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黔东的“书院”
镇远中河山紫阳书院
书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学子生员读书求学的主要形式，也是民间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最早的书院始于唐朝，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在东都洛阳修建的丽正书院，受教育者都是官宦将门子弟和豪绅富贾儿孙。因官办书院寥若晨星，平民求学者可望而不可即。至宋代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后，书院开始兴起。北宋盛极一时，南宋盛况延续，各地官民两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元朝时书院更多，专授程、朱之学。明朝初年，因太祖朱元璋忙于政局，百废待兴，无暇顾及教育，书院一度转衰，直到大教育家王阳明横空出世，书院又才再度复兴。从宋代到清代，全国大小书院有八百多所，其中庐山白鹿洞、长沙岳麓、衡阳石鼓、商丘应天、登封嵩阳和无锡东林等书院最有名气和影响。
就在王阳明赴黔游历讲学这一时期，贵州的书院也应运而生。他途经黔东沿线的镇远、施秉、黄平、黎平、天柱等府县，因受其影响，先后陆续建起了十多所大小书院。黔东这些书院除个别是官办的外，多为民间办的学馆。由地方商绅、社会贤达和学子家长自行筹款，于僻静山野或城郊空旷地建学舍，置学田、收租金以补充教学经费之不足。明世宗执政期间，大奸臣魏忠贤制造了“东林书院事件”，几乎毁灭了天下所有的书院。黔东的书院大部分被查封停办，幸存的书院所剩无几。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为培养人才，招贤纳士，明令各省恢复、新建书院，官办和私立并举，皆受朝廷和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由此黔东的书院和全国各地一样，又纷纷兴建起来。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朝廷改全国的书院为学堂，书院名最终被废除。据史料记载，自明初到清末，黔东有官办民办的书院近二百所，历经四百多年。在众多书院中，黄平的草庭书院、镇远的紫阳书院、文明书院、天柱的白云书院、黎平的紫阳书院办学时间长，规模较大，被称为黔东“五大书院”。
明代早期，黔东镇远府始创官办教育，名曰“府学”，实为官办书院的前身。清乾隆《镇远府志》载：“学在府治东，明永乐十一年，知府颜泽建。成化十年，镇阳江水溢漂没，知府沈熊迁于治西。嘉靖二十三年，知府任佐仍建故址。”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新知府黄希英到镇远上任后，走访府县各地，体察民间实情，惊见当地世风日下，街市萧条，民不聊生。于是他奏请进行拨银三千两，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城东中河山，重建明永乐十一年的那所官办学府书院，它应是黔东最早的一所书院。书院以南宋理学大师别号“紫阳”为名，坐落在中河山腰半壁洞崖上，古树参天，藤蔓低垂，茂林掩映，环境幽雅。书院立石库山门，门楣上镌“紫阳洞”楷书石刻；门外石级小径逶迤通衢。门内为组合书院建筑；中央有一宽阔庭院；东建考祠亭，南立圣人殿，西伫老君殿，东筑杜康殿。四面建筑布局巧妙，气势不凡，供祭祀禅佛和教学食宿两用，是教授生员讲学论道、读书养性最清幽的处所。据相关史料与民间传闻，紫阳书院自嘉靖到明末，时断时续坚持办学近百年，讲学教授先后有20多人，学子生员相继200余人。教学内容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主，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礼记》及理气论、动静观等等。从形式到内容把儒学和理学巧妙结合，融会贯通，因人施教，成效显著，培养了不少能人贤才，中举者52人，中进士者18人，中文武状元者各一人，他们多数步入仕途，在朝廷或地方做官；也有许多人成为名流学士，教育先贤；对黔东的地方经济和社会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景泰五年（1454年），黄平县年仅25岁的周瑛进京会考中了进士，很快步入仕途，先后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辗转为官，宦海沉浮30余年。弘治元年（1488年），他辞官回归故里，倾心地方教育，捐出全部家产在黄平卫城北龙洞旁创办了“草庭书院”。此处青山秀丽，景色宜人，院舍完善，宁静古雅，是明代贵州最早的书院之一。求学者不分官民贵贱，都是本地及周边府县勤奋上进的众多有志学子。周琪不仅担任书院主事，还主动兼任主讲，并盛情邀请几位地方名儒学者到书院讲学。教授内容是儒家论著、孔孟思想和理学精髓，以及唐宋名家诗词贤文等；教学方法力主因谆善诱，引导学员独立思考，切忌唯书唯上良莠不分。因而书院学风纯正，教学相得益彰，成效与日俱增。周瑛主持书院十年，为黄平及黔东培养不少有识之士和杰出人才。之后书院在周瑛之子周希廉主持下，特邀请途经黄平赴江西庐陵任知县的南宋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阳明到书院讲学，其渊博学识和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所有学子，这些自称“阳明学子”中的不少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均有所建树。
