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轶事
艰辛奋战建设“三线”
三线由来
上世纪60年代初，九州大地，灾害连年，先涝后旱；北面，“苏修”趁此之灾，先撤走专家，继挑起公开论战，后来竟在边境屡屡寻衅；南方，在“美帝”的唆使下，国民党的“U2”高空侦察机窜扰内地，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西南面，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在1964年5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党中央高屋建瓴，果断决策以沿海为一线，中南为二线，西南为三线，并刻不容缓地在大西南建设大三线。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1964年6月，国家计委、煤炭工业部经过对西南19个矿区甄选，确定六盘水三个矿区为“三线煤炭建设重点”并与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西昌召开三线建设规划会议，又明确“六盘水为西南三线的煤矿建设中心”；9月15日，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抽调施工、地质、设计等力量支援西南煤矿建设的指示》，从山东煤炭基建局抽调的首批人员到达矿区；10月2日，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赴水城主持召开矿区规划会议；10月12日，煤炭工业部向国家经委书面报告并获准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由煤炭部副部长范文彩亲任党委书记兼指挥，管云任副书记兼副指挥，李健刚、程力夫二同志任副指挥。在业务和行政上，“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直属煤炭工业部领导，机关编制不超过100人。在施工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按照“托拉斯”办法，管理所有地质、设计和施工单位。在建设指导思想上，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生产技术上，采用先进技术，做到占地少、用人少、建设快、效率高。在一切生活设施上，艰苦奋斗，因陋就简……10月21日，水城矿区基建筹备处（后为指挥部）和矿区临时党委成立；11月，第一台40千瓦柴油发电机在水城矿区发电。同时，铁道部调入33号和45号列车发电站支援水城矿区……
1965年1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贵州六枝挂牌成立，并先期从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现有编制中抽调213人到六枝，一半人员留“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剩下人员组建下设的六枝矿区指挥部。同时，先后从黑龙江、辽宁、四川、吉林、河北、安徽、山东、云南、山西、武汉、淮南、抚顺等20个省（市）14个矿务局100多个单位，调集施工、地质、设计、机械制造等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且暂不带家属，由原单位成立“留守处”。而且还全建制调入基建局机关、建安公司、机修厂各一个和工程处6个，包括5950台设备和30余万吨原材料以及配件、工具、部件、产品、半成品等等，凡需要的能用的，都一律带到西南支援三线建设。继而，卫生部从南京、镇江、苏州等地，抽调包括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妇科、五官料、中医科等7个科室计60名中级职称以上医务人员及其他初级职称人员共252人，组建300张病床的水城矿区医院……2月至5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下设的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指挥部相继筹建成立，并在盘县矿区召开六盘水矿区总体设计审批会议，确定：六枝建井4对，年产原煤195万吨；盘县建井4对，年产原煤705万吨；水城建井8对和洗煤厂4座，年产原煤640万吨和入洗原煤能力440万吨。从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序幕……
神秘代号
1966年7月，笔者从贵州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贵州省商校毕业，由于“文革”原因，一直到1967年8月才分配工作。我们同届的17个男女同学，满怀建设“三线”的激情，按组织的分配，也先后到位于汪家寨的水城特区政府办公室然后再到水城特区计委或文教局或贸易公司报到。后来，按“三线代号”的“惯例”，我们被戏称为“8·0”中坚。
上班的第一天，贸易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朱继忠（1942年参加抗战，离休老干，已故），在面积60多平方米、但有30多张办公桌显得十分拥挤的公司油毛毡办公室，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了既行使省辖市商业局职能又具体经营业务“政企合一”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情况和水城特区概况。
