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江——“歌疯子”的“古歌人生”

一、对歌失利，激发决心

王安江

1940年12月13日，王安江出生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棉花坪村。

台江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是著名的歌舞之乡，那里无处不歌、无事不歌。而台江县素有“苗疆腹地”之称，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的美誉。这里民族民间文化积淀丰厚、异彩纷呈。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台江县入选项目就有3个：苗族古歌、苗族姊妹节和反排木鼓舞。

台盘乡棉花坪村是一个美丽的苗寨，寨子北、西、南三面环山，马蹄形的台地散落着民居，整个寨子在群山的怀抱里就像一幅画。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苗族民间文艺也十分活跃，人们的生活总是伴随着自己民族的歌唱。

王安江自年少时就喜欢苗族古歌，但是按照苗族的传统，古歌只有成年后方可拜师学习。12岁那年，王安江到姑妈家去玩，听到姑妈唱起忧郁的古歌，就学了几首，偶尔也在山上唱歌解乏。从此，他与苗族古歌结缘。

王安江执着于古歌收集整理

王安江是个肯学习的人，平日里重视看书学习，而且天赋聪慧。1954年，14岁的王安江从台江城关翠文小学毕业，被县教育局安排到本县泗柳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任教，3年后又调到其他小学去任教。

1962年，由于母亲重病卧床，又值“三年困难”时期，王安江结束了7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与妻子杨荣美一起回家种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与当地青壮年不同的是，王安江起早摸黑下地劳动，业余时间既不养斗牛、也不养鸟，而是对苗族古歌兴味有加。

然而，使王安江发奋学习、收集、传承苗族古歌，并因此深深迷恋以致“发疯”的，却是一次意外的尴尬。

正如同我国许多民族歌舞具有一定的仪式性一样，苗族古歌也多是在有关仪式和礼俗的场合演唱，而酒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婚礼上当然更不例外。

1967年苗年节，寨子里的一个男青年娶了邻近苗寨的一位姑娘。按照当地苗族婚俗，婚礼13天后男方家要组织10多人陪送新娘回门，当过民办教师的王安江成为陪送队伍中的一员。当陪送新娘的人们到新娘家喝了“拦门酒”进屋坐定后，寨上的人就带着酒菜陆续汇集到新娘家来陪客。“宴席”伊始，新娘家摆起了长条桌，把鸡头、鸭头对着男方家的来人，要他们唱歌“开席”。

谁知男方来人中没有人会唱，只好按当地的规矩出钱请人代唱。唱完开席古歌，酒席开始，男女双方的“盘歌”对唱随即开始。古歌唱法一般是主问客答或者客问主答，应对不上来就要被罚酒。男方家陪送的只有王安江稍能应付，而对方唱起深奥的古歌，他也应答不上来。一来一去，总是受罚喝酒，不到半夜，陪送新娘的男方客人就醉得东倒西歪，还被新娘寨子里的人们奚落了一番。

这种情形，在乡亲们看来有些“丢人败兴”，参与者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这次经历深深刺痛了王安江，他心想：“我还是当过老师的呐！真是丢脸！”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从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古歌，成为出色的歌师。

二、拜师学歌，如醉如痴

下定决心之后，王安江随即付诸行动。婚礼之后不久，王安江就到那位新媳妇的娘家去，了解、学习苗族古歌。跟那里的歌师学了几天，王安江颇有收获，进一步增强了对古歌的兴趣，学习劲头十足。从此之后，但凡附近寨子里办红白喜事，对唱古歌的时候，他都要去“凑热闹”，聆听、记录，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王安江收集整理的《苗族古歌》资料

对于王安江来说，民办教师的经历意味着自己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这对他学习古歌大有助益。经过四邻八寨的走访、学习，几年工夫下来，王安江学会了几百首古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歌师，方圆几十里已经很难找出他的对手。

不过，学会的越多，王安江对古歌就越是痴迷，崇敬之情就越浓厚；同时也使他认识到，苗族古歌博大精深、精妙绝伦，自己学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要想学得更多更好，还要向老歌师请教。

有一年，王安江打听到凯里市凯棠乡大坪村有位叫勾塞祥（苗语译音，也作“顾沙”“固沙”）的老人，精通古歌，便按当地学歌的规矩，选定吉日，带上一只鸡、一束摘糯、几条鱼和一元两角钱，前去求教。不巧的是，去了两次，老人都不在家。

不久，王安江第三次来到老歌师家，见到了正在家里编猪笼的勾塞祥老人。老人对这位“歌痴”早有耳闻，便说：“你不是来学歌，而是来赛歌的。早已听说你的古歌唱得无人能比，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今天晚上咱们从天黑唱到天亮，谁是师傅才见分晓。”说完，便端出米酒摆在两人面前。王安江知道老人是在考察自己，于是先开口唱了起来：

老人回唱道：

两人你来我往，一直唱到天明，难分高下。

勾塞祥老人说：“再唱下去也难分胜负。年轻人，你这样的徒弟，我想收也不敢收呀！”

从此，两人成了忘年交，老歌师传给王安江许多难得的苗族古歌。

三、牢记师嘱，“不务正业”

