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溪乐闽古城考
乐闽河上的古万安桥
距遵义市西40里，有一座古城堡，名叫“乐闽城”。此城不但是前播州驭西之进出门户，而且是后遵义府聚财之往来要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凭有据可查，其就曾历经过两建两毁。传至清同治三年，遭最后一次战乱，就再也没有复修。鉴于该城内街道房屋经兵火已夷为平地，附近乡民亦趁势将其辟成田土而世代种耕。到后来，其四周虽只剩颓垣断壁与倾圮城门，但每逢春夏，却照样吸引不少游人前来参观。
对此残破之城，地方政府仍然重视。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遵义地、县两级文物管理部门出面，就分别派人相继作过勘察（均请笔者陪行）。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口头传说，经考证：此即原“乐闽”废县遗址。然而，不知何故，当地人却一度叫它“乐蒙城”，甚至以讹传讹，变成“乐门城”。新中国成立后，为建置需要，于解放初期曾专门对各行政村、乡进行命名。如是，以其在所命“乐民村”境内，又地处当年红军长征路上，便跟着改为“乐民城”。属现遵义县鸭溪镇管辖，一直至今。
为了对“乐闽”古城的兴衰更迭有所了解，特别是对其起建时间作具体划分，这里，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古城进行考证。
“乐闽城”的起建时间
该城起建何时？目前尚无定论。然据以下史料分析，不难作出推断。
（一）《续遵义府志·卷七上·古迹一》第11—12页载：“乐闽废县在府城西四十里。按宋濂《杨氏家传》：杨先、杨蚁举兵相攻，先（蚁）外结闽兵为助。杨贵迁要其归而击之。闽大溃，赴水死者数千人。蚁亡入闽。是闽为当时土酋，力颇强盛。城必为闽酋所居。前临河，即乐闽河也。明时，卢世安（卢安世）复就遗址建城。同治乱时，团民建筑塞堡，颇资守御。”（注：原文未断句，标点与补注均系笔者所加）
这段文字，一共记述了六件事：（1）由《杨氏家传》导出播州杨氏的内战史；（2）杨先、杨蚁同室操戈，引来闽兵参战；（3）播州主杨贵迁击败闽兵，杨蚁逃入闽城；（4）乐闽城为当时土酋所居，力颇强盛；（5）乐闽城初毁，明朝卢安世复就遗址建城；（6）同治战乱，地方团民加筑塞堡，可供拒敌。
从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因为内战，播州杨氏家族与“乐闽”土酋之间，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既然如此，通过查找杨氏家族中有关的人和事，对考证该古城起建，必定会提供便利。
（二）再看宋濂《杨氏家传》对杨实、杨昭及杨先、杨蚁的撰述：“三公（杨清）生二子，宝、实。宝当立，自以才不逮，让于实。实字真卿，闻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贡。会小火杨反，新添族二部作乱，实同谢巡检讨之。夜薄贼营，尽歼其众。实伤流矢，病创而卒。实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蚁各拥强兵。先据白锦东遵义军，号下州；蚁据白锦南近邑，号扬州。昭不能制，曾未几何，蚁称‘南衙将军’，举兵攻先，且外结闽兵为助。谢巡检子都统谓之子贵迁曰：‘蚁召仇雠，而贼同气，罪不容于死，盍讨之？’遂大发兵，设二覆于高遥山，其归而击之。闽大溃，赴水死者数千，蚁亡人闽。”
这段文字，记述了杨昭、杨先、杨蚁兄弟之间所发生的争权夺地的斗争，以及杨贵迁为维护其父杨昭，发兵击闽致其大败的经过。从而，进一步证实：“乐闽”土酋与播州杨氏家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利害关系。查宋太祖赵匡胤受命（即登基）时间为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此时，应属距杨实接任播州主之后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受命”，恰值“小火扬反”与“新添族二部作乱”。于是，杨实便“同谢巡检讨之”。这三件事接连发生，可以说没有间隔，应该都发生在宋太祖受命之年，即北宋建隆元年。不久，杨实因箭伤身亡，传位给杨昭。而杨昭两个兄弟——蚁、先二人不受节制，举兵相攻，引来闽兵参战。这些，应该是距宋太祖受命与杨实死后一至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情。经查，都属北宋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发生的事情。因建隆历时达四年，上述时间正在其内。
