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贵州的历史轨迹
举行贵州国民大会的贵阳梦草公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向各省发出通电，但由于统治当局极力封锁，加上当时的通讯落后，直到五月中旬，贵州各报才开始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贵州公报》曾以《不宜乱杀学生》为题发表专文，各校学生也才纷纷起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斗争。
北京的惊雷震撼着全国，也震撼着贵州。当时贵州军阀刘显世认为北京的事情完全是受了“过激党”主使，不可使其张扬。于是下令各报馆，此后一律不准再刊登有关外地运动的消息。但是，在北京读书的贵州籍学生，纷纷写信回家，传播“五四”运动精神，号召家乡人民起来响应。春潮般的革命洪流是阻挡不了的。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贵阳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自发地酝酿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5月下旬，上海各界成立国民大会，紧接着，各地国民大会也相继成立，贵阳各界群众奔走串联，积极发起成立贵州国民大会。5月18日，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成立，决定6月1日在梦草公园召开贵州国民大会。该日，贵阳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教职员与部分军政人员及各界群众，手执写有“不还我青岛死不休”、“声讨国贼”、“力争主权，发扬民气”等口号的白色三角小旗，涌到市中心的梦草公园召开贵州国民大会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何应钦宣布了开会宗旨。大会通过了《致赴欧和会中国专使电》《致徐世昌电》。在这些通电中，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绝不承认日本强占的一切权利，并要求进一步废除一切密约和其他不平等条约。通电还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章宗祥、陆宗舆、靳云鹏等6人，以谢天下；要求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呼吁全国人民：中国的存亡，在此一举，要求全国一致，誓死力争。会后，各中等学校学生3000多人以学校为单位，走上街头游行、演说。沿途都有一些群众自动将日货销毁。不少商店关门歇业，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贵州学生运动兴起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已进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阶段。6月18日，留日归国学生救国代表闵季骞到达贵阳，省议会举行欢迎会，由闵季骞介绍贵州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和上海工人阶级英勇战斗的情况。7月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派赴贵州的代表康德馨、聂鸿逵两人也到达贵阳。他们详细介绍了外地学生运动发展的状况，转达了全国学联对贵州学生的希望。这对贵州学生启发很大，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更有力量。7月5日，由贵州法政学校学生代表团召集各校代表商议，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筹备处。
贵州“五四”运动的初期阶段，带有官方控制痕迹。为了摆脱贵州军阀的控制，筹备处决定于7月16日成立学联贵州支会。当日，学联贵州支会还向全国学联发出通电，表示愿在全国学联的指导下，与全国学生同仇敌忾，把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下去。同时，学联支会还宣读了致省商会的呼吁书，要求全省商人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与爱国学生一致行动，迅速掀起抵制日货的新高潮。7月17日至20日的《贵州公报》《铎报》连续刊载了有关学联贵州支会成立的消息、宣言、传单及游行盛况。
学联贵州支会成立，使学生运动掀起了新高潮。这时，全省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也达到了空前的声势。
学联贵州支会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各地爱国团体的建立和群众的觉醒，不仅贵阳、遵义等地召开了国民大会，边远的沿河、铜仁、毕节、兴义等地，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由于学联支会和各县分会的积极工作，贵州的反帝爱国运动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深入的趋势，使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