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贵阳大杂院
曾经的大杂院朝门口
小时候，我们家居住在贵阳市上合群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这所宅院一共住了十七八户人家。确切地说，这原是前国民党一位周姓人家的官宦宅第，它坐西向东，虽然是木质结构的青瓦房，但那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它分前院和后院，而前院坐西的房屋，上下二层一字排开有十几间；南北两侧也是上下二层各有十来间大屋；东北面是个大朝门。前院坐西一字排开的大房屋径直通往后院，旁边仅留一条不足一米宽的巷道，行至巷道转向左侧，后院坐南朝北的又是两层楼的八间大瓦房。
不过，这后院的空隙地带，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就被邻居们用泥巴、石灰和竹筋夯筑起一间间参差不齐的土拙草屋和油毛毡房，因此，这“后院”是空有其名，实际它仅剩下一条转弯抹角的巷道了。
邻里一家亲
没有住过大杂院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人作为一种群体生活的文化背景是怎样形成的。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话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居住的大杂院里体现得最为真切！譬如谁家的孩子晚上哭过不停，当年轻的父母还不知怎么回事时，楼上的陈婆婆或是隔壁的任妈妈就过来敲门了，她们以关切的语气准确地告诉你：“孩子扁桃腺发炎，可能发烧了，快抱去医学院看吧！”这时，夫妻俩正对孩子哭闹不停怕影响院里的邻居休息而烦恼呢，果真用手往孩子额头上一摸，可不，滚烫着！于是夫妻俩赶紧抱孩子到医学院检查，结果跟陈婆婆或任妈妈说的一样呢。
那时住在大杂院里，只要谁家有任何一点不顺心、不痛快或一点小委屈、小灾难，院里都会有人站出来关心你、劝慰你、帮助你。如果哪家的孩子功课跟不上了，那好办，找我外婆（她老人家曾经就是教师），不用着急，一切都是免费的，且是水平最高也最负责任的义务老师了。如某天中午，你下班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饭做菜，于是当你在院中一站，只稍大声喊道：“哪家还有剩饭？”不出一分钟立刻会有两三家人给你送来，而且还会搭上可口的泡菜呢。
平日里，孩子尿床是家常便饭的事了。第二天，当我外婆把被子往院里一晒，唐婶婶就走过来笑着说：“毛外婆，这是不是您家‘三少爷’画的‘地图’啊？这娃娃可能体质不好，得找点狗肉炖给他吃呢。”我外婆苦笑一下。那年头，别说是吃狗肉了，每月能保证吃上一顿猪肉就已经够奢侈了。
还记得有几个夜深人静的夜晚，隔壁1号院坝（当年我们属于2号院坝）的那位胖女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突然传来她骂人的尖叫声和哭叫声，院里的人都在猜测：她也许在闹更年期，因此，她才异想天开地怀疑她那满头白发的丈夫会有什么新女人。有时，我常常在这样的深夜里，被她那哭声中的叫骂声、叫骂声中的哭声吵醒。全院上下，人们无不摇头叹息，但在叹息声中，邻居们既对那位胖女人表示同情，同时也对她那被冤枉的、老实憨厚的丈夫竟然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表示理解。谁敢保证，哪家没有大物小事，谁又没有失常失态的时候，哪个又敢在自家门前挂个“无事牌”呢？互相谅解吧！
孩提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我四岁多的弟弟走失的那一次。那天，母亲破天荒地拿了5角钱让我带小弟去云岩电影院（今云岩广场）斜对面吃一碗糕粑稀饭，结果在我排队的功夫，眨眼间这小家伙就不见了，我急得从来的路上沿街寻找，直到傍晚也没回来。那时，长辈们除了厉声责备我外，简直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全院的人发起了“总动员”，首先，大伙找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明失踪地点，然后男男女女就开始“兵分几路”“四面出击”，那劲头大有不吃饭、不休息也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才肯罢休。但找了半天还是没有踪影，于是大家又聚在院里分析情况，交换意见，提供线索，布置新的寻找计划，这样，一个个新的办法又提出来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安慰我的家人，找出最有力度的话来说服我的长辈：“孩子是不会丢失的！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找回来！”就在这时，本辖区管段民警乔同志（人称乔老爷）抱着我弟弟走进了大杂院。“孩子回来了！孩子回来了！”院里顿时一片沸腾，仿佛凝固已久的空气在瞬间已被打破！我外婆破涕而笑，母亲忙把我弟弟搂进怀里，连句责备的话也忘记说了。“这孩子在江西村的一条巷子里睡着了，幸亏碰上好心人抱来派出所。”乔同志关切地说，“以后可要注意啊！”“是是是，要注意！要注意！”邻居们一边回答，一边就张罗着拿烟、倒茶、抬凳子替我们家热情地“招待”乔同志。那场面，全然就当是自己的事一样，从不分个彼此。在乔同志的一再推辞下，邻居们只好左一声“谢谢”、右一声“谢谢”，又是鞠躬，又是赔笑地一直把这位好心的“乔老爷”送至朝门外。