（三）《北宋杨家将与播州杨氏世系》载：“大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废隋朝牂牁郡置播州，改原牂牁县为遵义县（今贵州遵义市），作为播州州治。此后唐朝衰落，播州多次沦陷于南诏（存在于公元738—937年间的中国西南部奴隶制政权）。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太原人、车骑将军杨端率军经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合江（今四川合江县），沿赤水河而上，径入播州，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唐廷下诏授为播州侯，命其‘世袭播地，永镇边陲’，遂主州事，治府白锦堡（今遵义城南）。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改国号为‘梁’，端闻讯‘感愤发疾’去世。其子孙遂家播州，是为播州杨氏。”
“据明初著名学士宋濂之《杨氏家传》记载，宋景佑初年（公元1035年），杨延昭长子充广（杨业孙）奉诏持节出使广西，与播州主扬昭（杨端之六世裔孙）叙谱，方知同为‘越公房杨氏’之后。恰因杨昭无子，充广便将其长子贵迁过继给杨昭为子。宋濂称：‘自是，守播州者皆业之子孙也’。故播州杨氏是北宋名将杨家将的后裔，杨贵迁亦为杨家将之播州杨氏始祖。”
上一段文字，记述杨氏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入播，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杨应龙被斩，作为土司，杨氏统治播州达二十九世，计724年，历唐、五代、宋、元、明五个历史时期。朝廷平杨应龙后，分播州地为二：改设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当时，播州杨氏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贵州省遵义地区与黔东南自治州黄平、凯里一带，及瓮安、金沙、綦江等地。现今杨氏已经是贵州第一大姓（详见《唐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播州杨氏与“乐闽”古城有关。上文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废牂牁郡设播州治时间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2）杨氏始祖杨端率军入播平南诏时间为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3）杨充广将长子杨贵迁过继给播州主杨昭为子时间为北宋仁宗景佑初年（公元1035年）。这三个“时间”，对推证“乐闽城”起建，可以说，也有帮助。
（四）《古播遗韵·播州杨氏世系》序排：“杨端、杨牧南（杨晔）、杨部射（杨溥）、杨三公（杨清）、杨实、杨昭、杨贵迁、杨光震、杨文广、杨惟聪、杨选、杨轸、杨粲、杨价、杨文、杨帮宪、杨汉英、杨嘉贞、杨忠彦、杨元鼎、杨铿、杨升、杨炯、杨纲、杨辉、杨爱、杨斌、杨相、杨烈、杨应龙。”
从以上世系，不难看出：杨端为杨氏入播始祖；杨昭为第六世孙（杨先、杨蚁与昭同为兄弟）；杨贵迁为第七世孙；杨光震为第八世孙；杨粲为第十三世孙；杨文为第十五世孙；杨应龙为第三十世孙。在上列诸人中，如杨昭、杨先、杨蚁、杨贵迁、杨光震等，可以说，与“乐闽”古城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据此，这些关键人物，自然是我们应当重点查找的对象。
（五）《宋史卷十五·神宗二》载：“熙宁六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由遵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
这段文字，记述杨贵迁派长子杨光震由遵至宋都纳贡，被宋王朝委以三班之职的经过。查北宋神宗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
（六）元丰四年，苏轼《答李琮书》云：“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宋大郎。”
这段文字，记述杨贵迁为清除泸南夷叛酋罗乞弟死党，出兵斩杀宋大郎之事。其时间是北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杨贵迁死后，由其长子杨光震袭播州侯，此时，泸南（今四川泸州市南部）夷人罗乞弟叛，由杨光震统播州兵平定，播州始得安定。
（七）《杨粲传略》载：“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杨端十三代孙，杨轼之子。幼年过继于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嗜书，笃信儒家经典。于宋宁宗嘉泰初年袭职，称播州安抚使。”其生年不详，卒于南宋理宗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
