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杆参加抗战
《新垒》
饱含时代色彩、内容丰富、情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报纸副刊，令读者经久难忘。例如上世纪20年代孙伏园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30年代中期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至今仍被人们赞为“最佳的精神食粮”。同样，著名乡土文学家蹇先艾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先后创办、主编的《每周文艺》和《新垒》两个文艺副刊，对团结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培养贵州的文艺青年，唤醒人民大众，推进全民抗战，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应该在贵州报刊史和文艺史上大书而特书。
1937年10月，31岁的蹇先艾从北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其时日寇铁蹄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烽烟遍野，山河血染。而远在崇山峻岭中的祖国大西南，成了抗日救亡的大后方。一大批文化名人，辗转流亡，先后来到贵阳，或经贵阳去重庆、昆明等地。其中谢六逸、张梦麟、李青崖、齐同（高滔）、刘薰宇等人，则滞留贵阳，谋职安家。
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文学。回国后，于1921年入商务印书馆作编译。与著名作家茅盾同事，加入文学研究会。他博学多能，曾创办我国最早、影响最大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达10年之久，为我国培养了不少新闻人才。抗战初，他返回故里贵阳，担任从上海迁筑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1937年隆冬，谢六逸、蹇先艾这两位贵州籍的作家，故土重逢，亲密无间。
1938年早春，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李青崖、齐同、刘薰宇等作家和翻译家们，在筑聚会倾谈。“大家都不满于贵阳文艺界沉闷的现状”，觉得“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把宣传抗战的责任担当起来”。于是由谢六逸率先倡议并主持筹备，成立每周文艺社，在当时的《贵州晨报》上，创办《每周文艺》副刊，公推蹇先艾担任主编。谢六逸则用“鲁愚”笔名，经常为《每周文艺》写稿。可惜后来谢六逸积劳成疾，于抗战胜利前夕不幸过早辞世。
《每周文艺》每期七八千字，发表紧密配合抗战的杂文、散文、诗歌，还开展过一次关于戏剧问题的讨论。它创刊后，“将一股唤醒民众，拯救民族于危亡的罡风吹进了山城”。当时蹇先艾先后在贵阳高中、修文高中任教，他一边忙于教学，一边忙于编辑刊物，十分辛苦。但编辑刊物，实现了他离开北平时的夙愿——“在这全民抗战时期，一杆枪是一个力量，一支笔是一个力量，一种刊物也是一个力量……用笔杆来参加抗战和推动内地的文化工作……”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筑城大十字一带变成一片瓦砾，死伤近两千人。《贵州晨报》馆被炸毁，已编好待印的《每周文艺》第52期一同“殉难”。其时，蹇先艾在家乡遵义，他把副刊编辑部迁到遵义已四个月，从而幸免于难。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没有炸毁蹇先艾宣传抗日救亡的决心与毅力。事后，他在回文友的信中一再声称：“重新在文艺阵地上打游击、打冲锋，敌人是‘毁’不了我们的。”《每周文艺》出至51期后，虽未复刊，但在蹇先艾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另一文艺战线上的战斗堡垒——《新垒》，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于1945年3月6日在当时的《贵州日报》上诞生了。
《新垒》的取名，源于1939年谢六逸、蹇先艾等人在贵阳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作为筹备人之一（后当选理事）的蹇先艾，为阐明成立分会的重大意义而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新的战斗堡垒》。
蹇先艾在《新垒》发刊词中，特别指出《新垒》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阻挠人民抗战的各种反动势力”。《新垒》的办刊方针：“（1）侧重学术性和文艺性，（2）不登趣味太低的东西；（3）取材仍然以有关抗战的为主。”它以文艺作品去激励人民，再接再厉，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在抗战胜利后，则以揭露国统区的黑暗、腐败现实，呼唤民主，提高人民觉悟为目的。《新垒》每隔3天出一期，内容丰富、新颖，有小说、诗歌、特写、随笔、杂文、评论、独幕话剧、翻译作品等。在当时西南文艺战线上，它的确别具特色，真正成了“新的战斗堡垒”，深受省内外读者欢迎。