可以说，亲情、热情、互相帮助、乐于助人是这个大杂院里的人的性格。因此当你来到这个大杂院走亲访友，一旦不知某亲戚家住哪间哪号屋时，只要你开口问路，自然就会有热心肠的人围拢过来帮你领路。如果正巧你的这位亲戚不在家或是房门紧锁时，大杂院里的人会抬张凳子让你坐下，甚至还会有杯茶水递到你手中，同时告诉你不要着急，慢慢等，也许你的亲戚正在回来的路上呢。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大杂院里的人古风犹存，其实这正是那个年代的文化熏陶。
时代的法则
大杂院里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除问候打招呼之外，而性格相投的一些成年男女，如春生、蛮子、鸡蛋、尽头、罗老八以及隔壁1号院坝的小三、小四、猫儿等便经常站在朝门口侃侃而聊。如“副食品店来了什么新鲜货色？带鱼是涨价还是降价了？”“这个月的一斤肉票可以买到两斤猪肉了，但就是肥的太少，骨头和瘦肉搭得太多（用当时的来话说：‘6角2的肉，皮皮翻翻’ [1] ），熬不出一点油来。”“小心哦！那天黔灵西路失火就是有家人熬猪油引起呢。”“哎呀，昨晚我又被臭虫咬了，才打的‘敌敌畏’呢！”“喂，你们听说没得？周小毛分配到省外贸工作去了呢！”“他是街道办事处照顾的名额，人家是独生子，有‘留城指标’呢。”“工作真好呢！要是我这辈子有这么好的工作，睡着都会笑醒来！”“奇怪，小筑家伯伯屁股上是冒烟的（指当时当官的坐的上海轿车或伏尔加轿车），他咋个还去当知青呢？”。“好像他家伯伯是个‘走资派’，已经被打倒哦！听说现在就关在沙子哨的‘五七干校’背书呢！”“难怪哦，那天，我看到有群娃娃就故意在他家窗根脚（窗下）边唱边跳：‘五七干校，吃饭睡觉，吃垮羊艾又吃沙子哨’。他家小筑好气哦，冲出门来差点要打这些娃娃哦。”“这些娃娃也是讨厌！”“娃娃懂哪样嘛？肯定是大人教呢！”也许是这样的话题过于敏感，于是有人就将话题扯到另一边去了：“咦，陆伯伯家小妹昨天用钳子烫头发，可能是钳子烧得太烫哦，好像把脸都烫了条疤呢！”“吹牛哦？”“不哄你！今天早上，我去公共厕所倒痰盂时还碰到她呢。”“真呢啊？难怪她到现在都没得出来哦，本来我还想问她借我的那本手抄本看完没得呢？”“哪样手抄本嘛？”“《恐怖的脚步声》”“哦？借我看下嘛，我有一本《远东之花》。”“好嘛，到时候我们换起看嘛。”在那书荒的年代里，当时流传盛广的还有《少女之心》这本手抄本，不过它被定为“黄色”小说，“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一经发现，将被定为“流氓罪”抓起来。“嘿！你们晓不晓得？威西门的那个‘歪哆咪’（这是一个嘴被烫歪了的大龄青年的绰号）刷马子（找女朋友）的时候，经常用手巾蒙到嘴巴说：“‘我有单车、手表、缝纫机，三转一响带咔嚓！’”“哈哈！他哪样都有哦，就是没得‘钢丝刷’。”“他如果有那样硬的‘刷子’噻，早就刷到‘马子’哦喽。”“哈哈哈哈……”大杂院就是这种传递各种消息最快、最真实的地方。
所谓“三转一响带咔嚓”，其实“一转”主要指“飞鸽牌”、“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二转”指“上海牌7120”手表；“三转”指“蜜蜂牌”缝纫机；“一响”指“红灯牌”收音机；“咔嚓”指“上海120”黑白照相机。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还是个孩子，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最为流行和时尚的，同时也是比较紧俏的物资，通常凭票还要找关系才能买到。一般家庭总是锣齐鼓不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物资紧缺，所以那个年代排长队购物便成了家常便饭。
倘若你想组建一个新婚家庭的话，男人们至少要用好几年的时间做准备，有的甚至“砸锅卖铁”才能备齐“三十六条腿”（即一套中式家具），如：平柜、二开柜、与字台、床、一个床头柜、梳妆柜及一对木沙发和一张茶几，而经济条件稍好点的便可增加好几条“腿”。那时，所有的家具都是请木匠上门来制作的，其中最为讲究的、也是最考木匠的莫过于是把这几十条“腿”挖成“虎脚”了。其次就是女人的嫁衣：不过再简单也不能没有一件“的确良”的衬衫和一条“三合一”的裤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化纤布料刚进入市场时，自然要比棉质布料昂贵得多，尤其是“的确良”以耐穿、不易褪色，挺括凉爽、久洗不皱等特点，加上买化纤布料又不要布票，所以它很快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但由于价格不菲，对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按照当时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拥有一件“的确良”的衬衫或一条“三合一”的裤子不仅是一种时髦，简直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象征。尽管那个年代不属于我，但我属于那个年代。时代的法则是人们不能左右的。