查播州在杨粲统领时，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杨氏家传》称“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乃大”，便指的是这一时期。关于这一点，通过考古已得到证实。因考古所见的杨粲夫妇合葬墓，确实也是杨氏墓葬中最为宏大和最为精致的。杨粲是杨氏家族中的杰出人物，是播州大治的中兴之主。因此，《杨粲墓志》与其形成时间，都是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杨粲墓志》的形成时间应为南宋宁宗嘉定时期（公元1208—1224年）。
（八）《海龙囤考古之八》载：“杨文，字全斌，系杨端十五代孙，生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卒于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是海龙囤的缔造者，杨文墓筑于其死后两年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
杨文是播州杨氏家族中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继《杨粲墓志》后，查杨氏记载家史且最具影响力的碑记，就是《杨文神道碑》。根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杨文神道碑》形成与竖立时间，均为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
综上所举，让我们通过简述，由近及远（即自下而上）将有关人物、事件再归纳一下：
（1）杨端第十五世孙杨文生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卒于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杨文神道碑》形成与竖立时间，是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
（2）杨端第十三世孙杨粲生年不详，卒于南宋理宗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袭职时间是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杨粲墓志》形成时间，是南宋宁宗嘉定时期（公元1208—1224年）。
（3）杨端第七世孙杨贵迁为清除泸南夷叛酋罗乞弟死党，杀宋大郎时间，是北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
（4）杨贵迁派长子杨光震由遵至宋都纳贡，被宋王朝委以三班之班的时间，是北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
（5）杨充广将长子杨贵迁过给播州主杨昭为子的时间，是北宋仁宗景佑初年（公元1035年）。
（6）杨端第六世孙杨昭接位，二弟杨先、杨蚁不受节制，举兵相攻，引来闽兵参战，其时间是距宋太祖受命与其父杨实死后一至两年之内，即北宋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
（7）杨端第五世孙杨实袭播州主不久，“闻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贡。会小火杨反，新添族二部作乱，实同谢巡检讨之”。这三件事接连发生，其时间是宋太祖受命之年，即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
通过以上归纳，不难看出：1、有关人物、事件，除前（1）、（2）两条发生在南宋之外，其余（3）、（4）、（5）、（6）、（7）五条，均发生在北宋时期。这就排除了发生在元、明、清三代的可能性；2、与“乐闽”城有关的直接人物是杨先、杨蚁与杨贵迁，而间接人物是杨昭和杨实。情况表明，无论直接或间接，其人物与事件，都定格在北宋初期，即北宋建隆年间；3、通过“蚁外结闽兵为助”，“是闽为当时土酋，力颇强盛。城必为闽酋所居”等文字纪述，证明在杨先、杨蚁举兵相攻，引来闽兵参战之前，“乐闽”城就早已存在。
下面，让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去推寻该古城的起建时间。
如上述，与“乐闽”城有关的人物、事件，无论直接或间接，都定格在北宋建国初期，而这时，“乐闽”古城就早已存在。顾名思义，这“早已”的时间界定，肯定不包括刚立国的北宋本身在内，而应该是“五代”时期。但五代（指后梁、唐、晋、汉、周）是从公元907年起，至公元960年止。中间仅53年历史。于是，就不免让人产生怀疑：凭短短53年时间，任何一个土著民族与蛮夷，都不可能迅速发展壮大，而一跃成为像当时的“乐闽”土酋那么“强盛”，并敢于和播州军队抗衡的部落。如是，其起建时间，就只有往前推，那就是唐末了。
