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书院及其弟子
青岩古镇
花溪青岩书院是贵州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教育重地之一。由于书院打破贵州土司长期统治以来的特权教育制，明智地推崇大众教育，在贵州近代教育史上，在人才的开发与培养中业绩显赫，闻名于世。
花溪青岩书院的诞生
由于贵州的教育长期处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下，统治者以“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向来土官不容夷人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的思想禁锢大众教育的发展。先后到贵州任职的地方满汉官员，如巡抚于准、张广泗、林肇元，云贵总督鄂尔泰，贵州学政宴斯盛等，在贵州任职期间通过对贵州现状的了解，认为贵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落后及少数民族频繁发生起义，主要原因在于文教不兴，必须采取措施教化当地民众，尤其是占人口最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民族贫寒家庭子弟。他们极力上疏朝廷，请求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教育，使广大民族的子弟有机会上学，即“文教事兴，人皆向学。不独世家巨室，礼士宾贤，各有家塾，即寒素子弟，亦以诵读为重”。清政府下令废除“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的旧规，提倡在各改流地区推行义学教育，主要针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寒子弟设立的带有蒙养性质的学校。作为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民族地区，贵州各府、州、县逐渐设立了义学。义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将贵州民族地区的义学教育定义为“朝廷为彝洞设立之学或府、州、县为彝洞捐立之学则曰义学，盖取革旧之意引于一道同风耳”。《贵州通史》的解释是“义学的经费大都是私人捐赠，也有由公田拨粮创办，一般属于民办公助性质，受教育者免费入学，故而得名”。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中的定义是“义学又称义塾，一般指私人捐资设立，或利用祠堂、庙宇等公产创办，招收贫寒子弟入学的免费蒙学”。从上述解释，对清代义学教育的含义基本可得出以下结论：即义学教育是由清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寒子弟设立的学校；义学教育属于免费，相关费用由政府拨给和私人捐赠；义学的教育目的是推行教化；义学属于蒙学阶段层次的教育。
顺治九年（1652年）中央王朝题准在每乡设置乡学一所，“选择行谊谨厚者充师，并量给禀饩”。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题准土司子弟中“有向化愿学者，合立学一所，选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任教读，以管训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院司礼“令贵州土司子弟及士人应试，附于各学册后，解部察核”。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题准贵阳等府设立文学，“将土司之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矣袭替，其族属人等及苗民子弟一体入学肄业，考试仕进”。
由于清政府多次议准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官学、社学、义学、私塾、书院发展教育，并采取若干具体措施，在政策、经费、人员等方面都予以极大的投入，使贵州民族地区的教育得以建立和发展。乾隆年间，贵州部分官员及士绅也积极自筹资金，捐资办学。花溪青岩李、赵、张几大姓联合诉讼班姓土司案获胜，在土司衙门十八栋建筑屋中成立了青岩书院。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班氏土司家庙被烧毁，班家便以修家庙为由，将班氏先祖供像供奉于青岩众绅捐资修建的文昌阁。清嘉庆六年（1801年），皇帝下旨全国春秋两季祭祀文昌帝君。而早对班氏土司将班氏祖先与文昌帝君并列的做法很是不满的众绅，要求班土司将先祖供像搬出祖泥，以便青岩百姓祭祀文昌帝。班土司认为青岩城是班氏先祖所建，先祖供像有资格供奉于此。清道光四年（1824年），青岩李、赵、张几大姓联名上诉时任土司班廷献，官司打到朝廷，皇帝以班廷献将祖泥与文昌帝君并列供奉犯下“大为不敬之罪”。这场官司，班廷献不仅将祖泥搬出文昌阁，还输掉班家一个四合院，一个花园、粮仓、牢房等18栋建筑的衙门。
青岩书院结构为三进四合院梯形，布局雄伟，每栋房屋空间均在四米，采光良好、环境优美，确实是读书的好环境。到书院来学习的主要以本地学子居多，亦有少数外乡生员。咸丰十一年（1861年），青岩热心人士赵、李、车、刘、吴几家又集资对书院进行了重新维修，现在书院的大梁上还留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八戌时吉旦”的字迹。
