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解放战争
张润芝
我的名字叫张润芝，现在是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离休干部。1926年，出生在河南滑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7岁参加革命。1944年在冀鲁豫抗日中学做抗战宣传工作，1945年12月参加八路军，在刘邓大军的下属部队任文教宣传干事，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一路转战南北，后随军南下来到贵州。
一
1947年的冬天到1948年的秋天，蒋介石发动了双向重拳出击的战斗。他们使用的两股主力军，一支攻打冀鲁豫地区，一支攻打我中央军驻地延安。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用刘邓所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去直接攻打敌人的心脏。
1947年的秋冬，我们一路风雨兼程从冀鲁豫边区不分昼夜地连续徒步行走了整整13天到达太行山敌占区。在这13天的艰苦行程中，只有营以上的干部配备有马骑，我当时只是一个连指导员，所以，我也只好跟着战士一起徒步前进。由于长时间的徒步行走，几乎所有人的脚都走肿甚至是走烂了，绑腿也打不了，穿鞋也很困难，我的腿也肿得跟木头似的。我们走的是泥泞狭窄的坑洼小路或是悬崖峭壁和山谷沟壑，紧跟在身后的是国民党的追兵。白天要和敌人打，晚上又要行军赶路，在吃不饱睡不好，体力严重消耗的情况下，我们的战士累倒病倒和受伤的人数在一天天地增加，这就给部队的前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路上，我们有很多的人员需要相互帮助背些被褥或是枪支，甚至是需要搀扶的伤员也很多。
到了大别山之后，天气已经进入寒冷的秋冬季节，当时部队还没有给我们发冬天的棉衣，当地老百姓都穿上过冬的棉袄了，我们身上还穿着单衣。白天，我们都还可以坚持忍受，晚上，我们睡在起霜的田间地头，身子被冻得实在是刺骨的冷。由于当时的大别山是敌占区，我们去了之后才建立新的根据地。群众的支前工作难做，我们吃的粮食也募集不到，晚上睡的地方也没有，我们的伤病员也没人帮助照看，饿了就向老百姓讨要些黄豆吃。许多战士吃了黄豆之后拉肚子，有的都拉脱水走不动路了。我们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餐的靠一些就地而取的树皮加野菜等食物，熬到了1948年的春天。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敌人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大包围，进行疯狂的打击，我们一边要随时准备和敌人打仗，一边又要和当地的老百姓搞好军民关系。我们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生病和负伤的人员不但无人帮助照看，就连普通的医用药品都非常得紧缺。我们有的战士面对艰苦的环境哭着说：“宁可战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在大别山多呆一天。”我们在大别山经历了寒冷、饥饿和炎热。在炎热的夏季，老百姓都穿单衣了，部队又还没有给我们发单衣，我们的身上又只好还穿着棉袄。这场大别山之战终于在1948年的秋天结束了，我军取得了胜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和不屈不挠的吃苦精神，向党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解放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总结全国解放时，给了我们第二野战军很高的评价。
二
平津战役是我参加的第一大战役。平津战役的打响是在1948年的秋天。秋收后的北方，天气出奇的寒冷，因为部队还未给我们发御寒的衣物，我们大家的身上都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战士身上的衣服已经在上几次的战斗中破损严重，脚上穿的布鞋早已磨破通洞，有的甚至没了鞋底，脚趾都裸露在外。白天我们大伙都还可以咬牙忍受着，到了夜里，实在冻得受不了的战士们，有的就几个人原地靠拢挤成一团相互取暖。