据《舆地广记》（北宋欧阳忞撰）载：“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又据《宋史·蛮夷传》载：“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注：唐季之乱，指唐朝末年的战乱。季，指一个时期的末了，即末年）。这两段史料表明：唐朝末年的播州，其大部分土地除了被杨、谢两族占据外，有一部分土地，被当时有实力的蛮酋所分据。如“乐闽”土酋，便是其中之一例。据此推测，“乐闽”土酋于此时期建城筑寨，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上列两条史料讲的是“分据”。分据并不等于“起建”。因“分据”表明的是：已拥有实力，已成“气候”，可割据一方。其起建时间又得再往前推，那就是大唐中期或初期了。根据“乐闽”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废隋朝牂牁郡设播州治后，其便逐渐成为前播州驭西之进出门户，与后遵义府聚财之往来要津。如乐闽河上之“万安桥”头有碑石镌联云“有客欣题柱，临流莫问津”便是明证（该碑联至今尚在）。据此，“乐闽”古城的起建时间，应当推定到废牂牁郡设播州治以后九年内，即大唐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一段时间，才符合其成为前播州与后遵义府西侧重要门户的历史事实。此推断是否恰当，只有让持有雄厚证据的专家、学者去最后审定。站在笔者的角度，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
“乐闽城”的复建
根据大量史料分析，“乐闽”古城的起建时间基本上有了一个结果。但其什么时候被毁？毁因为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沧桑，人们已无法重睹古城当年的原貌。现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就只能从其复建说起。
据《续遵义府志·卷七上·古迹一》第12页载：“明时，卢世安（卢安世）复就遗址建城。”这句话已清楚地表明：“乐闽”城曾经被毁，直到明朝时，有一个叫卢安世的人，才在其遗址上重新建城。卢安世为何许人？他为什么要在“乐闽”城遗址上复建该城？他一个人有力量重建这座古城吗？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了。
查卢安世生平简介，云：“卢安世，明代赤水卫人，万历举人，为富顺教谕。天启初，奢崇明反，擢安世佥口参军，讨贼屡有战功。进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又数有功。崇祯初，进右参政。致仕卒。”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卢安世是一个文武兼备，深受明朝廷重用的人。其不但在军事上手握兵权，而且，在行政上也身居要职。一句话，是一个有职、有权、有魄力的人。凭此，他完全有能力主持在“乐闽”遗址上重建该城。至于“乐闽”古城为什么要重建？是其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如上述，该城不但是前播州驭西之进出门户，而且是后遵义府聚财之往来要津，在地理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说白了，重建“乐闽”城，在政治、经济、军事几个方面，都有其战略意义。
有史可查：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卢安世进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时，就曾在“乐闽”设“兵备道”，构筑“西隅防线”。可见其在军事上对此地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乐闽”城经卢安世复建后，直到清同治三年再被毁，给当地曾带来240年的繁荣。为遵义府的财政收入提供过一定保障。据此，就保护“乐闽”古城而言，卢安世是一位值得称颂的有功人物。
“乐闽城”的再毁
“乐闽”古城复建，给当地曾带来近两个半世纪的安宁。但好景不长，到清同治三年，又落到了再毁的命运。清咸丰后期，太平天国内讧，冀王石达开愤而出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壬戌之秋，其西征部队一支由湘入黔，两次攻占遵义。次年开赴云南昭通，最后葬师大渡河。太平军雄风一过，当地苗夷亦乘势而起。时活动在遵义、铜仁地区境内的，有“黄巾”、“白号”两支队伍。曾尾随太平军之后，沿西征路线流寇作乱。一路烧杀抢掠，百姓切齿痛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癸亥岁杪，匪首有曰“宋玉山”者，率兵涌至。为避贼难，我文氏族众及附近村民，东起李子镇，西至金刀坑场，方圆十里，远近之人早徙入“乐闽”寨城守御。