后来，我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为了“备战备荒”同时也为了保密，位于六枝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行文决定，从1966年7月19日起，六盘水所有的地质、设计、施工单位通通实行“三线代号”。例如，位于汪家寨现今的水城发电厂，当时的代号是“300号信箱”；水泥厂的代号是“125厂”；水钢的代号是“青杠林场”；隶属“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的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指挥部的代号分别是“摩天岭农场”、“龙山农场”和“大河农场”等等。伴随“三线”建设于1965年12月18日成立，位于汪家寨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先称为“水城矿区人民委员会”，后改称为水城特区政府。那时，称为“特区”的还有六枝和盘县，而且直到现在，六枝仍称为“六枝特区”。这恐怕是解放后的神州大地上诞生最早的“特区”。
从老同志们的嘴里，我也才渐渐知道，创建水城特区贸易公司的老同志们，比我们仅先到22个月，也就是1965年9月2日才从省级商业部门和省商校抽调到水城特区。大概也是受“三线代号”的影响，这批干部也有代号，叫做“9·2”干部。由郭玉龙负责，朱继忠、顾喜为成员，组成同志们戏称“代号”为“三人团”的领导小组，负责水城特区商业系统自上而下的组建工作。
这批“9·2”干部总共72人，其中随军南下的老干7人，最大年龄仅距“花甲”5年。他们或离妻（夫）别子，孤身一人；或生龙活虎，匹马单枪；或携儿带女，夫妻双双离开繁华的省城，扎根深山野岭，将人生最后的工作时光或青春或终生或子孙，献给了艰辛异常的“三线”建设。
深山特区
1967年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及其仓库和所属的工农商店、蔬菜商店、糕点厂、食品站、照相馆、大众饭店等等，都位于汪家寨的东山。除此之外，在东山“落户”的，还有特区政府（书记陈光道，区长陈侠）及其工作部门。例如公安局及其消防队，文教局及其创办的艺奇小学，粮食局、邮电局、武装部、计委等等；也有时称“大河农场”后来迁至水城西站的水城矿务局（书记刘登仁，局长刘善水）及其招待所和医院；另外，还有一个紧靠贸易公司油毛毡办公室、东山所有单位共用、可排20余行纵队同时“打饭”的油毛毡大食堂……东山成为当时特区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然而，这个“中心”除了特区政府办公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外，就即使是有特殊消防要求的银行和商业部门的仓库和商店等等，通通都是油毛毡建筑。这个以“油毛毡”造就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东山偏南的一座小山顶上，举目一望，东西两山之间仅隔一片宽不过百米的田坝而“含情相望”。一排排一层层的油毛毡房屋，从山脚到山顶，栉比鳞次。夏天，那些密密麻麻的油毛毡房顶，在炎炎的烈日下，一片银白，闪闪发光，散发出阵阵燥热而又刺鼻的怪“油”味，令人眩目令人气闷；夜晚入内依然“闷似蒸笼”，再加之乱飞乱叫的“嗡嗡”蚊虫，更令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冬天，寒风凛冽，大雪霏霏，厚厚的白雪覆盖在油毛毡房顶上，长尺许的晶莹凌冰挂满油毛毡建筑的边沿，又“冷若冰窖”，“倦曲难眠”；特别是那冻得透亮的蛇型“柏油路”，又硬又陡又滑，走在上面，既担心“坐滑梯”，更害怕摔到陡坡下的油毛毡房顶上，总让我们紧张得毛发直竖，提心吊胆。深秋，“华灯”初放，在夜幕下，才显露出“层灯”满山，灯光起浪，似接星空的神韵和豪放。
“9·2”干部和“8·0”中坚们，以及招自全省各地、正值豆蔻年华的88个水城特区商校的莘莘学子，也同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习惯有别的十多万“三线”建设“大军”一样，或告别双亲，单枪匹马；或夫妻双双，拖儿带女；或别妻离子，孤身一人；或就地择偶，喜结良缘；特别是有的女同志不仅“别夫离子”而且还“携带幼女”，先“露宿风餐”，后在油毛毡大食堂排队“打饭”，在油毛毡教室上课，在油毛毡房里办公，住油毛毡大宿舍或全家老幼挤在又窄又矮的油毛毡“窝棚”里，品味着“夏似蒸笼冬似冰窖”、“散发油味令人胸闷”、“别夫离子拖儿带女”、“物资紧张工资又低”的艰辛，为了美好的明天，既艰苦卓绝又斗志昂扬地奋战在荒山野岭里。
特区物价
为了缩小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品和农产品都实行“全国一价”或“全省一价”或“全特区一价”，而且取消了“季节差价”，物价工作的政策性特强。