我们的部队在距北京城几十公里靠近天津外驻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打阻击战，也就是配合北京城里的主力部队，在中途拦截外来增援的国民党兵力。那时的国民党指挥将领是傅作义，当时按党中央的意思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尽可能地劝说傅作义投诚起义，但是就在这劝说的过程中，我们双方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打阻击战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在漆黑的夜里打仗全靠自己对方向的辨别。这当中我们一旦抓到国民党的俘虏，因夜里漆黑我们无法辨别俘虏是兵还是官，我们就用手去摸俘虏衣服上的领章肩章和帽徽，以此来辨别俘虏的身份。有一次，我们抓到一个俘虏，用手去摸他的帽徽时，他很狡猾，把自己的大圆帽扔掉换成士兵的帽子带上，但他的衣服还未来得及换掉，我们是摸到他肩上的肩章时才确定他的身份。那时部队有个规定，若是抓到当官的俘虏就押送到后方去进行强制性学习改造，若是抓到当兵的则是由我们自己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帮助和教育他们要认清形势，转变思想，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很多的俘虏兵通过学习，思想有了转变，我们就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和我们一起打击敌人。在俘虏兵中，有许多都是经过训练的，能熟练地使用和掌握各种武器，我们都把他们当成技术兵来使用。那时因情况特殊，有时候都还没来得及给他们换上我们的服装就让他们上阵打仗了。因此，在战场上就会经常发生认错的误会。一旦我们不能确认对方时，就通过问话来辨认。
有两个年轻的俘虏兵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至今难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抓到了他们，然后就及时进行劝导。他俩很快就站在我们这边并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打敌人。我为了在战场上不让他们被我们误认，就交代他们要记住自己所在连队连长和指导员的姓名包括班长是谁等事宜。可是就在我和他们说话时，敌人就冲上来了，我马上就叫他俩和我们的战士上前迎战。就在他们奋不顾身与敌人进行殊死较量时，终因对方火力太猛，他俩双双战死在战场，牺牲时身上都还穿着国民党的衣服。他俩加入我们的队伍后，连我们的一口饭都没吃到，就这样为我们的解放事业牺牲了，我连他俩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我只知道他俩都是来自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直到现在我内心都还感到愧对他俩啊！
这场战役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是傅作义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带领部队投诚起义。就这样，我们以和平的方式解放了北京。在欢庆北京和平解放的那天，我们在距离北京城外几十公里的驻扎地同样也在尽情地欢歌跳舞，我们当时许多人都激动得流泪了。是啊！如果都能这样和平地解放全中国，我们该是多么的幸福和感动啊！可是梦想和现实终归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残酷的战争仍在继续着……
三
平津战役过后，我们脸上的喜泪还未擦干，又一新的战役即将打响。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的战斗打响了，我当时担任连指导员。我们的部队从徐州的东面打到徐州南面，最后打到西南面，连续不断的昼夜奋战持续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在这次的战斗中，我军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我军有十万多将士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我们的连队原有140多人，到战斗结束时连伤员在内只剩下27人，我是幸存者之一。