清代黔东最负盛名的应数镇远的“文明书院”。历经康乾盛世的快速发展，到了清朝中晚期，镇远已成为湘黔要塞上水陆交通便利、街巷商铺林立、经贸文化昌荣的中心城邑。光绪五年（1879年），清正廉洁、政绩显著的镇远知县林品南为兴县惠民，竭力倡导尊师重教，官民办学，培养更多人才，决定创建一所书院。此项计划尚未实施，就获悉有一名法国传教士正欲在城东蕉苍坪强行圈地策划修建一座基督教教堂。林知县十分震惊，气愤至极。他深知蕉苍坪位居东山，地势高阔，树木葱茏，清幽静谧，是一方绝佳的风水宝地，最适宜建院办学，岂能让外国洋人抢先占据。于是他密召县衙官员和社会贤达李春元、朱燕春等人开会商议，大家一致商定尽快抢在洋人前面速建书院。会后仅十天时间，社会各界民众踊跃捐银数千两，林本人捐俸银六百两，还拨芽溪、五里牌、老鹰岩、两路口等乡间学田共二十一丘，由书院收租助学。建筑行会的泥木工匠和平民百姓也自愿出工投劳，主动集结上蕉苍坪参与施工，先建文昌阁。洋人见林知县已抢占先机，虽懊恼丧气，但无可奈何。书院历时一年半全部完工，冠名“文明书院”。林品南大义凛然建书院，不仅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也使其成为清代黔东地区备受尊崇的教育先驱。继文昌阁建成后，又陆续修建了入院山门、石级步道、教学主楼、生员学堂、操场、宿舍、仓库、厨房等设施。林亲自任书院总监，聘请李春元、贺绪万等几位德高望重的举人、儒学名士为教授，生源以镇远城内为主，同时接纳来自镇远府属各县优等学员。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的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为主，兼授历代史书及八股文章等。书院坚持办学25年，学子生员共370余人，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70多人。其中谭俊、黄跃宗、谭启绪、李春元、贺绪万、杨国栋等30多人，有的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做官，有的施教育人，有的著书立说，还有的在清末民初参与“公车上书”，成为推翻帝制、拥立共和的爱国志士。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黎平府举人赵士正、进士丁映奎等几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士，向知府吴光庭提出倡议：官府应在黎平城建一所书院，以招收学子，培养贤才。吴知府是开明官吏，重视教育，立即应允建一所书院，取名黎阳书院，地址选在府城南门内的一片僻静之处。书院筹划缜密，布局规范，有内地书院风范。由南向北，依次为正山门牌楼、魁星阁、文昌宫、教学讲堂、厢房宿舍、仓廒、厨房等，都为小青瓦木结构建筑，约42间。因属官办书院，招生严格，须经考试，择优录取。生员多为官绅富贾子弟，湘黔两地邻县亦有不少学子入院就读。师资是诚聘当地名儒或外籍学士。教授内容为四书五经、史记通鉴、诗词歌赋、八股文例等等。教学方式以授业解惑为主，研读自学为辅，倡导师生答辩，注重考试测评。这一稍显新意的教学形式，是对封建传统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虽引起社会的不同反响，但毕竟还是大胆地将偏远地区的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黎阳书院坚持办学数十载，考中举人、进士者达几十名，可谓黎平地区培育各类杰出人才的教育基地。
清朝末期，朝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根本无暇顾及边远贵州的教育。然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黔东天柱县的黄哨山白云寺却有一云游奇人驻足此寺定居。他四处募捐筹资，请各寨村民献料投工，修建了一所书院，称“白云书院”。此人名曾廉，字瓜蠡庵，湖南宝庆府人。他四十岁中举，授国子监教授。因直言进谏朝廷获罪遭贬。可叹这位官场失意、满腹经纶的教育名家只得游荡大江南北，直到有缘抵临黄哨山才找到自己的归宿。黄哨山为黔东名山，奇峰嵯峨，丛林茂密，犹如仙境。书院历时一年建成，自下而上有石阶、山门、庭院、文昌阁、厢楼、书屋、学舍等建筑群。创建人曾廉不仅自己授业，还邀请天柱几位教育贤达到书院讲学。当时天柱、锦屏的学子龙昭灵、龙秀三、龙秀腰、吴田竹、吴见举等人慕名跋山涉水远道前来求学。曾廉借鉴外地岳麓、白鹿等著名书院的办学经验，从严管理，革新教制，突出学宜有恒、学宜有条、学者宜知礼、文学宜戒时弊的正风学纪；提倡“授业与自学”相结合，主张“读、讲、用”并举。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对学子生员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末民初从白云书院走出去的学员有近百名，其中龙昭灵、吴见举等一批人不仅中举，而且还成为黔东极有名望的名人学士。曾廉后来在书院停办后到镇远、黎平、锦屏等地讲学，并著有《瓜蠡庵》十八卷，撰有《坌处忠义祠记》和《需楼记》等游记散文。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除上述几所知名书院外，尚有秀山、瑞云、东山、月潭、龙渊、星山、凤仪、丹阳、鸡窗、三台、州城等大小书院190多所。每所书院的创始人堪称教育先驱；每位讲学者尊为教育先贤；所有书院形成的网络奠定了教育基石。它不仅开拓性地建立了古代黔东比较规范的教育模式和体系，而且有力地助推了明清时期贵州教育的发展，这也是黔东书院功不可没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