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百年前的百年大计
著名教育家、贵州高等学堂教习、省立贵州大学校长周恭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回顾一百年前林绍年主持黔政时，大规模派遣留日学生的盛事，对我们加深对这个“百年大计”的理解，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来看当年的情况，20世纪之初的贵州，与今日相比，当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上清政府连年遭受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无力支持贵州，致使林绍年哀叹“黔省贫瘠为天下最”。但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贵州却放了一个“大卫星”，派出151名留学生，中央规定只派3名，超额完成148名，为任务数的50倍。对此，人们不能不佩服林绍年的决策英明，措施有力，办成了“前无古人”，到目前仍“后无来者”的大好事。
这些1905年出国留学人员，像种子一样，在黔中大地上生根发芽，结出了累累硕果，培养了一大批教书育人的英才，其深远影响，无论怎样说都不会过高。其中如以举人和任贵州高等学堂教员身份带队去日本的周恭寿，学成回国后就担任了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堂的重任，并被任命为总堂长，这所学堂包括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九所，学生近千人。继后又创办了官立贵阳中学堂，被任为堂长。民国时期，他担任贵州省首任教育厅长，在各县设立教育局，积极推行新学制课程，影响遍及全省。1928年，他受周西成委托创办了贵州大学。这所大学招生200名，分设文理预科和土木工程、矿业、经济、军事等专科。这是贵州教育史上比较名实相符的高等教育的先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桃李遍及黔中大地。
另一位大学校长，就是我们前不久为之举行120诞辰周年纪念的王伯群先生。王于1924年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先后任该大学的董事长和校长，直到1944年因病去世，历时20年，为全国培育了众多大学生。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将大夏大学迁入贵州，为发展贵州高级教育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尹笃生和周步瑛，分别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简称男师）和女师的校长。他们潜心办学，为贵州培养出大量师资和教育人才的事迹，有口皆碑，早已为贵州教育界人士所推崇。他们的学生遍及全省，成为省内的教学骨干，薪火相传，弦歌不绝，则是不争的事实。令人特别感怀的是，尹笃生先生当了男师9年的校长，清贫自守，家贫如洗，死后男师同学会募捐以赡养其遗孤，并为尹校长建立了纪念碑。与他们任男师、女师校长的同时，王佩芬则任另一知名模范中学校长，办学也卓有成效。
1905年出国留学的学生回国后，还对贵州发展中等专科学校及职业教育作出过卓越贡献。其中如吴绪华，在日本留学时就显示出他卓越的组织才能，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会的会长，蒋介石当时也在日本留学，30多年后与吴绪华见面时，还提到了是他们的会长。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任命为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开启了民国时期贵州专科学校教育的先河。蔡岳（衡武）则是在日本学习蚕桑，回国后创办了蚕桑学堂，并著有《黔学三楚》问世。邓文波1905年赴日留学时，在京都帝国大学法政系，获法学士学位，曾参加同盟会活动，辛亥革命前回国。后再度赴日本，考入千叶医科大学学医，并留在日本当了一年医师。刘显世任贵州督军时邀其回国，任为贵州省立医院院长。曾创设贵州省妇产婴医科传习所，任所长，培养学生30名，又在省立医院附设“医科专校”。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为贵州培养了一批西医。黄禄贞（干夫）与符诗镕都曾任知名的达德学校校长，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
此外，吴嘉瑞是贵州第一个维新团体仁学会的会长，钟昌祚是贵州自治学社社长。这两个团体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以致发动贵州辛亥革命上，都起过促进作用。吴、钟二人担任过西南法政学堂堂长、监督。
林绍年任贵州巡抚一年零两个月，却为贵州办了一件大好事。人们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却是“为官一年”，有此佳绩，令人惊叹。而且林绍年除了派遣留学生这件事外，还有值得记述的其他事，学洙兄文章中都有记载，并称其“真有像今天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办十件大事”，盛赞其“光明磊落，秉公爱民”的品格。
笔者想补充说一点的是，林绍年说：“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他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创设了师范传习所，这也是功德无量之举。1905年，林向清廷上奏《请设师范传习所片》，将省城贡院改设师范传习所，定额120名，每期培训时间为一年。在省级师范传习所毕业的绝大多数学生，成为府、州、县办学的骨干。许多府、州、县也仿此办起了当地的师范传习所，并延续到民国初期，对解决当时师资缺乏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百年树人，除了观念以外，还应有一个载体。贵州的百年名校——贵阳一中，正是林绍年任内的1905年，将贵阳府中学堂迁至雪涯路，改称贵阳中学堂。次年才改建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校舍设备最好，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百年名校盖始于此。
回溯百年前的往事，派遣留学生之事及其主持者林绍年，值得人们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