当时，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和一角钱一包的“缝衣针”，都被列为“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全国一价；药品、汽油、照相、浴池、“八大名酒”（包括茅台、董酒、竹叶青、金沙窖酒）等等，都实行全省一价；经我们物价科按全省统一作价办法包括尾数保留和收舍例如“三七作五，二舍八入”等等计算的商品销价，或按上级通知调整的批发价、零售价，既要“保密”，又要在全特区范围内所有的批发零售企业包括国营和供销系统都要按规定时间统一执行，不得提前或推后；糕点厂生产的糖果饼干之类，也要按所耗费的主料、辅料、燃料、动力、生产损耗、人工工资、经营管理费、出厂税等等严格核算出厂价和批发价、零售价，既控制物价水平，又使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在正常情况下，有合理的税后利润；饭店炒的菜，也要按所耗肉量、佐料、菜蔬、油盐、毛利率等等，按成本分别核定统一销格；白菜等“大路菜”的收购价和零售价，也要由物价部门统一核定；就即使公检法收缴的“非法物资”或在运输、保管、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残损变质以及近“失效期”的商品，也要由物价工作人员，参照所核算的正常商品销价，分别“按质论价”、“一锤定音”确定处理价……
这种严格的物价政策，既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也给当时的物价部门带来“几分神秘”“几许权威”。
交通工具
上世纪60年代中叶的水城特区，正处在“百业待兴艰苦创业”时期，交通很落后，既没有短途客车，更没有“公汽”、“中巴”和“的士”。要管理好从汪家寨到小河铁厂这一长达近百里的商业物价，颇为困难。于是，我们就要求配一部自行车。经公司“三结合”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慎重研究，同意购买一辆上海“永久”型单车，我们高兴异常，尤其是我。因为这不仅体现了对物价工作的重视，而且在当时单车又极其紧张，工作和生活又特艰辛的情况下，实在是“水城特区”的一个破例，其意义不亚于现在一个县级局“第一家”配备一辆我们戏称为“反帮皮鞋”的北京吉普。
有了这部“洋马儿”，我便在平路和下坡时骑着它，上坡时推着它，沿着“坑坑凹凹”七弯八拐“一过汽车一路灰龙”的公路，时不时地到分散在近百里“战线”上的所属商店去处理残损变质商品，去检查明码标价和价格执行情况，既名正言顺地逃脱了“戴藤帽扛锄把”的“文攻武卫”之苦和斗“走资派”的惊心场面，又顺理成章地成了“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典型逍遥派”。同时，也使我能乘机搞些调查研究并抓紧学习，为后来在《贵州日报》《贵州投资研究》《贵州价格研究》《西南价格报》《西南物资商业报》《广西物价》《中国经济文库》等省内外十余种报刊上发表九十余篇论文，并多篇获全国、省、市奖和400余篇纪实文学、诗词、通讯等提供了素材和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也乘机“公私兼顾”，顺便到远在百里之遥的水铁商店去探望现今的老伴当时的恋人。
钟山脚下
1970年下半年，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分出五交化、糖烟酒、食品、石油等专业公司，我随“老班底”组成的百货（含针纺）公司从汪家寨搬到黄土坡，成为继筹建原贸易公司冷库职工之后的第二批黄土坡居民。
那时的黄土坡，除了位于现今康乐南路西侧食品公司的冷库和两小栋石墙水泥瓦的小平房外，剩下的就是原贸易公司在突兀平岗、形如覆钟、雾罩云绕的钟山脚下修建的4栋石墙水泥瓦仓库和寥寥无几的民居瓦房。其余之地，寥无人烟，到处散落些刺蓬、茅草丛和裸露的石头。宽窄不等、两尺来高的苞谷地里，两座坟墓，俯卧其间。一到夜晚，冷风飓飓，雾气茫茫，虫声叽叽，漆黑一片，更加空旷凄凉，更加地老天荒……好在当时已从铁路机务段的“列车发电厂”接送了电源，同时又在现今市农业局的后面修建了一个水池，抽出花渔洞的水，结束了先用人挑、后用马车拉以供生活及施工用水的艰难局面。
“老班底”组建成的水城特区百货公司，由原贸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郭玉龙任第一任经理。我们与支援“三线”建设、留在百货公司的“9·2”干部们一道，在黄土坡钟山脚下修冷库时废弃的两栋油毛毡工棚内，兴致勃勃地“安营扎寨”：把房子用竹席隔成8平方米左右的“单间”，4人住一间。虽说把4张单人床一摆，中间仅剩1米多的过道，但比之在汪家寨几十人住的油毛毡大宿舍，无疑已大有改善。
该成家了，领导优先照顾我两个单间。可惜，那油毛毡工棚的四壁都用竹条编就再糊上泥巴，而且已“百孔千疮”“个个孔明”。但我依然兴高采烈地到西站糕点厂赵厂长处要来两卷计20床竹席，往四壁一钉；又在屋檐上拉几根铁丝再盖上竹席；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用同学们找来的白纸一糊，竟也焕然一新。父母给我们做了一张“车柱”新床和一个旧的小衣柜；公司从贵阳给我们买来一张两抽桌；我将在汪家寨时使用的单人床搬来；公司大众饭店的经理陈冠英又给我们两个“独凳”。于是，我和妻的“洞房”便宣告“凑成”。
百货公司迁至黄土坡半年左右，大概是1971年上半年，按国务院文件精神，撤销水城县合并成水城特区，商业各公司亦对口合并。为解决两地分居，妻这时也从老鹰山商店调到水城特区医药公司工作。于是，我们告别了居住仅半年但却令我终生难忘的油毛毡“洞房”，搬到位于场坝的医药公司新修的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
从此，我们，也包括整个水城矿区，基本上都先后告别了“三线”建设时期“刻骨铭心”的油毛毡建筑。煤炭、钢铁、水泥、电力四大支柱产业相继建成投产，既为六盘水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又给轰轰烈烈的“西南三线”江南煤都的建设基本上画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