童年的荒诞
曾几何时，大朝门外岩井上，居委会的张委员家率先买了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简直成了爆炸性的新闻。无论男女老少，人们总是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和欣赏。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更不必说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点机会就拿着一张小凳子守在张家门口，一旦张家门窗打开，我们就会蜂拥而上，有的甚至呼兄唤弟在第一时间抢占最佳位置。有一次，为在张家门前抢占一席之地，我和小弟弟就大打出手，结果我一拳把对方鼻子打出血来……
当时，张家的电视机摆放在一张大方桌上，大伙围在门窗前，有的掂着脚尖，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搬来砖头垫在脚下；还有些大人直接扛着小孩；我甚至就爬上过张家门前的一颗小柳树上，尽管张家人心疼得咆哮如雷，人们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叫电视机的玩意儿。每当电视开演时，只要张家的人一挥手，喧哗的人群就立即安静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黑白画面上跳动的人影……这可比收音机以及“三洋牌”的饭盒录音机好玩多了。由于周围只有张家有电视，因此，每天张家的门前像是在放“露天电影”一样，大人小孩硬是把张家屋里屋外围得水泄不通。可是画面太小，外面的人根本看不清，后来张家只好把电视机换个方向，让它背对着屋外的“观众”，接着又找来一块有机玻璃的放大镜放在电视机的前面，然后再用一面大圆镜子把电视里的画面反照出来，这样，不仅比例变了，同时屋外的人看到的一切画面都是相反的，特别是碰到精彩之处，如：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当八路军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时，清一色用的都是“左呱呱”……不过，大伙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的电视机方方厚厚的，脑袋上长着一个用来接收信号的“羊角”天线。然而，仅靠那个“羊角”天线收不到几个台，于是张家又在瓦房顶上用竹竿竖起一根长长的室外天线，那高高矗立的竹竿特别耀眼，而张家也把它看成是种荣耀。尽管有了室外天线，但遇上刮风下雨，信号还是不稳定，不仅画面不清楚，电视里面也是人影憧憧，五官移位，即便就是这样，人们还是眼馋心痒地坚持把它看完才肯离去。记得当时放映的《侦察兵》《火车司机的儿子》《鸡毛信》《乔老爷上轿》以及后来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这是我国首部引进的大型科幻片。其中，男主角麦克·哈克斯戴的“蛤蟆镜”又称“麦克眼镜”，一度成为当时轻年人的时尚），而剧里的一些人物往往又是我们这些孩子崇拜和模仿的偶像。
不过时间长了，加上我们这群孩子大都吵吵闹闹，不久张家在放电视时，尤其是在晚上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样，一天、两天，一周、半月……孩子们看不成电视，自然就从一天天的失望中生出一些恶作剧念头。于是当夜幕降临时，只要张家门窗紧闭，我们便汇合岩井边、街道上、铜佛巷的一群大小不等的孩子，如：小五一、小罗平、小羊子、小润林、小花脸、小狗熊、结巴等躲在各个角落，用石头或是煤球或是黄泥巴一起袭击张家的门窗玻璃，有的甚至还边砸边骂：
“砸你家窗！”
“砸你家门！”
“老子让你全家也看不成！”
每当听见“哐啷”几声玻璃碎响，未等张家人反应过来时，我们便一阵欢呼四处逃散。一来二往，张家很是头疼，但往往又抓不到孩子们的所作所为（那时，由于四通八达的巷道较多，加上我们这些孩子在“作战”前，早已侦察好了各种地形和撤退线路），因此，当张家的人第二天骂骂咧咧地重新换上玻璃时，我们总是忍不住地偷偷发笑。最后张家只好挨家挨户上门给孩子家长一一打招呼，那声音既愤慨又有哀求，这时候，孩子们免不了要受到父母的厉声责骂，有的甚至会遭到一顿皮肉之苦。
现在想起来，我童年的种种荒诞、离奇、琐屑的故事还留在那个大杂院里，由于小时候过于顽皮，自然也就挨过大人的不少板子。后来直到彩电问世，居委会才办起了“电视站”，于是我们这群孩子才逐渐安静下来。那时，只稍花上1角5分钱，就能在街道“电视站”看上14寸的大彩电了。
儿时的伙伴
