》《诸葛亮遇险》等新相声。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源于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1992年,常宝霆从天津市曲艺团调入天津市艺术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对传统艺术的整理、挖掘,以及对年轻演员的传、帮、带工作。当时,有人邀请常宝霆到北京就职,他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喜欢天津,亲戚朋友也多,不动了。”
1993年,白全福去世,常宝霆怀着悲痛的心情退出了舞台。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新搭档继续说下去时,他说:“白先生大我10岁,他人很好,找个好搭档不容易,人老了恋旧,不想换了。”
其实,早在几年前白全福的耳朵就已经聋了,平时戴着助听器别人大声说话都听不清,却照样登台演出。常宝霆一张嘴,白全福就知道他说什么;万一搭错了话,常宝霆也能用“现挂”给折回来,严丝合缝,不露破绽。没有几十年的磨合,两人绝不会有如此高的默契。这也是常宝霆不想找新搭档的原因。
退出舞台后,常宝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传统相声的整理及培养新人上。他先后整理了《打砂锅》《大审案》《洋药方》等传统段子,并与时俱进,在其中融入了现代内涵。在培养新人时,他总是对学生们说:“相声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发扬。如果基础打不牢,光想着跑,连走还没有学会,势必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2009年年初,有关人士在北京中山堂举办了“常宝霆80寿诞暨从艺7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演出当天,常宝霆再度登台,与弟弟常宝华、常宝丰表演了《卖布头》。虽然已经80岁高龄,可他的风采丝毫未减。同年4月,中国曲协和天津文联还在天津大礼堂联合主办了庆祝常宝霆从艺70周年系列活动。
2009年5月,常宝霆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声,曲艺类)代表性传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非常激动,表示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相声表演事业贡献力量。
常宝霆晚年醉心书法
常宝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晚年时期的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又收了几个徒弟,还亲临天津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为天津市曲艺团相声队的专场演出指导、助威。
2012年,常宝霆荣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同年,他的女婿胡长江为他编写了作品集《舌治心耕》(同心出版社)。书中囊括了常宝霆的许多表演和创作作品,并收入了他的谈艺录,为相声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15年1月4日,常宝霆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
1月8日,常宝霆的家人按照他生前的嘱托,为他举办了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当天,相声界的许多好友纷纷前来吊唁,共同缅怀这位德艺双馨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五、“常派相声”,泽被后人
常宝霆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相声表演事业,在近8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为继承和发展相声表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相声表演方面,常宝霆可谓独具特色。他是“常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在表演相声时充分继承了“常派相声”的特点。“常派相声”与其他派别最显著的不同就是逗哏、捧哏的戏份相差无几。常宝霆在演出时十分注重这一点,他和白全福在台上互为捧逗,成功避免了以往捧哏者仅仅“嗯、啊、就是”的一头沉局面。这一特点在相声《拉洋片》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表演时,常宝霆和白全福旗鼓相当、你来我往,表演节奏变得十分紧凑,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
同时,常宝霆还敢于突破原先的表演模式,对传统相声进行改编。他的徒弟王佩元曾说:“许多作品经老师努力后,和以往都不同了,跟现实更加贴近。比如他的相声作品《听广播》,在20世纪60年代大红大紫。这个作品是带着乐队在幕后弹唱的,在表演中还吸收了南方的滑稽剧等姊妹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新颖。另外,老师演过戏,上过电影和话剧舞台,他在相声舞台上也擅长演‘戏’。他一哼一哈,一举手一投足,围绕着整个作品的情绪,十分出彩。”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用“帅气”两个字来形容常宝霆的相声特色。
此外,常宝霆的“贯口活”“柳活”也炉火纯青,这些技巧在他演出《不同风格》等作品时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
在相声创作方面,常宝霆总是精益求精。他善于从市井民间挖掘相声题材,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因此每次创作前后都会失眠。创作前失眠是因为不敢放松精神;而创作后失眠,则是因为要想清楚作品受欢迎的原因。倘若作品失败了,他还会不断思考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
在培养新人方面,常宝霆也一丝不苟,从未有丝毫怠慢。王佩元曾说:“老师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从不说过去自己风采如何。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说到就做到。当他的学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的人生态度。”
天津市曲协秘书长王宏也在回忆和老师学习的经历时说:“1988年时我们去山东演出3个月,每天早晨常老师带我们吃过早点后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小到如何从侧幕上台,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亲自示范,一点细节也不放过。当我们演出回津后,大家都感叹我们这些青年人在这3个月里技艺大增,这与常宝霆先生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如今,常宝霆精湛的相声艺术经验和他所留下的曲艺资料,已经作为宝贵的艺术财富被曲艺界什袭珍藏,仍然在滋养着他的学生和后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