花溪青岩书院是地方民办的民间书院，办学特点主要是义学，除学生交付一定学费外，主要靠本地士坤民众集资购买的田产租谷收入来支付先生的讲学报酬和学生茶水等日常开支。书院有无官方经费支持，未见史籍记载，但对少数民族及贫困家庭的子弟入学，书院采取优先吸收，在费用上给予特殊照顾。书院担任主讲的都是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先生，办学方法以学生自修和教师指导相结合。学生每月集中一次，主要汇报学业，交流诗文，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学习内容主要是研习唐诗宋词等文学作品及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与府学、县学比较，书院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更为浓厚，可谓是教学相长，扬其所长。由于书院根据本地需要，既重视文学艺术（包括诗词、楹联、书法、绘画、雕刻）的培养，又注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及传统美德等教育，不仅聚集了本地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学子，还吸引了青岩及周边县乡众多文人雅士。在书院的带动下，青岩镇出现17处私塾，良好的读书风气蔚然成风，富有的家庭、小康家庭，哪怕是贫困家庭也纷纷把子女送到私塾或书院求学，青岩书院便成了青岩古镇的最高学府。由于书院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秀才、举人、进士，特别是出了赵以炯这个状元后，贵州的长顺、惠水等县以及广东、广西的富贵人家也慕名送子弟到青岩书院读书。
青岩书院及其弟子
花溪青岩书院的创办，让广大学子受益匪浅。有资料记载，到光绪年间，青岩周边出秀才、举人共50余人，仅赵家就有10多人金榜题名，出了云贵两省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结束了贵州没有状元的历史。张家出了张善芝、张恒芝等秀才十余人，还有其他姓氏取得功名的，这与青岩书院密不可分，特别是书院传播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思想，对学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贵州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书院开设的课程以儒学为主轴，而儒家“选贤与能”的用人之方，“学而优则仕”理念下的科举制度，有力冲击了近代贵州教育的贵族世袭特权，对贵州的教育制度影响极其深远。让学子意识到中国自古信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用人之方，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就是受书院儒家思想教育的弟子之一。
赵以炯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青岩古城中一个书香门第的乡绅之家，字仲莹。启蒙后，师从本家赵辑五和吴竹堂、顾柏芗、王西堂等先生，14岁受教于高杨华先生，18岁入府学，19岁入学青岩书院。赵以炯的幼年是很不幸的，由于父亲赵国澍在任贵阳属青岩团务总理时发动了前文提及的震惊全国朝野的“青岩教案”，让幼小的赵以炯在心灵上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赵以炯六岁时，父亲在一场镇压边匪叛乱中战死，无依无靠的赵母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重担。作为一个女人，要教化自己四个幼小的孩子，在当时的环境下其艰辛可想而知。赵以炯自幼便以聪颖过人而闻名乡里，29岁时，他怀揣满腹诗书和“选贤与能、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和抱负，背着行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进京赶考，并以优秀的答卷一举夺魁，成功实现了云贵地区自古无状元的梦想。赵以炯中状元的喜讯传出，黔中大喜，他的家乡——青岩沸腾了。时在北京为官的贵州人李端棻欣喜若狂，奋笔疾书一联以赞之，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今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赵以炯的成就，大长了贵州士子之气。
第二、孔子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认识，率先主张“有教无类”，不分少长、贫富、贵贱、地域都可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基于对所有人的信任，孔子期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素质，以现实国家的德治仁政。正是儒家“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影响深刻，让广大学子所赞赏和向往，学成为官后坚持以“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治理国家，深受百姓的爱戴，赵以炯的哥哥赵以焕是个突出的典型。
赵以焕（1857—1899年），字清祖，号伯章。少时，与弟以炯、以煃读书，勤奋好学。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京春闱，考中进士，朝廷以知县即用分发江苏。光绪十九年（1893年）补授江苏丹阳知县。其时邑境苦旱。赵以焕到任后，出巡乡里，出入阡陌间，体察民情，风雨无阻。查看沟渠的结果，多为淤泥堵塞，于是召集乡绅耄老商议治理河港，兴修水利，以御旱情。并亲临现场，指示地势高低及先后缓急之以宜。据《花溪区教育志》载：“日日口讲指划，娓娓不倦，所至民众相聚观听，相互劝勉，拿起锄头撮箕、箩筐扁担，从事疏通。不一年而工竣，从此无旱涝之虞。”江苏丹阳土性宜桑，赵以焕多方劝导百姓养桑，使蚕桑之利盛于旧时。赵以焕又严禁娼赌，重惩地痞游匪，亲督巡勇，深夜挨查，寒暑不间，匪类为之绝迹，百姓安居乐业。在教育上，赵以焕整顿书院，修改义塾章程，以振兴义教。由于丹阳书院狭小，他倡导捐俸禄，创建讲舍（教室）数十楹，挑选优秀学子入书院学习。他政务之暇，常至书院讲学，训迪学子奋勉勤学，以便今后报效国家。成绩优异的学子引入县署，赐以酒食，奖给文具。贫困学子尤为关心，多予膏火，以补助其家。因此，丹阳学风大振，后辈青年感奋，咸自力学，人才辈出。赵以焕以治理河港、兴修水利、平匪安民、致力教育等，成为一时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