过去，大家的生活水平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家煎着带鱼或是在炸花生米，“弃图”想搞“独食”的话，那香味早已弥漫于院内，每个人都闻到了，你想拒绝都难。尤其是我们孩子，一碗饭端出去可以从院内吃到院外，甚至吃到街上去。“哟，毛弟，今天你家吃的是白米饭啊？”自然吃“包谷饭”的我和高疤会把头埋得很低很低，不说话。
“给你吃坨白米饭。”
“给你吃块肉嘎嘎。”
有时，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会把自己最好吃的饭菜分给你，但条件是“晚上‘打游击’的时候，也让我们当‘八路军’哈。”
我常常就是这样，端起一碗饭，只稍跨出门槛，至少两三个小时不见踪影，有时连碗筷吃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通常我们这帮孩子在吃晚饭时，速度都快，因为动作慢了，往往在“打游击”的时候，小伙伴们不会等你。一旦小伙伴们集合起来，开始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赢家当“八路军”，输家当“鬼子兵”时，自己就会三下五除二地把饭菜塞进嘴里，然后，随手将碗筷往地上一扔，嘴里包着饭菜就跑起去了，往往这时，一些家长就背着一棍子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就是这样。当我们一群孩子正在为划剪刀、石头、布争个输赢时，街上几个较为成熟的大哥哥破天荒地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而且这几个大哥哥还主动要求当“日本鬼子”，这可乐坏了我们，也让我们真正过足一回“八路军”的“瘾”了。
那个漆黑的夜晚，在这几个大哥哥的“导演”下，我们这群孩子统统被安排在合群小学（今白志祥骨科医院旁）的操场坝上趴着，聚精会神地学着电影里的“侦察兵”，在地上做着匍匐前进的动作。于是这几个大哥哥顺便就用刚吃完饭的锑钵和大碗盖在头上，同时又从街边找来竹竿和扫把当“枪”端着，俨然一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的模样，大踏步地在我们的背上来回地踩来踩去，时不时发出“扑哧”一声坏笑。有的在我们背上一边“巡逻”，一边还学着日本鬼子讲中国话：“你的，发现‘八路’的没有？”“我的，没有发现。”一个家伙说着就用竹竿捅捅脚下的小伙伴：“‘土八路’的，通通死了死了。”尽管小伙伴们被踩得再痛，但为了“侦察兵”的身份不被暴露，一个个可怜巴巴的小不点就像“邱少云”似的，一动不动地、咬牙切齿地忍受着，不吱声。谁叫我们是“八路军的侦察兵”呢？可我不行，有个家伙一脚踩在我头上，我一下疼得大哭起来，于是，这几个所谓的大哥哥便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跑了……就在这时，小金荣和小文英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向我报信：“王三，你家外婆正拿着竹条子到处找你，你还不赶快回家！”由于害怕大人的棍棒，我只好忍住哭声躲了起来，直到我外婆转了一圈，走了，小马仔和小老四这才从墙角找来半块红砖头让我用双手在上面“摸红”，之后他们把砖头砸碎，最后挑块较小的红砖块放入我口袋中说：“好哦，‘摸红’不染手，你已经摸哦，保你回家不会挨打。”
几分钟的路程，我一路作揖，口中念念有词：“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但那次“上帝”没显灵，刚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吃的碗呢？”小小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在大人的一阵棍棒之下，我又“被迫”重新回到原地寻找碗筷，但它早已不翼而飞了。
平时，我们最喜欢货郎来大杂院了，当时所有的小孩都是这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货郎在城市里还是常见的。尽管那个年代有不少“国营”商店，但相对来说货郎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通常他们都是以货换货，这样又方便了许多孩子，至少吃一个泡饼不再为凑7分钱一两粮票去发愁了）。其实做货郎的也不容易，挣的是几个辛苦钱。一般做货郎先得有一点本钱，其次还要有点力气；货郎几乎都是乡下人，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挑着担子进城来搞“投机倒把”，当时所有的小杂货就放在担子里面。
那年月，小孩子要吃颗水果糖或泡饼之类的食品也不容易。只要货郎来了，院里院外，不管是大妹、二妹，还是五妹、芳妹以及小芳、玉兰、徐律等；无论她们是在跳绳还是在跳板，只要在，都会飞快地跑回家里通知大人。而我们男孩子总是急急忙忙在家里乱翻，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两样废铜、旧铁或牙膏皮之类的东西（因为，当时的牙膏皮是锡皮制的，拿到废旧收购站是可以卖钱的）。那时，男孩子存牙膏皮，女孩子存糖纸都是我们的一大爱好。不过，一旦货郎来了，哪怕家里还剩下半支牙膏，但为了拿去跟货郎换回几颗糖果或泡饼，我们总是瞒着大人偷偷把牙膏完全挤掉……每当换到了糖果或泡饼，也就不再担心货郎的离去。有时，我们会跟在货郎的身后，悄悄学着货郎的口音，觉得好奇、有趣。其实换回的糖果或泡饼我们并不急于吃掉，尤其是泡饼，我们总是把它放在火上烤得又干又脆，最后用纸包起来把它藏进抽屉里，得等到最馋的时候才去美美地闻一闻、舔一舔，目的是想比谁的糖果或泡饼最后吃完。后来货郎走了，我们的心里空荡荡的，似乎一切快乐都被他带去了。