该寨城坐东向西建筑，地面高于四周，环长逾九里。左接“九庄”田寨，隔河与今龙坑镇金鼓村相望；右抱现乐理中、小学，隔街与326国道线平行；前临乐闽河，乃延江（乌江）之别源；城中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内设衙署；外开东、南、西、北四道城门，供出入；有居民三四千户，人口近万人。其城墙用巨石砌成，宽4米，可跑马，并按一定距离立烽火台。如“烟墩堡”，便因此而得名。另外，城内还挖有地道，直通河边，可容两行人往来汲水。凡粮仓、钱库、校场坝（广场）、栅子门等，一应俱全。在原有县城的基础上，团民又加筑塞堡与炮台，气势宏伟而壮观。特别是西城门（即前门）上，刻有城主文蒸撰书的一副对联，云：“盘石与河山共寿，横江和天地同留。”往来商旅与城民一见，俱人心振奋，精神倍增，给川流不息的阳关道留下一段佳话。
当时，由邑庠生文培周，字心田，邑武生文化龙，字见田，共主城防。两先生奉府县札饬，总办西隅团务，筑修乐闽寨城，以御贼匪。不数月间，告庆落成。未几，心田先生染疾去世，见田先生久病不起。城中居民详禀府县，府县发文，札文蒸，字彝生先生承办此事。于是，众志成城，与贼日夜抗衡，迭经寒暑。贼不得逞，后逆首宋玉山遣使入寨请和。我七世祖万远公将宋文天祥以对，誓不降贼。然苦守孤城，外无援兵，旷日持久，终归难敌，加上城内瘟疫流行，医药欠缺，竟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甲子冬月初三夜，被贼侵窃入寨。接着，便开始屠城。三更烽火，一烈万家，杀戮满地，血流成渠，不分贵贱，玉石俱焚！遭此浩劫，“乐闽”城被夷为平地，我族自八十、七十乃至五十岁之男女老人，殉节其中者几难指数，其弱幼而蹂躏殒减者，可胜言哉！至于他姓，亦大致相同。
蒙上苍眷顾，祖宗德佑，幸尚有釜底游魂。其苦海余生，则奔数百里而避于铜仁邑畔，或走千余里而逃往蜀中，流离失所者，达三年矣。不久，刘毓昭奉旨办滇黔军务，由绥阳进兵剿贼，一年而梓桑报捷。逃躲于外者，渐次归来，遂重整家园。
对“乐闽”城这场保卫战与逆首宋玉山暴行，《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七·年纪二》第50页作了详细记载。其文云：“又县西乐闽寨临乐闽河，寨民文化龙、文德（培）周等建筑，远近民多徙依之，约数千家。金刀坑场亦移于寨内。分四街，街各设首。凡贼至，各率众出御。距保子山七八里，自贼匪移屯山内，寨防益急。以地居险要，贼从上流渡，为寨众严防；从下流涉，非越高山不能抵寨。恃此为固，贼不得逞。贼魁宋玉山率苗粤各匪攻之，久不下。遣党说降：不纳款，亦不杀戮。众坚不从。改计夜袭，以防守严，已入复出者数次。玉山负伤，将弃去矣。会寨中疫作，守陴不备。玉山侦知之，坚攻不去。二十二日，乘虚袭破。玉山执刀立寨门，凡逃出男女老幼，皆啮锋刃。及刃钝，改锄头击之，民多惨死。”（原文未断句，标点与补注系笔者所加）
这场战争，使“乐闽城”遭到严重的破坏。从此以后，该城不但无能力再建，而且，连城内的道路、房基也让附近乡民开垦成了田地。到后来，其四周剩下的，也只不过是颓垣断壁与倾圮城门。特别令人伤感的是，若干年以后，人们在耕作时，还不时发现以前的铜钱和烧毁的粮食，还有折断的刀枪……而这些，留给后人的不止是历史的见证，还有那无尽的嗟叹和惋惜！
但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却并没有因此就完全湮灭。相反，在现代史上，仍同样闪耀着它光辉的形象。如，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家祥、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这里，取道鸭溪，在“汪家屋基”召开革命军事会议（会址在今鸭溪中学附近，已列为保护单位）。当时，随队前往的童小鹏、伍修权等同志和一部分红军战士，曾在“乐闽”古城堡下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敌人用飞机轰炸这个地方。当时，他们隐蔽在城下一片松竹林里，才幸免于难。但敌人的炸弹还是接二连三地扔下来。有一颗掉下来炸死了陈四娘。另一颗却掉在张树藩（时任区长）家屋顶，撞破瓦片与楼板后砸进地下达半截，几天都无人敢靠近。后由卖针头麻线的李太和（人称“李杂货”）背走，放到其家屋对面一石洞中。过了一段时间，李听说飞机炸弹里的炸药很值钱，便把它搬回屋去，再放进苕洞中，不久，李家不慎失火而引爆该炸弹，全家人与邻居都不敢前去施救，只眼巴巴地看着房屋被烧光。此事，在当地曾传为笑谈。现李家子孙只要听人一谈起有关飞机炸弹的事，脸上便露出惭色，都埋怨其父祖做事荒唐。
1985年，“遵义会议”50周年大庆时，童小鹏、伍修权代表党中央和军委前来开会。缅怀革命斗争历史，不觉感慨万千。为此，童小鹏和夫人与伍修权等同志由地委领导陪同，乘车专程到他们当年遇险的地方，悼念红军战士，和一些记得往事的老农攀谈，并留了影。这事，在当地普遍流传。该松竹林被誉为“红军林”，曾引来不少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