在学歌的过程中，王安江发现，宝贵的苗族古歌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口头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极其脆弱。受时代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学习古歌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老歌师的相继去世，古歌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克服口传的局限，不使古歌的传承出现断裂，文字记录成为必然的选择。于是，王安江产生了将所有苗族古歌记录、收集、整理，形成文本流传下去的念头。

王安江一家三代整理古歌

1984年的一天，84岁高龄的勾塞祥老人托人把王安江叫到自己家，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商（王安江的苗名），我怕是不行了。方圆几十里，只有你能继承我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苗族古歌传下去，这可是我们苗家人的根啊！老话说：‘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我放不下这个心，才叫你来见最后一面啊！”接着，老人把保存心底的几首重要古歌传授给了王安江，不久就去世了。

老歌师病榻上的嘱托，使王安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使命的光荣。然而，记载本民族历史的苗族古歌，随着苗族人西迁而言传口诵，从东部创作到西部，浩如汪洋大海，要把它们全面、完整、系统地收集整理起来，谈何容易！正是这光荣而艰难的使命，使王安江进入了人生“炼狱”的考验。

王安江把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交给了妻子和大女儿，他自己除干些砍柴和犁田等重活外，余下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古歌的收集整理中。他把在县里学过的苗文（苗文是20世纪50年代由语言文字工作者创编的）重新捡了起来，边学边用来记录古歌。有时整理古歌着了迷，连饭都顾不上吃，直到子女们把饭端到他的桌前，才匆匆刨上一两碗，又埋头干他的事情。家里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他还是不得不挤出点钱去买稿纸，实在买不起了，就到州、县的一些部门去讨。因此，在他后来的几箱古歌手稿中，用纸五花八门，有函头纸，有格子纸，有白纸……

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村里的人们靠劳动挣工分分配粮食。由于劳动力少，家里屡屡出现衣食之忧，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看着王安江“走火入魔”“不务正业”，村里的好心人劝他：“这玩意儿（指收集整理古歌）是‘吃皇粮’拿工资的人做的事，你是个农民，何必白费功夫，让家里婆娘崽女为你饿肚皮呢？”许多家族兄弟也出来指责王安江太懒，说他为躲避农活才去搜集古歌。为此，家族兄弟有客人到来，不再请他去作陪，一些亲友也与他逐渐疏远。

妻子也多次好言相劝：“商，我们家崽女多，你写的那些歌又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当钱用，再这样下去，我们只好像别人那样讨饭度日了！”大女儿实在熬不住这种苦日子，后来瞒着父母亲，悄悄让三弟从破墙翻进屋里取了几件衣物就出嫁了。

王安江的生活充满艰辛

王安江深知家中的窘迫是因为他“不务正业”造成的，感到愧对妻子儿女。但他仍咬紧牙关说：“讨饭是小事，能过则过，怕的是耽误了古歌的收集整理。”他理解妻子心中的苦，但他更放不下古歌，古歌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外出搜集古歌，跋山涉水，王安江常常是一身泥巴，灰头土脸，内衣里爬着虱子回到家中。妻子见状，故意叫孩子们把他堵在门口，不让进家，想以此断了他的搜歌念头，但毫无效果。妻子无奈，只好咬紧牙关硬撑着。利用农闲，她外出到湖南、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乞讨。有一次在上海乞讨，她因是“三无”人员，被收容了一个多月。回家之后，妻子染上了肺病，因为没钱治疗，不到两年，便撒手而去。妻子死后，大儿子因为没钱继续高中的学业，十多天后，也一气之下喝农药自尽。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先后失去妻儿，王安江痛得撕心裂肺：“这都是我害了他们啊，为了这古歌！”

四、万里行程，收集古歌

起初，王安江主要是在台江县本地的村寨，向歌师学歌，搜集古歌。数年之后，台江境内的苗族古歌被他收录殆尽。他脑子中的歌越来越多，记录歌词的手稿有厚厚的一摞。

20世纪90年代初，他走出台江，开始跨县、跨省甚至跨国的搜集。而这漫漫的古歌搜集“征程”，他的角色往往是“乞丐”，而山坡荒野中的牛棚茅屋则经常是他夜宿的“客栈”；而且其间的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听来又让人难忍心酸落泪。

苗族分布在我国西南数省区，按方言划分，大致可分为湘西方言区、黔东方言区、川滇黔方言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一带是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大致包括凯里、剑河、黄平、台江、雷山、丹寨、施秉、镇远、三穗等地。

“党告坳”是传说中苗族迁入黔东南时各支系议榔分居的地方，一直是苗族人民心中的圣地。为了寻找这一圣地，更好地理解苗族古歌，王安江曾无数次寻觅，吃了不少的苦头。他先是来到榕江县，又一路探寻到雷山县、剑河县。其间，他跋山涉水，野果充饥，山泉润喉，睡牛棚、栖草堆、躲山洞，一两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

古歌给了他动力和毅力，最后，王安江终于在四县交界的剑河县九仰乡巫两寨附近找到了古歌中的“党告坳”。王安江还了解到，那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块“午饭田”，由当地苗胞逐户轮换耕种，收获后用于接待外来的寻幽访古、缅怀祖先的人。