在这么多阵亡的人员中，其中有两名年轻的小战士让我怀念一生。一个叫朱根喜，他刚到部队不久就被派到我们连当通讯员。他刚到时还是一个稚气未消的懵懂少年，啥都不懂，我带着他就像带着自己的小弟弟似的。朱根喜人很聪明，嘴又甜，很招大家的喜欢。我们当年打仗使用的武器很落后，而对方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式武器。我是在一次战斗中真正知道和认识坦克的，当时我带领我的几个战士隐蔽在土泥碉堡里，在激烈的交火中，我看见一个庞大的带着大炮筒的铁家伙，“轰隆，轰隆”正快速地向我们隐蔽的碉堡逼近，情急之下我端起机枪对着那铁家伙就一阵猛烈射击。可是，无论我怎么射击，那铁家伙都没有丝毫反应，眼看那铁家伙就要到我们的跟前了，我急忙叫大伙们跳出碉堡躲到旁边的另一个隐坑里。我们刚跳进隐坑里还未站稳，就看到那铁家伙的一枚炮弹正好击中我们的碉堡，将碉堡炸个满天飞。朱根喜晚出碉堡一步，结果就被炸死了。后来我们在寻找他的尸体时，找到了一条我们战士的腿，我们是通过那只还穿在脚上的千层底的布鞋才辨认出是朱根喜的腿，朱根喜牺牲时才刚满19岁。
另一个小战士也是刚到部队不久的新兵，我们都叫他墩子。我们那时候是不分昼夜地激烈战斗，偶尔有时在夜里停火喘息时战士们就抓紧时间吃饭睡觉。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当时环境非常的艰苦，吃的是野菜加粗粮，尽管这样都还是不能保证能吃饱，有时甚至断粮几天都是常有的事。我们有的战士实在是饿急了，他们就随手在地上抓把野草类的东西往嘴里塞也就算是解馋了。渴了就随手捧泥坑里的水喝，想有一口温热水喝都不可能，睡觉的环境则是更加的苦不堪言。淮海战役的打响是在1948年的11月到1949年1月份。那时正是北方秋冬雨水最多也最寒冷的季节，到处是泥泞水坑。我们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想要找到一块巴掌大的干地坐下打个盹都成为最奢侈的妄想，我们所谓的睡觉就是几个人原地蹲下背靠背地打盹。我一有时间我就要赶紧拿出身上带的小笔记本做好每个战士的情况记录，目的是更好更详细地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和情绪，特别是新入伍的战士，要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缺些什么，需要些什么，家里是否还有父母兄妹等等。我经常是边记录边查夜，查夜主要是检查夜里战士们是否睡得好，周围是否安全。墩子刚到我连时很少与大伙说话，人显得很沉闷胆小，有时还流露出不安心打仗想当逃兵的想法。我细心地观察了他几天后就亲自找他谈了几次话，通过和墩子的谈话，我才真正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原来墩子在离开家到部队后，担心家里唯一的亲人是他年迈体弱的母亲无人照管。因思母心切，就有了当逃兵的念头。我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就向上级领导反映了他的事，部队领导后来是通过和墩子所在的地方政府联系后，由当地政府帮助解决和照顾他的母亲。我们解决了墩子母亲的困难也就解除了墩子的后顾之忧，从那以后墩子也就安心了。在后来的每次战斗中墩子都表现得非常的勇猛，可遗憾的是墩子还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我们连他的尸首都找不到，墩子牺牲时才17岁！
在战场上，任何残酷血腥场面都在随时发生。我们一个13人的机枪班在与敌人交火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全班无一幸存，连尸首都找不到。
在有几次的战斗中，由于国民党的士兵长期吃不饱饭，经常是饿着肚子和我们打仗。当双方打得距离很近的时候，我们只要扔一些馒头过去，他们就会立即把枪扔给我们向我方缴械投降，然后就去争抢我们扔在地上的馒头。那时的我们和当地老百姓的军民关系胜过一家人，年老的妇女就不分昼夜地为我们缝衣做鞋，部分妇女和一些男长者就帮我们运送急需物资和粮食。这些老百姓不顾个人生死支援和帮助我们，他们中许多人家的孩子也都积极加入到我们解放军的队伍里，分在不同的部队干革命。这些帮助我们运送物资的人群中，我亲眼看见一位老者在急急忙忙地拉车赶路时被一颗炮弹击中，人和车都被强大的气流冲击力抛向天空。还有一位拉车在夜间赶路的大叔，由于饥饿和过度的劳累，夜里他就钻到他的车子底下睡觉。因当时的夜间天气特别寒冷，结果被活活的冻死了。这场血染沙场尸首堆积如山的战斗，终于在1949年的1月10日宣告结束，我们活捉了国民党的将领黄伯涛，打死邱清泉。战役结束后，我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对连里的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的连队打得很勇猛。为此，我得到了部队嘉奖并提拔为营教导员。
四
