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划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孙应鳌
孙应鳌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贵州建省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莫友芝：《文恭孙淮海先生应鳌传》，《黔诗纪略》卷五）。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王阳明弟子徐樾任贵州提学副使，见孙应鳌而大奇之，孙应鳌遂以徐樾为师。次年举乡试第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给事中。以后先后任江西按察司佥事、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隆庆元年（1567年）以佥都御史，抚郧阳（今湖北郧县），三年（1569年）遭谤，遂辞官归里。万历初年（1573年）起任原官，次年升大理寺卿。其后任户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起刑部右侍郎，直至晋南京工部尚书。卒后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恭，学者称之为淮海先生。
孙应鳌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莫友芝（1811—1871年，字子偲，自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有“西南巨儒”之称）《黔诗纪略》卷八载明代著名心学家胡直（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官嘉靖间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万历间福建按察使）评论当时天下四贤云：“宇内讲明正学，楚有黄安耿公，蜀有内江赵公，黔有清平孙公，吾豫章有南城罗公，皆贤人也。”说明当时孙应鳌讲明正学（心学）已与心学大家耿楚侗（名定向，字在伦，号楚侗，湖北黄安人）、赵大洲（名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罗近溪（名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齐名，在海内颇负盛名，有“孙子名满天下”（胡直：《孙山甫督学文集序》）之誉。孙应鳌一生著述宏富，其《淮海易谈》、《四书近语》、《督学文集》诸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是时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任首辅大学士，谥文忠）读了孙应鳌著述后，有《答中丞孙淮海书》云：“辱惠佳刻，略读数种，皆入元造奥，含英咀华，且其议论不诡于圣人。向也吾见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窥其深矣。苏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贵，苟非天之所与，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壮之年，早窥道域，天所与也！”（转引自《黔诗纪略》卷五）一代名相如张居正者，对孙应鳌著述如此推崇备至，于此可见孙应鳌的学术成就已蜚声海内，震动晚明朝野。迨至清光绪年间，贵州著名学者黎庶昌出任日本公使，还在日本友人文学博士中村正直先生家中发现孙应鳌的《督学文集》四卷，证明孙应鳌的著述已流传海外，在东亚有一定影响，其在学术上的崇高声誉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至宋代程朱理学而蔚然光大，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取士定制之后，程朱理学便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迨至明代前期（洪武至景泰时期）的儒学思想仍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明史·儒林传序》云：“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号潜溪）、刘基（字伯温）、方孝孺（号逊志）、薜瑄（号敬轩）、吴与弼（号康斋）、胡居仁（号敬斋）、娄谅（号一斋）、王恕（号石渠）等。明代中晚期（成化至万历时期）为有明一代学术之旺盛期，是王学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时宦官专权，紊乱朝纲；奸相柄国，残害忠良，社会上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侯反叛时有发生。面对如此诸多社会问题，如何从儒学上找到安邦济民的良方，自然给当时儒学者心中带来诸多困惑。王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送别省吾林都宪序》，《王阳明全集》第8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先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一反初明早期学宗程朱的路线，偏重象山之学，主心即理说，开启心学门户，与阳明之学在性格上最为相近。其后湛甘泉（名若水，白沙门人）与王阳明则以心学崛起，而独王阳明“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序》）故明代中晚期学风乃由王学统领。阳明大倡致良知教，内而以心性之学达致安身立命之圣域，外而尽其事功以开显经世致用之王事，致使王学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风靡天下，盛极一时。孙应鳌继承和发展了阳明心学，在阳明心学的视域下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哲学、易学、伦理、美学、政治、教育、文学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为阳明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为黔中王门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在哲学思想上，孙应鳌在晚明王学全盛之时，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并通过与浙中王门的王宗沭、泰州王门的徐樾、赵贞吉、罗汝芳、耿定向，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父子、罗洪先、胡直、邹元标，南中王门的除阶，楚中王门的蒋信，黔中王门的李渭、马迁锡等王门弟子的广泛交往，相互切磋，对各派理论学习理解，消化吸收，发展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孙应鳌早年师事徐樾，徐樾即传其心斋之学。徐樾之师为泰州王门大师王艮（心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王门学者大都不受传统经典的限制，“多以赤手搏龙蛇”的狂者精神对经典进行随意发挥诠释，故往往轻视经典，蔑视权威。孙应鳌学得其中之三昧，其显著的学术特色便是敢于以“六经注我”的心学精神，自作主宰，标新立异，勇于理论创新，不拘权威之说，不受书本约束。例如他讲《论语》中“温故而知新”时说：“温故知新，学者多以所闻所得为解。某妄意谓：故者，当如《孟子》言性则故之故；新者，当如《大传》日新盛德之新。凡天地万物之实体灿然具陈，是则所谓故也；凡天地万物之真机昭然不息，是则所谓新也。二词虽有显微之不同，其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温则实体之总括者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者不滞，不晦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仁，仁则成己成物，位育参赞，皆其能事。”（孙应鳌：《答楚侗公书》，《督学文集》卷四）这里，孙应鳌从心学的角度对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作出了全新的解释，释其为心中生生不息之理，此与传统的理解大不相同。