我们总是期盼货郎的再次出现，这样的期盼有时短，有时候却很漫长，漫长得连我们的期盼都给忘却了，于是货郎又一次来到大杂院里，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穷人的孩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童年除了滚铁环、坐弹盘车、打弹子、打沙虫（红线虫）、打纸角角、打马马鸡、跳拱背、弹弹弓、掏鸟窝、捉蟋蟀、放风筝等等，不曾再有过什么“玩具”，但仍是其乐无穷，无忧无虑。
不过，玩归玩，平时，我们也会为家里主动承担一些义务劳动。比如冬季来临时，家里需要更多的煤炭取暖，于是，小伙伴们就在瑟瑟寒风中穿着补丁不一的小棉袄，提着篮子、竹篓之类的东西，三三两两自发性地约在一起，然后走路到东站或是电厂去捡煤渣，以此为家里省点煤钱。
在东站，只要看到火车喘着粗气，吐着白烟，拉着汽笛缓缓驰来更换机车头时，都会卸下一堆热气滚滚的煤渣来。这一堆堆尚未燃尽的煤渣，既是铁道线上的废弃物，也是我们眼中的一个“宝”！而煤渣刚落地的那一瞬间，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半大的孩子都会一哄而上。人们发疯似地钻进湿热的雾气中，手疾眼快地拿起一把用铁丝做的小钯子，不顾一切地把煤堆拼命往自己怀里扒，先把煤堆占为己有，然后画上界线，接下来，就是把煤堆里的煤渣尽快捡出来放进小篮子里，那一刻，时间就是“煤渣”。只要捡到一篮半篓的煤渣就高兴得像个成功的“淘金者”，无论再冷再饿，依然头不抬腰不伸，只顾在煤堆里不停地扒呀、捡呀……尽管回到家里，我们的脸上经常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像是个小“叫花子”（乞丐），浑身上下也沾满了煤灰，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但我们仍然会津津乐道地把一些细节讲给大人们听，直听得父母眼里噙着泪，无言地把我们搂进怀里。
由于长期捡煤渣，有的小伙伴因为戴不起手套，几个手指渐渐磨破了一层皮，露出一个个的小圆洞，渗出深红色的血珠来，即使贴块橡皮膏，捡一会煤渣又磨漏了。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手指稍不留神就会触摸到一颗尚未冷却的煤渣来，那才叫撕心裂肺的痛呢！一连好几天，吃饭都捏不住筷子，一个寒假下来，我们的小手都是烂的、脏的，一看就知道是经常“捡煤渣”的。
有时煤渣捡回来后还要帮着大人们一起把它混合着粉煤，再加上一点黄泥巴，最后浇上水捏成一个个小煤球凉在屋檐下。事情做完后，吃过晚饭，大人们的奖励就是给围坐在火炉旁的一群孩子讲“老变婆”的故事：“‘老变婆’啊因为有尾巴，所以不能坐凳子，于是呢就叫一个姐姐拿来鸡笼，坐在鸡笼上面，把尾巴顺着鸡笼上的圆孔放到鸡笼里面，然后用大裙子啊，把鸡笼全部遮住看不见……”孩子们怀着茫然的恐惧，一个紧挨着一个，谁也不说话。其实大人讲这故事的目的是想吓唬孩子们晚上不要出门，乖乖在家。这办法还真有效，天黑时，孩子们果然很少出去了，因为都害怕有“老变婆”。
清晨，家家户户一大早起床，首先是把晒干的煤球搬进屋去，接下来就是劈柴、升火。那时，不管煤烟如何呛人，烟尘怎样熏得眼里落泪，手里依然拿把大蒲扇使劲地鼓风助燃……至今，那滚滚浓烟伴随熊熊燃烧的火焰还在噼噼啪啪地回响在我脑际！
虽然我大哥、二哥从未捡过煤渣，但三天两头，他们都会拿着“水票”、担着水桶到街上的“自来水站”担回两挑自来水，有时我也会去“水站”提前排队。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承担了家中挑水的任务，由于水量较小，仅是从两根一寸管里流出，因此，每天排队挑水的空桶一个紧挨着一个，在街边挤成了长龙。这期间，如果发现有人插队，一些小伙伴就会横眉冷眼地提起扁担冲上去：“铜佛巷的、岩井边的……上！”往往这时，就是孩子们因为排队挑水而发生争吵、打架、闹事最多的时候。最恼火的是当你在街边站了好长时间的队，眼看前面只剩下几个人时，“水站”突然就停水了，无奈之下，我和两个哥哥只好到下合群路的“薜家井”（今喷水池国贸商场旁）去担井水吃了，那里虽远一点，但挑水不要钱。正因为不要钱，平时前来挑水的人往往就比“水站”的人多得多，更不用说是遇到“水站”停水了。只不过我们是不甘心，所以才抱着侥幸心去碰碰运气，实在无法挤近水井边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担着空桶回家告诉大人了，于是，我外婆只好花“高价”去请“公厕”旁边的“老牛”再到别的街道“水站”先买挑水来解决燃眉之急。