1949年4月，我们过江之后的23日就直接打到南京总统府，那天是凌晨的6点47分。当我们打进总统府之后，在清理府内的各大小军用物资储备仓库时，共缴获大洋9大军车和大量军用高级毛毯、军用皮鞋和胶鞋等各种军用物资。总统府内的地上到处是国民党太太们为了保命随手丢弃的金银玉器等一些贵重首饰。我战友们就去拣起来后集中上缴，那时我一人就拣了三大军用茶缸。被俘虏的国民党的家属有一千多人，我们在总统府所缴获的所有战利品，要由上级另外派部队来拉走，我们自己还要做好看管和保护工作。在这期间我们的所有人员没有一人去乱拿私拿一小件战利品，这就体现了我军全体将士们的高度的自觉性和高尚的思想觉悟。就我而言，我当时随着部队过大江时，我脚上穿的布鞋早已磨烂扔掉了，我是光着赤脚进的南京城。可是，就在我们清理府内的军用物资时，我看到那么多的军用皮鞋和胶鞋，再看看我自己打了许多水泡和血泡的双脚，我咬咬牙硬是没有私拿一双鞋来犒劳自己的脚。我们在南京执行了四天的保护缴获物资的工作，后来，部队首长考虑到大家战斗和保护有功，就把我们所缴获的高级军用毛毯发给我们连以上干部每人一床，这床毛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这四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闹了不少的笑话。我第一次看见了电梯，也是第一次坐电梯，那种坐上电梯的感觉吓得我大气不敢出，心都蹦到嗓子眼上了。过去我只知道有四方形的蚊帐，当我在总统府内看到有圆形蚊帐时，我还以为是打鱼用的渔网。我当时想，哧！这些国民党的昏官们在战争时期还有闲情逸致去网鱼消闲。更可笑的是，我看见我的一个战友在找不到火柴点烟时，就用烟去电灯泡上点火……
五
独山县是1949年10月解放的，我被调到独山县第四区（上司区）任区委书记，区里的干部共有22人。这22人中，有的是从部队上派来的，有的是来自大学里的学生。区里的其他人员就是解放独山后，留下来的国民党时期的乡长和一些乡干事。当时独山的土匪很多，活动也非常的猖獗。我们区里有一个从南京军大毕业来的男学生叫荣先智，在一次外出办事时被土匪抓去后杀害了。1950年2月，当地一些原国民党乡长和乡干事，勾结土匪对我们进行反攻。2月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志们正在吃早餐，突然有人向我报告说是有紧急情况，有1000多名土匪正在包围我区政府。我当时一听，马上就叫上全体人员立即放下所有物品，只许带枪跟我从区政府的后门往后山上跑。我当时是凭我多年的战斗经验带领大伙直冲后山上，首先占领山头的有利地势。我们刚冲到山上就抓到曾经被我们俘虏过的原国民党的保长游景春。他被我们俘虏时，已经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引导工作，没想他这次又伙同这些土匪们一起来攻打区政府。我当时一看见游景春这混蛋，气得用枪顶着他的脑门骂到：“你他妈的游景春，老子上次放过你一次了，你这次又不知悔改伙同这些土匪来攻打我们。老子一枪毙了你。”游景春一看见是我，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磕得像鸡啄米似的向我们跪地求饶。我们这次和土匪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整天，我们一直没吃没喝的被困在山上一整天。直到后来县委得到消息后，立马派了一个连来增援，才把我们从山上营救下来，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三位同志。事后，我回顾事情发生的前后，才回想起在土匪小打小闹的时候，曾有人提醒过我，要我当心和提防这些被我们留用的国民党人员，他们虽然表面上服从我们的领导和管制，但心里仍然是憎恨我们的。哎！只怪我当时没把那人的话当回事，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很是后悔，挺对不起那三位牺牲的同志。
我在独山工作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我认识了当时从西南革命大学来到独山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王孝淑，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王孝淑在下司区结婚时，没有钱来置办酒席。结婚那天，我就买了一斤当地的土烟叶来招待前来贺喜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我连一件普通嫁衣都没有买给她，招待客人时连一颗喜糖和几粒瓜子都没有，那场面真的很是寒酸。我们的这场特殊的婚礼被同事们“笑传”为“一斤叶子烟的婚礼”，至今在当地还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