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贵州琐忆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挺进贵州
“家乡都在等待我们去解放”
1949年9月，曾固同志（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将准备去贵州工作的十多位同志召集在一起，学习有关新区工作的政策文件，还有一些贵州地下党搜集的有关贵州、贵阳的情况资料。这个学习组的另一位负责同志是徐健生。武汉市委直属党委挽留我在武汉工作，我也多次向曾固同志表示我也可以留在武汉，曾固同志说：“你是贵州人都不回贵州，外省的同志调去贵州的，他们都去，你还是回贵州的好，家乡都在等待我们回去解放，家乡欢迎你回去。”当时，党中央有指示“干部地方化”，特别是云、贵、川需要大量干部，本地干部更需要。曾固同志还说，中央曾调查分布在各地的贵州籍县团级以上干部，都要尽量动员他们回贵州工作，我回贵州就是他提的名，报给中央组织部才调的。我只好做回贵州的准备了。中央原定由四野去解放云、贵，现在改由二野去解放了。
参加武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赢来的日子。这时中国人民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这个节日。这天，我在汉口中山公园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大会有十多万军民参加，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令人难忘。
没过几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从武汉街上向西开进，他们是淮海大战的英雄，他们的服装是自制的土黄色粗布，但队列整齐，军风纪良好，给人以庄严的感觉；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武器、米袋，但仍然坚定有力，雄赳赳的。同时，武汉市委通知，从华东去西南的第二野战军领导同志要在武汉稍稍休息，中共中央华中局（原中原局）决定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大会，地址就在华中局礼堂，那里有漂亮的草坪。参加集会的主要是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和华中局机关的部分干部代表，作为武汉市委直属党委的保卫委员，我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大会，情绪十分热烈。这次大会也是野战军的胜利会师，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都讲了话，歌颂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强调二野、四野兄弟间的亲密团结与合作。大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进贵州
10月12日、13日两天，曾固同志在市委会议室召集我们入黔干部宋树功、孟广涵、肖光、邓惠灵、粱燕等十多人开会，规定了出发时间和行军路线，并说已征得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同意，由他们后期部派一辆车送我们。15日，一辆美制新的军用大卡车来到黄陂路武汉市委大门口，我们十多人登车上路了，曾固因另有要事留下几天再走，没与我们一道，他请贵州省委委员、省政府秘书长徐健生同志负责带队。10月下旬，我们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市，住了几天。二野第五兵团驻长沙办事的负责人兵团民运部长惠世如同志（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宴请了我们一行十多人，以示欢迎。在长沙我们游了岳麓山、湘江、桔子洲头、清水塘，参观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以及毛泽东曾经就读并工作过的长沙师范学校。边时惠世如又告诉我们说：贵州省委和第五兵团10月21日至27日在湖南邵阳（宝庆）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进贵州后的工作计划。惠世如还说：贵州省委11月4日在湖南省芷江举行会议研究解放贵州的军事部署等问题。同时，又接到苏振华同志（第五兵团政委）的来信说，解放军部队已进至湘黔边境，即将进攻贵州了。我们急速向西行进，目的地是贵阳，从长沙到贵州的公路上，挤满了前进的解放军部队，随行部分是穿绿色斜纹布军装经湘西和贵州南部插入广西的第四野战军，他们是从后路包抄白崇禧的部队，追击溃逃的桂军。四野大炮很多，车马很多，从长沙、邵阳到怀化、芷江沿途都住满了解放军。穿黄色军装的同志见到我们穿绿色军装的同志，他们说“是四野的同志来了”。都有礼貌地腾让住房，端茶送水，很是客气，我们也有礼貌地感谢他们。他们问明我们是支黔干部同样客气。穿绿色军装的四野同志看到穿黄色军装的二野同志同样让房让座，端茶送水，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多么热情、多么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这段路我们遇到的是蒙蒙多雨季节天气，路上特别滑，沿途跌跤的比比皆是。特别是过了邵阳（宝庆）桃花坪之后，进入著名的雪峰山地区（主峰1900米以上），真是坡陡，路窄，弯多且急，公路在山粱上转来转去，大雾笼罩，视野狭小，加上零星拦路抢劫的土匪和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的骚扰，更加困难了。