说起“老牛”——这是一个靠帮人挑水为生的孤寡老人。其实，他本姓是文刀“刘”，当年已有60来岁，据说还是个“五保户”。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他的双肩早已压变了形，背上驼得像个罗锅，因此无论大人小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习惯性地戏称他为“老牛”。
那时，“自来水站”的水价是一分钱一挑，而“老牛”帮人挑水是两分钱一挑（即：一分钱的水价，一分钱的劳动力）。由于我们大杂院地势较高，且又爬坡上坎，因此，“老牛”为大杂院的人家户担一挑水，往往要比街上的平常人家高出一两分钱来，如果遇上雨天或是下雪下凝等，则“高达”四五分钱一挑，而且更上一层楼还得再加一分钱，好在当时的居民房都不太高，且以两层楼的居多。
那时，全市最高的楼房不过是位于科学路上9层高的“消防大楼”，听外婆说，“消防大楼”之所以修得高，是便于观察和判断失火的方向。后来直到大杂院成立了“红大院”，这样，在陆伯伯和唐叔叔的组织下，由每家每户出资20块钱作为材料费和招待费才请来自来水公司的技术人员安上自来水。
前进红大院
在那穷得辛酸的年代，全国又轰轰烈烈地办起了“红大院”，当然我们大杂院也不甘“落后”，从接到“上级指示”后，大伙就在居委会的督促下，一致推崇德高望重的陆伯伯担任院长，经过几番反复的推敲，最后大杂院才正式取名为“前进院”。为使“红大院”办得有声有色，没过几天，老人家就特地让他大女婿，在单位上把“前进院”这三个字用铁皮敲成一块大扁，然后用油漆刷成红底黄字悬挂在大朝门上，而朝门两边的门方上也用油漆配上红底白字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其中大朝门外的一堵砖墙上也用油漆配上红底白字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而“前进院”正式成立的那天，为了迎接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前来光临指导，陆伯伯还亲自带领大家把位于大朝门外坡脚下的两口岩井彻彻底底地淘了一遍，虽然它的水质不能饮用，但周围的环境实实在在地变了个样。接下来，家家户户便开始擦门、擦窗，主动清理一些卫生死角。记得唐叔叔和宝老三则主要负责在大杂院外的路口上搭建一个大门框架，另外再由几个人分别去五中或黔灵公园折来松柏和树枝（现在看来，在学校和公园折松柏和树枝是一种破坏行为，但在当时，这一切都是“革命行动”）。当年我外婆和一些老年人也被发动起来剪剪纸，贴窗花，其他人有的开始扎着红红绿绿的各种纸花，还有的现场就搬来桌子书写起革命对联来……那场面就像过年似的，人们热火朝天地忙乎了一整天，一个用松木搭就的大门框架终于支立起来了，上面扎满了松柏和树枝，在树枝之间还零零星星地点缀着各色纸花，无论远看近看，它都煞然好看。我想，这也许就是那些年代最为流行的“彩门”吧。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跟随大人们兴高采烈地去开成立大会。
从那以后，人们无论有大小事情都往陆家跑，即使夫妻俩吵架也不例外。
陆伯伯很是慈祥，尤其喜爱我们这些孩子，为使孩子们在“德、智、体”全面发展，老人家不仅自己掏钱买来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等，而且还购置了不少的小画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草原英雄小姐妹》《罗盛教》等，为孩子们办起了家庭图书室。另外，大朝门内的板壁上还开辟了一块“学习园地”，那时，小妹姐写的诗歌和人们的《学习心得》就经常“发表”在这个专栏上。不仅如此，他又请人制作了许多木质“红樱枪”分发给孩子们用于“站岗放哨”时，作为在各个路口盘查每一位进入院内的陌生人的“标志”和“武器”，随时“提高警惕”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那时，只稍拿着一杆“红缨枪”往朝门口一站，那“神气劲”和“自豪感”是当今孩子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与此同时，陆伯伯家小妹姐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娃娃头”，她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更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许多火火红红的文娱节目在她的编排组织下更是“活跃”起来，如唱革命歌、跳革命舞、演样板戏等。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舞蹈叫《苗家小背箩》，其中一些道具就是小妹姐用纸壳和竹篾再涂上一些广告色为我们精心制作的，当时唯一的乐器是陆伯伯家的那架手风琴，由小妹姐为我们边拉边唱。
