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行军
真是爬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我和军医周彦烺沿着山林间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追赶部队。天上飘着霏霏淫雨，地上泥泞一步三打滑，尽管已是寒冬，我们的头上却都冒着热气。身上穿的棉衣被雨水和汗水里外透湿。我们爬完一座山又爬一座山，直起腰来放眼看去，一座座山峰就像大海的波涛连绵不断，无休止。好在这种艰苦的行军，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再苦再累，也要完成解放贵州的任务。
1949年10月初，我们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一五二团参加衡宝战役后，就开始向贵州进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黔南。一路势如破竹，先后解放麻江、都匀、独山等地。为了兜歼贵阳地区的敌人，上级命令我团经惠水、长顺插向广顺，截断敌人西逃退路。我们日行百里，快速前进，赶到广顺时，贵阳已经解放。我们正想松口气时，兵团首长指示，我团折返黔南完成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解放与接管任务。一路上要横贯黔南地区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三营的军医周彦烺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我是营里的医助。我们除了完成行军任务外，还要负责全营伤病员的救冶任务。怎么办？我劝彦烺同志到团卫生队坐担架，他坚决不去，说，部队要随时准备打仗，担架是留给伤员坐的。我只好叫卫生班张德玉班长带着卫生班紧跟着部队，负责伤病员的救治。我和彦烺同志在部队后面尾行；这一带原始森林密布，又是新解放区，为防御野兽和土匪，我向营里要了一支步枪，然后背着急救药箱，扶着彦烺同志上路。
一路上，彦烺同志拖着病体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进，汗水大颗大颗从他额头上滚下来，每爬一座山都要累得张口出大气，便站着休息一下又坚持往前走。我们从长顺，过惠水，经过平塘，到达独山，走了十多天，彦烺同志的病还没好，吃了不少药都没见效。我当时年轻，不满20岁，身体又好，就前后照应他。宿营后就用毛巾给他冷敷降低体温。但每当我看见他躺在潮湿的稻草堆里，一阵阵昏迷时，心里不禁辛酸起来。他醒来后看见我难过的样子，反倒鼓励我说，不要为他担心，他一定能坚持走完解放贵州的道路。他的话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一路的行军中，我俩经常讲起一五二团的历史，我们都是冀鲁豫边区的子弟兵，他原在三旅七团，参加淮海战役后抑园阻击战，全团牺牲了200多人，剩下不足1000人。我所在的独立三营在徐州外围战中，伤亡大半，到整编时，全营只剩32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人民的生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战斗下去。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有了这个信念，彦烺同志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也顾不及苦和累，咬牙坚持完成行军任务。一路上，彦烺同志还不断给我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鼓励我战胜困难。我则向他要求，等贵州解放后，让我上学，提高文化业务能力。他满口答应。我们谈起胜利后的喜悦，也就大大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部队从独山又到荔波，再向从江进发。这里要经过荔波、三都、从江三县之间的月亮山，山路特别陡，一上一下百十来里，彦烺同志发烧到39℃-41℃，嘴唇都烧起了泡，走着走着就晕倒了，醒来时想吃点水果。这里是荒山野岭，又是寒冬季节，哪来的水果？我倒了点水给他喝了，又扶着他上路。
部队下了月亮山，来到从江下江镇，击溃了一支小股土匪的袭扰，然后转向榕江集结。这时，彦烺同志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我跑到团卫生队找来了两支“马法生”剂，这是外国药品，是缴获国民党的。用后一天，彦烺同志的体温才下降，神志也随之清醒，我高兴地用衣襟揩掉他头上的汗。他微笑低声说：“我们总算熬过来了！”是的，一个多月的行军，历尽千辛万苦。部队到达榕江时，已是1950年的初春，山上的树枝已开始吐芽，我们用艰苦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