大部队来了，他们躲；小部队来了，他们就打；十个八个的，三部五部的汽车他们就抢，危险性是很大的。据说有些掉队的同志遭到杀害，有些女同志被掳去，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我们虽是乘坐汽车，但人少，没有武装护送，只靠随身携带的手枪和几个警卫人员武装的确是很危险的。但很幸运是，我们居然安全地过来了。当然我们的前前后后不断地有一些零星的掉队车辆，这些土匪也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晚出发，早休息，不赶夜路，也要安全得多。在雪峰山险恶的路况下，我们看到翻倒在路边的大小车辆，沿路就有十多辆，还死了人。据当地政府的同志告诉我们，在雪峰山地区翻车就达六七十起，伤亡百余人。我们在黔阳（安江）休息时，还吃了著名的安江柚子，很甜的，饱餐之后，还买了几个带走到路上吃。真是有苦也有甜！
过了榆树湾（怀化），就到了芷江，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要地，有大型的飞机场。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我们在湖南境内，见到二野和四野的兵马云集，大约有几十万，看不到头尾的炮队，随时准备出击。同时，解放贵州的部队也在向贵阳疾速挺进。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当时，我们十几位同志正在芷江讨论，我们也应尽早向贵州进军。徐健生同志决定马上就走，于是带领我们就向贵州进发了。过了湖南最后一个县城——晃县（新晃）之后就到了贵州第一个县城玉屏县境内了。天，仍不停地下着雨，山坡上是密密的树木林海，林海上面是浓雾笼罩着，空中不时还有国民党部队的飞机来骚扰。疾速前进的二野战士个个都被雨淋湿透了，裤脚上沾满了泥浆，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宣传鼓动小组，为指战员们打气，全体人员个个精神饱满，看不出疲倦的样子。我们经过玉屏、三穗来到黔东南重镇镇远县古城，当时天已快黑了。镇远城中有一条清澈的河流通过，有两座石拱大桥，但已被国民党部队溃逃时炸坏了。想早日赶路都不行了，只能等桥修好。后来，大部分同志留在老城等桥修好再前进，徐健生带领我们五六个人先步行经施秉到重安江镇，那里的桥也被国民党军炸坏了，我们只好等候杨勇、苏振华同志派车来接。当时，我们的行李很少，两三套衣服、几本书、两双布鞋、一条军毯就是我们全部行李，总共只有十多斤。从镇远到施秉几十里路，我们走了一天才到，走得两腿发酸，腰发痛，看来久不走路，不大习惯了，好在第二天继续走时，就好多了。我们到重安江时，那里的桥虽被炸坏了，人勉强能过，车是不能过了，我们过了桥，杨勇、苏振华同志派来接我们的车已到重安江北岸等候我们了。在重安江住了一夜，我们第二天就乘上汽车向贵阳急驶。
11月22日，是贵州解放的第七天，我们到达贵阳，住在南明堂赖永初的公馆里。公馆坐落在观风山西南脚下，大概对我们是优待了。过了几天，我们夫妇又搬到公馆西侧一个更为优美的单家独院去住了，比赖永初的公馆更为讲究，不知道以前住的人是谁。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等待省委分配工作。
1938年2月我从贵阳南明高中去延安，到1949年11月回贵阳，时隔11年多。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贵阳的变化不大，人口虽然从六七万增加到17万，但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外省搬迁工厂和逃难从江苏、浙江、河南等省迁到贵阳的人。贵阳的街道也没多大变化，好在东山、黔灵山、图云关等地还是满山密密的树林，保持着美丽的自然生态。我当然最热爱的是我的母校——贵阳南明高中（后改名为贵阳一中），所以，我首先就去参观了这所学校。见到母校，感到国民党腐败透顶，在贵阳统治多年，也没管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房屋仍是破破烂烂的。不过，母校地处南明河畔，清澈的河水三面环绕，河水清可见底，许多小鱼游弋在清绿的水草中，风景十分幽美。我想，现在贵阳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母校将会变得更加美丽迷人，将培养出更多杰出的人才。
当时，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是秦天真同志，他是毕节人，是我南明高中的校友。他很长时间都是中共贵州省地下党的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去过延安学习。苏振华同志是1949年12月15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他是湖南人，1938年曾在延安抗大工作过，任第一大队大队长，那时，我正在抗大一大队三队学习。1949年12月18日，贵阳市各界群众六万余人在六广门体育场举行大会，庆祝贵阳解放，我和夫人邓惠灵也参加了大会。
此后，我就被分配到黔西地区去工作了。1949年12月，离开贵阳市到兴义县担任人民政府首任县长、中共兴义县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兴义地方委员会委员、地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9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中共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50年弹指一挥间，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