有一次，隔壁木厂的“红大院”由小花脸表演参赛的一个文艺节目，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顺口溜：“计划生育好，隔壁王大嫂，她结婚结得早，因为娃儿多，取名太哆嗦，干脆来个哆、来、咪、发、唆。早上天刚亮，床上像打仗，老大要穿衣、老二要撒尿……”由于滑稽搞笑，台下大人小孩都乐翻了天。也许，正是因为该节目中有“老二要撒尿”这句台词，不知怎的，该“红大院”参赛的这个节目最终没有得到名次，为此，小花脸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那时，我们却躲在一边幸灾乐祸了好一阵。不过，每次我们演出的节目和其他“红大院”比赛时，只要得到个名次之类的口头奖，那高兴劲啊一直会持续好几天。
时不时，居委会的委员们还来到我们“前进院”开展“忆苦思甜”的活动。比如组织人们上黔灵山折野菜、挖蕨根，有的甚至还从树上剥下几小块树皮，回到院里便汤汤水水混合着熬成一大锅粥菜，然后每人存上一碗，并吩咐不能放入油、盐等调味品，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受剥削和压迫的穷苦大众，一般是吃不起猪油和盐巴的……”而“忆苦思甜”的意义，就是要让人们亲身体会到过去劳动人民的苦难，对比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每当讲到激动的时候，有人就会抹眼擦泪地喊上几声口号，往往这时，一些家庭成分较“高”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人物，不是被揭批就是被声讨的对象。
当年我们就属于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不过鉴于我外婆平时的“表现”，居委会的委员们虽然也很严肃，却也没怎么挑我们家的刺，因为我外婆确实是个老好人，既热心又善良，背地里邻居们一直都很敬重她。
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长辈们隔三差五就会酝酿出一篇大字报。那时，大人们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因为，他们每天都有读不完的“红宝书”、看不完的《新闻简报》和那永远写不完的“标语、口号”……
沉重的历史
曾经我二舅就喜欢“舞文弄墨”，也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正因为如此，有一年，他在单位上被厂“革委会”的“造反派”们“请”去写幅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他挥毫泼墨，在一张张早已被裁剪好的棱角形的大红纸上，一纸一字地写下这十个大字并亲自张贴在厂门外后，不知何时，也不知是何人，趁糨糊未干时，竟有意识地把其中的“不”字揭弃了，接下来，“千万”两字也被重新贴在“不”字的空位上，于是这幅标语就变成了：“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由于是二舅亲自书写、张贴的标语，因此，我二舅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在那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里，我二舅当场就被打成“现形反革命”抓了起来。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刚进门，就撞见一帮人押着二舅冲进了大杂院，很快，这些人就在我们家里一阵乱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似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抄家”。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历史反革命’加‘现形反革命’的‘罪恶之家’，必须尽快疏散！”事后，听母亲说，当时，这帮人就是这样给我们家定“罪”的。因此，没过几天，我们就被通知，三日内要我们全家“下放”去麻江县的一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为此，我害怕以后上不成学在家哭了好一阵，于是几个好心的邻居便把我悄悄接到他们家去，邻居们一则是怕我被那些气势汹汹的人们所吓坏，二则也是对我们家的遭遇表示一点同情。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批人来催促我们搬家：“你家咋还不走呢？赶紧疏散！”当时，正值二舅妈身怀大肚即将临产，因此，我外婆和母亲只好一次次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好不容易我们将被“疏散下放”的事才得以延缓下来。躲过那一劫后，后来又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最后，我二舅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当我们家里接到法院的《判决书》时，我二舅已被送往丹寨汞矿进行“劳动改造”了。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噩运，我们一家老小紧紧抱着哭成一团。