在妻子、大儿子相继离世后，二儿子、四儿子一气之下也背井离乡，踏上了打工之路，还发誓永不回家；二女儿因为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父亲而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经人穿针引线，在一天夜里偷偷跑出家门远嫁他乡……

面对妻离子散，王安江的行为受到了质疑：这样痴迷地搜集苗族古歌，图的是什么？图名图利吗？然而却既没有获得名，也没有捞到利。王安江的回答仍旧是那句老话：“就是为了完成勾塞祥老人的遗愿，要把苗族的古歌传承下去，不让苗族古歌失传。”

王安江在搜集古歌的路上

不过，王安江的行为也渐渐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比如，一次去搜集苗族古歌，因没钱买票，王安江在火车上被列车长查票时发现了。经过询问，王安江的故事打动了列车长，列车长破例让他免费乘车。这位列车长还说：“只要你愿意，送你上北京都行。”

三儿子王赟担心年迈的父亲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出意外，主动来安慰他，并表示要积极配合鼓励他重振家业。于是，王赟跑到广东去打工，挣得几千元钱，先后买了两头牛。谁知两头牛却先后死去，王安江父子只好向亲友借牛犁田。看到父子俩的悲惨境遇，二女儿的公公主动送来了自家的一头黄牛。

自1968年起，王安江先后到过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广西、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苗族聚居区，以及越南、缅甸等地的600多个苗寨，行程近5万公里。34年之后的2002年，王安江62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苗族古歌的全部搜集工作。

五、矢志不渝，出版古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为了苗族古歌的传承，王安江在搜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常常利用农闲的夜晚组织寨里的古歌爱好者聚在一起，教他们唱古歌，还鼓励他们到附近的村寨和县、乡演出。王安江说：“只有畅游在古歌的海洋中，才能忘掉一切苦闷和悲伤。”

《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书影

此时，王安江的另一项使命，就是整理搜集到的苗族古歌。他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整理古歌。经过几年的努力，王安江整理出了12部苗族古歌：《开天辟地》《耕地育枫》《跋山涉水》《运金运银》《歌唱四季》《造屋歌》《嫁女歌》《哐婴歌》《打菜歌》《造酒歌》《造纸歌》《丧事歌》，这些古歌多达76800行，近60万字，手稿达16册、3200页，此外还有10余万字的其他研究资料。

接下来，王安江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早日出版这些整理完成的苗族古歌。由此，王安江开始踏上又一轮的“征程”。在写信求助石沉大海之后，他干脆背着书稿到处乞求，企望有好心人赞助出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好多单位爱莫能助。有的人希望出钱收购他的书稿，拿到国外出版，遭到了王安江的断然拒绝，他说：“终生努力弄来的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给老外呢？不行，坚决不行！”

为了解决出版经费问题，王安江没有更多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乞求帮助。于是，王安江带着三儿子，背着10多公斤重的部分书稿外出，希望通过向个人和单位等乞讨，筹集经费。看到他们破衣烂衫、满身灰尘，人们大都露出怀疑的目光，认为碰上了“疯子”，因而父子俩处处碰壁。有一次在省外某市，城管队因为他们影响市容，抢过装书稿的书包，丢进燃烧的垃圾池。这让王安江极度痛苦，在恍惚中穿过铁路，他险些被火车撞到。而当他们准备搭车返乡时，在火车站被几个“混混”盯上，好不容易讨来的400多块钱被抢了个精光。

回家之后，王安江把早已誊写好的另一份手稿重新整理，又到县、州乃至省有关部门去奔走求助。由于媒体的报道，此时的王安江已经引起了舆论和社会的关注——2003年，浙江电视台采访报道了王安江的故事；2006年，王安江获得CCTV“感动中国”人物提名。与此同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重视。不过，出版经费一时还是没有着落。

2005年11月，王安江突然病倒了。为了治病，三儿子去妻子的娘家求援，凑了3000元，才把父亲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其间，县里领导到医院看望，病危中的王安江向县里提出请求，希望县里能帮助他完成出版苗族古歌的愿望，并置办一副棺材送自己回老家安然升天。谁知10多天后，王安江又奇迹般地好了。

2006年5月，苗族古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6月，王安江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古歌，民间文学类）代表性传承人。

就在这一年，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王安江收集的苗族古歌。为了出版该书，中共台江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县内精通苗族文化的专家，成立“王安江古歌出版筹备改稿小组”，协助王安江修改和整理手稿；中共黔东南州委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为王安江出书。

2008年5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上下两卷，1500多页、270万字。贵州大学出版社邀请贵州省苗学会多位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详细校注。

《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一书出版后，王安江带着新书来到老歌师勾塞祥的坟前，焚香奠酒，汇报自己已经完成了师傅的心愿。

2009年6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授予王安江“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0年5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荣获第四届贵州省人民政府文艺奖；作为搜集整理者，王安江获得了人民币5万元的奖励。

2010年6月25日，王安江因病去世，走完了可歌可泣的人生，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