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史话
柏格理牧师楼
2006年11月15日是威宁自治县石门民族学校百年校庆的日子。威宁自治县是九三学社省委定点帮扶的贫困县，石门乡的贫困学生又是九三学社省委许多社员资助的对象。正好要送今年的捐助款去，于是笔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庆典，也就有了以下一些所思所感。
对于地处中国西部的贵州省西北部威宁自治县最西北部的石门，无疑是“贵州的西藏”，过去有所耳闻，但在脑海中是这样一些碎片：高高的石坎，苗族，基督教堂，边远贫困，传教士，洋人，教会学校等等。这些碎片时不时从我眼前掠过，但都未能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直到这次亲到石门，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感触。
其实，石门乃是石门坎的同义词，因当地山上一天然的石块酷似紧闭的石门而得名，而通往这石门和山垭口的是高高的石坎。近现代关于石门（坎）的一切，都源自于109年前一个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40岁的英国传教士的到来。
早在1887年，年仅23岁的大不列颠英俊潇洒青年柏格理，放弃以全国第七名成绩刚考取不久的国家公务员的优越工作和生活，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先在毗邻威宁的云南昭通传教15年，但收效甚微，其信徒不足百人，后来威宁的几位苗族同胞到昭通找到他学道，并且人数日渐增多，极短时间内即百多人。于是柏格理于1904年秋来到威宁进行考察调研和传教活动，决定将其工作重心转到威宁来，并于108年前的1905年在威宁自治县石门坎地方开始修建教堂和学校，一个世纪前的1906年11月正式免费招收以苗族同胞为主的学生开班上课（学生只交几升包谷和洋芋即可）。
一个世纪前，即清光绪末年，洋传教士柏格理不计艰辛，在偏远闭塞贫穷、连马车路都没有的苗、彝族聚居乌蒙高寒山区，为了传教和办学而全盘“苗化”：他身披土麻布苗衣，脚穿自编草鞋，吃火烤洋芋和荞麦，睡茅草堆，点煤油灯，习苗语讲苗话，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苗族文字，使苗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他很快就与当地苗族同胞打成一片。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广收信徒传教，至1915年拥有信徒达6万之众。同时，他还兴办教育事业，从1905年起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向滇黔川周边地区扩展教会和学校，到1920年仅在滇东北、黔西北就建立小学34所，在柏格理以及他的继任者的努力下，使石门坎地区的原来从不识字的1600多苗族，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小学生，200多名初高中学生，30多名大学生，其中获得华西协和医学博士学位的有2名苗族学生（在另外一个叫四方井的教会学校里还有2名彝族学生也获得华西协和医学博士学位），甚至还有两名苗族学生后来成为省政协副主席，许多学生成为高级干部、医生和教师……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还创造了若干个第一：清末民初在中国西部高寒边远的少数民族山村建起了孤儿院、麻风病院、平民医院、邮政代办所、实业推广部等慈善机构和露天游泳池、足球场等，并首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第一个实行双语（汉、苗）教学等等，以至于威宁自治县石门坎地区成为当时“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而名扬中外，那时，外埠邮件只需写上“中国石门”即可收到。
1915年石门坎教会学校光华小学流行伤寒，当他人谈虎色变唯恐躲之不及，但柏格理夫妇则悉心照料患病学生，不料自己也被感染，但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终告不治，享年51岁。死后数千当地苗、彝族人为柏格理守灵和送葬，其墓现仍在石门坎教堂后面，墓碑上有对联云：牧师诚为中邦好友，博士真是上帝忠臣。其墓周围则是他的数十位苗族学生和信徒的坟茔簇拥着他……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终于引起无数学者和文人的注意，大家不约而同地涌入石门，考察调研探讨不一而足，近年来研究文章和出版物有上百种之多，甚至于有一个作者说“不写柏格理与石门文化，我会死而有憾，反之，则会死而无憾”（王大卫：《中国石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学者、著名文人沈从文之孙沈红博士有一段经典语言，她说：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笔者注：还应加上少数民族4字），但它近百年的历史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却成为苗疆的“另类”地盘。伴随基督教而嵌入的中西教育制度，使地处边缘落后的苗族地区接受现代知识，并跃迁为文化先锋……一个蛮荒不驯的中国西部村落，半个世纪前竟是一个无比绚丽的文化圣地。而这个“文化圣地”却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又步入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
纵观文人学者乃至基督信徒们，大家都在津津乐道地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着这个故事，那上百种出版物基本上每篇都要说这故事，包括笔者本人在上述文字中也不可避免地在复述这个故事，大家似乎只对这故事感兴趣，而对其后石门学校一个世纪的发展并非真正关心，特别是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这个教会学校后的发展更少有涉及，尽管解放后该校的发展每况愈下，即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确实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近些年连学士都没有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更多的学者和信徒则把这里当作调研的基地，以完成其课题和研究任务，或者根本就是来猎奇和寻梦的，对石门坎乡的发展特别是教育问题并不是真正关心——除了极少数有良知的人以外（如沈红及其助学网、如乐施会），以至于该地区从曾经的文化高地又沦入文化深谷，现在辍学者和文盲者众。
还有，许多文人学者乃至信徒和当地各级领导们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要想“再创辉煌”，再现昨日，甚至不少信徒们都已在行动了。这次政府主办的百年校庆活动（去年还有一个民间的），始终就充满着这种希冀，事前许多人是寄予厚望的，以为可以通过此次活动振兴当地经济乃至教育，但事实却远未达到预期目的，最终仍落入传统的领导讲话祝贺和蹩脚又花钱的文艺演出俗套。其实，“再现昨日”这种想法主观上是善良的朴实的，但在客观上是非理性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说凡世间事物均有其规律，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具体的时空条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这个条件改变后是不可能简单地复原的，即所谓的时过境迁，好境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