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足而形势顿殊”
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自任都督、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
贵州护国起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在推翻袁世凯洪宪帝制，遏制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复辟，避免历史上的又一次倒退，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我省各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举义旗，宣布独立。在云南独立通电中，当时贵州的军政首脑刘显世及戴戡、任可澄参与联名，因此又称滇、黔起义。
贵州酝酿起义首先是从黔军青年军官中开始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破坏国会，毁弃《临时约法》，实行独裁专制，进而复辟帝制，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懑，特别受到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其中以王文华反对最力。
云南起义后，王文华力劝刘显世桴鼓相应，愿为后盾。但刘认为，以云南一省之力讨袁，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宜从井救人，同趋灭顶”。不仅如此，他还向袁世凯告密，刘的立场激怒了王文华。他愤然地对刘说：“吾誓力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爵使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其队团长也持同样态度；熊其勋为了表示决心，将自己的子女二人改姓寄养，以免除后顾之忧。吴传声表示“义不帝秦”。他们的态度，反映了广大官兵的心声，有力地促使刘显世转变立场。
其次，梁启超、蔡锷也对贵州进行了策动工作。梁启超与蔡锷、戴戡、王伯群、汤觉顿、陈国祥、蹇念一在天津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倒袁。戴戡、王伯群与贵州上层有密切关系，戴曾任贵州民政长和巡按使，被立宪称为“奇士”，王伯群是刘显世的外甥，能在刘的面前直接进言，所以他们便成了梁、蔡与贵州联系的重要人物。
云南的护国起义，决心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共成立了三个军，第一军由滇军主力组成，以蔡锷任总司令，向川进军；第二军以李烈钧任总司令，由云南而东，攻取两广；第三军由唐继尧兼总司令，坐镇云南。另外还组织以黄毓成为司令的挺进军，相机行动。
袁世凯认为，云南护国军的兵力，比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五省联合的力量小，而他这次投入的兵力又比上次大，一定可以稳操胜券。因此，他限令曹锟在六个月内平定云南。
争取贵州独立，巩固云南外围，成为护国军刻不容缓的任务，由于刘显世态度暖昧，需要一位得力的人员对其进行工作，而以王文华为首的黔军主力，虽然支持云南起义，但兵力单薄。于是云南方面决定派戴戡和徐进率云南护国军先遣纵队入黔，并携带援助贵州的山炮八门，炮弹四千发，以支持贵州独立。
1916年1月3日，戴戡、徐进率护国军先遣纵队从昆明出发。1月12日，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抢占亦资孔，打开了滇军入黔的大门。随即进军两头河，进逼盘县县城。纵队抵达安顺后，致电刘显世，促其速行宣布独立。
1916年1月24日，戴戡率纵队抵贵阳，对刘显世形成军事压力，戴戡是进步党的活跃分子，善于词令，他一方面向刘显世集团介绍反袁斗争的形势，晓以大义，促使该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向各界群众进行宣传，争取群众的同情与支持。1月26，戴戡在贵阳各界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了理直气壮、言近旨远的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贵州反袁运动的发展。这时，全省人民反袁的浪潮高涨，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觉醒，有力地促使了刘显世态度的转变。在内外形势之下，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宣布“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接着，发表了《独立通令》。这时，在兴义就任贵州巡按使的刘显潜，也发表了赞成起义的通电。
贵州独立后，即以黔军配合护国滇军，出兵讨袁。蔡锷将滇黔的护国军合编为“护国军滇黔联军”（即护国第一军），自任联军总司令。1916年1月28日，蔡锷、唐继尧、刘显世联名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将出征黔军统一改编为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下辖东路、北路黔军。戴戡率北路黔军出黔北、攻綦江。其目标在于配合川南护国军主力，攻取袁军曹锟总司令部所在地重庆，以截断叙、泸之敌后路。
王文华在贵州独立时，慨然以进军湖南为己任。在他的主持下，将黔军一半的兵力第一、二、三团，编为护国黔军东路支队，隶属于护国第一军右翼军，由王文华任东路支队司令兼第一团团长。王率第一团从贵阳出发，兼程疾进，进抵湘黔接界的龙溪口，设司令部于此。同时，命彭文冶率领驻铜仁一带的第二团，在铜仁集中后向湘西的麻阳进军。吴传声率领的第三团，在黔东南的天柱县集中，以湖南的洪江、黔阳为进攻目标。
两路黔军进入战场后，精诚团结，英勇杀敌，连败北洋军。在綦江一线，北路黔军连克九盘子、赶水、大沙沟、东溪等十余处要隘，歼敌3000余人。东路黔军以数千之旅，敌数万虎狼之师，连克晃县、洪江、黔阳、沅州等湘西重镇，迫使袁军将领自戕，军心震动。两路黔军的出击，使入川入湘的北洋军遭受沉重打击。护国战争史上，谱写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英雄篇章。
贵州独立，使滇黔连成一片，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两个主要战场上受到侧面攻击。护国黔军以有限的兵力，抗击了川、湘前线的约百分之四十的北洋军，有力地策应了叙府、泸州主攻战场上的云南护国军，推动了各省反袁运动，加速了袁世凯统治的崩溃。袁世凯“以失贵州故，致使步步作战，广西、四川、湖南等之袁军大受其牵制”。“讨袁军的胜利，其获助于贵州者尤多。”贵州的独立起到了“一举足而形势顿殊”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