蹇先艾早在20年代中、后期，曾在北京编辑过《爝火》《爝火旬刊》和《北京文学》，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和启导；返回贵州后又主编过《每周文艺》。他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又熟悉文艺界，认识的作家和文化人很多，他不断向各地作家写信约稿，于是佳作源源涌来，使《新垒》越办越好。
当时，《新垒》上发表的佳作累累，琳琅满目：有茅盾的杂文《贝当与赖伐尔的下场》《不可补救的损失》；有巴金的《第四病室前记》，及其所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有沙汀的小说《范老老师》；有艾芜的小说《月夜》；有端木蕻良的小说《他》《复活》；有方敬的小说《乡下》；有沈从文的杂感《谈沉默》；有熊佛西的散文《贵阳三月》；有李广田的文艺评论《欣赏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有臧克家的诗《大雪后》和《谈诗的技巧》；有李健吾的评论《文艺界的合作》；有齐同的《作家书简》；有彭燕郊的诗《路毙》等等。
在《新垒》上发表作品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靳以、王酉彦、林庚、陈敬容等人。
蹇先艾以本名或笔名“赵休宁’、“韵泉”写稿，在《新垒》上刊出的有《谢六逸先生的散文》《中国的雪莱——徐志摩》《孤辞诗人朱子沅》《女诗人石评梅》《“红与黑”的一位作家——记胡也频》等文。
《新垒》上还以较多篇幅，发表来自抗日各条战线上的文学新人写的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反映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文艺作品：有杜程的《火的经历》、刘黑芷的《七里桥下》、丹冶的《反攻前后》。还有描写反法西斯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译作《卡秋夏》（苏联瓦希莱夫斯卡亚作，毕黎译），美国司各脱作、蒋启良译的《鬼机》，还有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作品，如陈北萌的《猎》、肖霄的《未庄余闻》等。
《新垒》还以一定篇幅，刊载一大批经谢六逸、蹇先艾亲手扶持帮助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贵州文学青年们的作品。他们是吴纯俭《采风官》、陈福彬《荒沙》、田井卉《东门外》以及李麦宁、夕云、吴吾、王铣才（王冶新）、陈棻德等人的作品。
蹇先艾主编《新垒》时，任教于贵州大学，教学任务很重，又无一定课本，教材都得自己编写，而战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几涨，待遇菲薄，物质条件恶劣。他一家七八口人，挤住在花溪贵大静晖新村那竹木结构、外涂黄泥的简陋居室中，窄窄两小间，既是灶间、食堂、寝室，又是书房、办公室、会客室。虽有电灯而亮度不够，且经常停电，不少夜晚靠点蜡烛或菜油灯照明，十分昏暗。《新垒》仅他一人编辑，没有助手。其时贵阳到花溪，多靠马车来往，很少汽车，即使坐马车，那点编辑费还不够付车费。因此他每次到贵阳报馆取稿、送稿，多用步行，来回数十里，颇是辛劳。可他争分抢秒，集教务、家务，编务、杂务于一身，乐之不倦。有时深夜还在为作者改稿、写信，可谓废寝忘食。
其时，《贵州日报》想借他的名声打开局面，曾建议他在《新垒》副刊上署上“蹇先艾主编’字样。他不同意，说：“办好一个副刊，不一定挂上编者名字，主要看是否办出了它的特色和风格。”
当时，我这个14岁的高寒山乡的无知小卒，列《新垒》作者之尾，既感到荣幸，又自觉惭愧。我记得当时进步作家何易古上我们班（初二年级）的国文课，讲述进步作家作品，为当局所不容，被迫出走。临别他告诉我：“贵州又不是没有人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就在贵阳编刊物，你以后的习作，可以寄给他，他是鲁迅扶持起来的人，具有鲁迅作风，是会帮助青少年的。”于是我斗胆地将一篇反映山乡农民深沉苦难的习作《播种》寄给蹇老，一星期后，我收到蹇老的亲笔回信：“你的文章内容虽稍嫌单薄，但文笔清新可喜，准备采用，恐你悬念，特先奉复。”我欣喜若狂，自此创作激情如山泉喷涌。我一连写了《旱》《行走在山道上》《桂花》《灯蛾》等习作，经蹇老斧正后，先后在《新垒》上刊发了。蹇老多次写信鼓励我，肯定成绩，指明缺陷。对我这样一个茅塞未开的少年，蹇老如此热情地扶持，关怀，甚至寒暑假他回遵义老家，也先来信通知我，叫我“在此期内，稿件勿寄花溪贵州大学，以免延误，改寄遵义老城于尹路姚家巷”。
写上这一段话，绝非借此炫耀，而是想说明一位著名作家，是怎样对待一个极其平庸的投稿者，怎样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僻乡少年的。
《新垒》从1945年3月6日创刊，到1948年5月31日被迫停刊，共出刊199期。
从《每周文艺》和《新垒》的办刊历程中，人们不难窥见一个早年受到鲁迅热忱扶持，具有鲁迅作风的乡土文学作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怎样用笔、用心血、用热汗、用睿智和毅力，来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和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那拳拳的爱国之心，那默默的奉献之情，那日日夜夜的不倦努力——这实实在在的一切，难道不值得抒写！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报刊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