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臣丁宝桢
丁宝桢
近读清人史籍诗文，发觉丁宝桢是黔中千古少有的伟人。其一生严刚有威，体恤民困，提携后进，政绩卓著，令人钦佩不已！
1820年，丁宝桢诞生于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一书香人家。其自幼勤奋好学，涉猎经史子集，诗文及书法为塾师所称道，稍长常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破千里浪”，表现其不俗之志向。宝桢23岁时中举人，34岁中进士，之后因军功，升任山东布政使，协助僧格林沁。宝桢初至山东，得知僧格林沁见客时，凡督抚以下的官员皆侍立的无礼态度后，便对门禁说道：“以礼见则可，不尔则宁不上谒。”僧格林沁以礼待之。坐定之后，宝桢当面指责其滥杀无辜，既言：“是民是贼，今不问曲直，一切用兵剿洗，是驱民做贼，贼何日平？”僧格林沁无言以对。
同治八年（1869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对太监用事时时忧虑，听说慈禧宠幸的太监安得海私自离京将路过山东时，便乘机执而杀之。安得海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天下交口称颂，李鸿章对其幕客呼曰：“稚璜成名矣！”曾国藩对薛福成说道：“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丁宝桢较之曾国藩和李鸿章，更有胆识和勇气，其不畏权势的大无畏精神令人赞叹。
丁宝桢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自咸丰五年（1855年）以来，黄河山东段“无岁不决，无岁不大决。”洪水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宝桢在其任山东巡抚的10年间，前后上疏50折，提请朝廷重视水利之事。与此同时，其指挥民众修补、疏浚黄河河道，并亲赴抗洪现场，“与役夫同艰苦”，先后堵住侯家林、贾庄决口，节约国家库币数百万，使民众安居乐业。在其督川期间，亲赴都江堰视察，对这个多年失修，管理废弛，堤岸残缺朽败、灌溉河道淤塞的水利工程寄以深切关心。在宝桢的指挥下，成都人民挖淤泥、筑堰堤，用竹笼卵石修复人字堰、分水鱼嘴，又维修飞沙堰、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工程，两年后，都江堰又重现昔日的风采，两岸田园肥美，川西十四州县无旱涝之苦。宝桢督川十年，捕诛盗贼，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实行“官运商销”的盐政，使过去官商层层盘剥的弊端得以废除，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由于施政得宜，致使四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乐，道不拾遗。
丁宝桢生处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鲸吞蚕食，他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始终站在主战派一边，认为列强“用心也强狠”、“为谋也阴鸷”。断言“外洋和约，万不足恃”、“虽曰通商，仅有虚名，实皆借口以搅中国”。早在其巡抚山东时正是列强寻衅，欲犯我国海疆之时，宝桢择要设防，增添防兵，构筑炮台，使山东海防得以巩固。在其督川之时，悉心观察英俄在西藏的动向，认为英人在印度边境筑路，意在“窥伺西藏”，而俄官由新疆入藏，更是居心叵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丁宝桢派鲍超率五营兵马赴云南边境，并上疏请求亲临前线督战。同年11月初，又上疏请求派员带兵增援台湾的刘铭传。
丁宝桢与那些洋务派有着极大的差别，面对“船坚炮利”的严酷现实，致力于“求富自强”，主张自力更生，建立自己国家的机器局，仿照西法，制造枪支弹药。早在同治末年，宝桢即有创办山东机器局的动议，并保举薛福成、黎庶昌等人调山东办局。后宝桢由鲁调川，见四川洋务未兴，便奏请设立机器局。虽经官绅忌恨弹劾、清廷以“费用甚巨，制造未能精良”为由勒令停办，但宝桢据理力争，终于使机器局正式开办。四川机器局之创立，可说是该省近代工业之发端。
丁宝桢心胸博大，求贤如渴。他认为人才为安邦治国、求富自强之根本。他在山东和四川时，都能拨识精英，持平公正，精心考核，以推荐进士为己任。宝桢每到一处，即悉心查访，发现心术正大、才识卓越、明于笃实之人，无论其地位尊卑，亦不分省内省外，都加以保举。值得一提的是，在丁宝桢保举的人才中，不少人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满洲人长庚，后升任驻藏大臣，伊犁将军，在边疆屡建功勋；广东南海人张荫桓，后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江苏无锡人薛福成，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著名的外交家，其后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贵州遵义人黎庶昌，其后出使欧洲、两任驻日公使，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江苏无锡人徐建寅，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曾任驻德参赞。
丁宝桢不愧为清代政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不愧为黔中古今以来的伟丈夫。正如黎庶昌在其《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四川总督丁文诚公贵州专祠碑文》中所言：“黔自建省以来，名臣硕望接踵代兴，考其勋德之隆，未有如丁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