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我的家就在遵义娄山关脚下，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我对于遵义会议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留下深深的记忆，特别是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我是诵之又诵，背之又背，不久前，军博要我写点毛泽东诗词参加老干部、老红军的书画展，我就写了这首词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寄去。我从中理解当时毛泽东写这首词的心情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同时也鼓励我这个历经坎坷，几经奋斗，终于又回到党和军队怀抱中来的人。
所以我特别关注遵义会议，1985年我专程到遵义去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从而我也特别欣赏毛泽东的这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一日晚上，电视上播出节目在谈毛泽东的诗词，一方问：你觉得毛泽东的诗哪首最好？另一方回答，娄山关和雪（忆秦娥和沁园春），都是在充满希望和激情之下写的。
当我读到“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四句时，我的心碎了，进入毛泽东的诗的境界，进入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毛泽东是用这首词来抒发他的情，激励红军战士的志，呼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继续前进，继续战斗，于是才有以后的长征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直到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邓小平同志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与遵义会议相媲美，都是挽救中国危亡、决定胜败的关键。我觉得我们应该用遵义会议的精神来教育干部、群众和后代。遵义会议，那是中国红军在江西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于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而大搬家。说大搬家一点也不夸张，不仅有那样多非战斗人员，连印刷机都驮上了。这么一支辎重队伍，虽然有三军团广昌战斗于前，又有一军团湘江战斗于后，还有五军团作后卫。英勇的红军是能征善战的，也曾多次打退了敌人，但在错误路线的错误军事指挥下，失败和伤亡一个接连一个地到来。
最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这时一无党权，二无军权，只不过是一个跟着大搬家的随行人员而已。但他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心始终坚贞不渝，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虽然他当时还有幸坐在担架上，但他的脑子一点也没有休息，他心想：“这样走下去。走到哪天为算？走到哪里为止？而身后又是蒋介石的大军紧紧跟行、前堵后追，眼看左倾路线制定的，要中国工农红军去同二、六军团会师，即使不是泡影，也是一个达不到的幻梦。”毛泽东这时想的，就是要摆脱敌人，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另谋出路。他心里选择了贵州，这个双枪将（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贵州军阀王家烈统治的地方，他战斗力既不强，又同蒋介石有矛盾。
毛泽东的心在不停地跳动，在飞向远方，但是这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自己揣摩，自己打算，这时候谁是他的知音呢？满营红军将士中，不乏同他一样想的人，这样拼下去不行，要摆脱困境，他们在思念毛泽东，多么希望毛泽东再出来指挥他们呀！这时如果有毛泽东出来指挥，即使红军已受到很大损失，还是可以起来继续战斗，他们的心同毛泽东最接近，但他们见不到毛泽东，也无法向毛泽东转达。他们真苦呵！因为错误路线还在起作用，错误的军事指挥还在三令五申地催着执行。这时，多么需要有个人出来纠正这个错误的政冶路线，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
我们不能说是迷信，天给送来了王稼祥同志，他负伤后同毛泽东一起坐着担架行军，毛泽东得以同他有交谈的机会，他们越谈越投机，他们的心终于想到一起了，共同感到，必须纠正这个“左”倾错误路线，必须制止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打破同二、六军团会师的错误打算，走向敌人薄弱的地方去。不久，他们又获得了张闻天同志的同情和同意。有了这么三个人（其中王、张二人在当时的领导集团中是有权、有影响的人）一致，红军有希望了，共产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这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者——博古和李德，事实教训他们，已使他们感到同二、六军团会师无望，他们已是走投无路，只好接受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向贵州方向前进。
蒋介石这时并没有觉察红军的这一意图，还是以大兵前堵后追，布防在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的道路上，于是红军可以很快跳出重围，进入贵州境，不久就攻下了贵州的黎平县。红军在这里不仅有了短暂的休息，还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于是红军向遵义地区进发，渡过乌江之后，迅速占领了遵义，遵义历史上就是黔北的重镇，现在因为遵义会议而扬名天下。
这时“左”倾的错误路线、错误的指挥越来越暴霹了，越来越不灵了。中国红军何去何从？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命运、前途如何？不仅是毛泽东，不仅是王稼祥、张闻天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大搬家随行来的每个党员和广大的红军将士都要考虑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于是就召开了遵义会议。博古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但他的报告没有被通过，而为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驳倒了，虽不能说驳得体无完肤，至少也是毫无立足之地，而使参加会的人都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并心悦诚服。这时站出了周恩来，他是三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他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而且提出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票呵！历史也将永远记着。
会议决议，通过新的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撤换了博古，免掉了李德。
从此，红军走出困境。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获得了新生。中国革命端正了航向，我们再来读毛泽东的诗，感受就更深刻。
刘伯承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下面的一段话：“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改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走向东，我却又向西，敌以为我渡江北上，我却又远途回击，我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人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布置就绪，我军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做法和“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相对映，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还有战略远见），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引用刘伯承同志的话来作本文的结束，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