由于二舅被判处的刑期过长，我那慈祥、善良的外婆仿佛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一家人从此开始沉默寡言，小心行事。可是不久，二舅妈又在女儿产下夭折后，每天总是以泪洗面。那时，我外婆除了安慰二舅妈以外整天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许是过于忧虑，最终她老人家在痛苦与煎熬中一病不起。直至1975年，我外公毛效良作为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从凯里监狱转到贵阳“省一监”后，这样，我才知道家里原来有个外公还活着！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到太慈桥把外公从“省一监”接回家时，病榻上的外婆，在二舅妈的搀扶下缓缓走近外公的那一刻，两个老人已是老泪纵横，悲喜交加……母亲和二舅妈以及大杂院的一些邻居们看到这场面时也都潸然落泪，毕竟外公、外婆20多年没有见面了。可惜我外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从那以后，我仿佛长大了许多。后来在二舅的来信中一再要求下，年轻贤惠的二舅妈只好被迫改嫁了。
那一年，正值1976年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上突然爆发了“四五”运动。
据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与首都百万群众一起，自发性地张贴、朗诵、传抄成千上万的诗词歌赋，以此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同时怒斥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尽管“天安门事件”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但那时，许多诗作已不胫而走，一度传遍大江南北，如《向总理请示》 [2]
传说该作者是一位不曾抽烟的国家干部，为了不被引起注意，他特地找了张烟盒纸写下这首诗文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于是在祖国各地乃至于我们大杂院里，同样也有人甘愿冒着政治上获罪的危险，也在辗转传抄，秘密收藏这些精彩诗篇。
虽然“四五”运动曾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人们的觉醒，从而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取奠定了基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安门事件”以及在“文革”中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这些一度被封杀的诗词歌赋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正式出版，书名《天安门诗抄》，由华国锋亲自题写。
这样，曾经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红大院”，随着历史的车轮也就渐渐销声匿迹。1981年，我二舅在丹寨汞矿被“劳改”了6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也得到了平反并被无罪释放，于是，我们这一家子又才得以团聚……
后记
我就是这样在大杂院里一点点长大。我不知儿时的伙伴，至今有谁还能真正记住这些最初的日子，我的记忆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许许多多细碎难忘的往事。虽然过去的岁月在记忆的苍穹下已经永恒，但它却伴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现在，离开大杂院已有数十个年头，然而，我们许多人生的故事还留在那里魂牵梦萦。尽管改革开放后，原来的大杂院已盖成楼房，过去的邻居也几经搬迁，有的甚至失去联系，但大杂院里的文化熏染一直渗透到我的性格和命运里。
[1] 6角2的肉，皮皮翻翻——当时，国家凭票供应的猪肉价格为：6角2分钱一斤。“皮皮翻翻”为贵阳方言，这里指的是：除了骨头就只剩下肉皮子了，形容肉很瘦的意思（作者注）。
[2] 《向总理请示》——于197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搜集在《天安门诗抄》中。文中的“黄浦江”即上海外滩。当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以“黄”为“王”的谐音，正如“摇”和“姚”的谐音一样，讽刺辛辣地喻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一伙，注定覆灭的历史命运，遗憾的是诗作者未曾留下姓名（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