在易学上，孙应鳌对《周易》的诠释亦是如此，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淮海易谈》“虽以离数谈理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变为未合，而实则借易以讲学，纵横曼衍，于《易》义若离若合，务主于自畅其说而止，非若诸儒之传，惟主于释经者也。”此一评语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孙应鳌诠释《周易》，不在于文字上的训诂，而在于借易以讲明心学，自畅其说，故其释《易》常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对其他儒学经典的阐释亦莫不如此。正如当时著名学者唐伯元（1540—1598年，字仁卿，号曙台，万历间官至文选郎中，属甘泉学案）所说：“近读孙淮海讲章，亦既明乎其解，视诸家较备矣。乃其紧要归明心体，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学》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学又一人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二《甘泉学案六》）唐伯元对孙应鳌著述的评论，说明孙应鳌著述是借助儒家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它已超出传统儒家经典而直“明心体”，发挥个人独到见解，其思想的特色已为世人所共见。
在伦理思想上，孙应鳌以心本论的立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孔孟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道德传统，主张唯善不朽，求仁为宗，忠则必诲，善继善述，戒谨恐惧，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一定突破和创新。
在美学思想上，孙应鳌从心学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心即是美的思想，倡导文艺进行儒家的政治伦理教化，由此形成了其心学美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心性本体为基础的人格境界，以伦理本体为基础的道德境界，以意向本体为基础的至美境界。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孙应鳌恪守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政治价值理念，坚持儒家礼制，主张以儒术经世，施行仁政，选拔人才，重振纲纪，强调为政以德，讲求实效。
在教育思想上，孙应鳌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和人才的培育，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和教师模范作用的发挥，主张师道与学道相统一、思与学相结合，并对教学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在诗文方面，孙应鳌有突出的成就，不仅冠冕黔中，而且名播海内，并与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吴国伦（字明卿，号川楼，江西兴国人，曾为贵州提学副使，官至河南左参政）等人均有诗文唱酬交往。晚明诗坛“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谢榛）之一的吴国伦在《报孙山甫中丞书》赞孙应鳌诗文云：“见答一章，词旨温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于《华顶》八绝，意以象生，而率多无象无意处，使人诵之跃然，如所云‘春风不到亦开花’，则妙悟甚也。”（《黔诗纪略》卷八）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进士，官迁吏部主事，补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在《孙山甫诗集序》中赞孙应鳌诗文云：“其诗蔚然有江左风流，其隽永闳鬯，自鲍（照）、谢（灵运）诸人不能过也。”（转引自李独清：《孙应鳌年谱》第92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编印）此外，在诗文创作上，孙应鳌力主人心自立、自主，“读书作文，全是真、宰运用，是我制外”，绝去依傍。所阐述的情志并举、率性而真、重“风骨”而轻“色泽”，以“妙悟”超“兴象”等文学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极富生机与活力。他和当时思想家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一起，站在文学革新思潮的前列，推动着晚明文风的巨变。
民国九年（1920年）陈矩（1851—1939年，字衡山，贵州贵阳人，贵州通志局分纂，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审）在重印《淮海易谈》跋中云：“黔南江山灵秀，贤豪挺生，若汉犍为文学舍公、长通盛公、后汉道真尹公，德行、经学、词章，方之蜀都四子，殆无愧色。黔中不可谓无人矣。厥后兵燹屡兴，黔服没于邻邦者半，堙于蛮荒者亦半。山灵不轻钟毓，寂寞流风，千有余载。有明中叶，始得淮海先生焉。先生生于龙场讲学后数十年，年十九，试儒士，受知督学贵溪徐樾，为阳明再传弟子。继又获交蒋道林，相与渐摩，研精覃思，著书等身。晚归建学孔精舍，穷探《易》理，得孔子心传。”（重印《淮海易谈·跋》，《黔南丛书》第一集，民国贵州省续修通志局编印）陈矩之论是也。贵州虽僻处西南边缴之地，然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汉代即有舍人、盛览、尹珍，开创黔中学术气象。唐宋以降，兵燹屡兴，天荒人废，虽代不乏人，而载籍难考。至明永乐年间，始置贵州布政使司，由是人文彪蔚，与中原学术文化交流渐多，至明中叶后，黔地学人始称盛焉。其中之孙应鳌崛起于西南，乃为一代名臣大儒，为黔中王门儒宗。他孜孜矻矻，以培育人才、兴起儒学为己任；当晚明心学风靡之际，传阳明心学于贵溪徐樾，与阳明后学诸子纵横交往驰骋，朝野内外莫不推服；又在黔中故里建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和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阐明儒家文化和阳明心学，一时著书讲学，蔚成风尚，流风余韵，灌溉黔中数百年。然而清廷纂修《明史》竟不为立传，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棃洲，又号南雷）《明儒学案》（编成于清康熙十五年）亦漏载之。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地域分类，将王门后学分为浙中王门（浙江）、江右王门（江西，含止修王门）、南中王门（江苏、安徽一带）、楚中王门（湖南、湖北）、北方王门（山东、河南一带）、粤闽王门（广东、福建一带）、泰州王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七大体系，却未提及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以孙应鳌为代表的众多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致使孙应鳌学说、著作湮没。直到晚清，经过莫友芝多方搜求，又经过黎庶昌从日本寻求，才使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的著作和学说重现于世。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省内外王学研究论著中仍遗漏了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80年代以后，省内始有学者对孙应鳌生平思想及诗文展开研究，然亦多停留于资料收集、整理和考订年谱的阶段。至90年代贵州召开了两次国际王阳明学术研讨会，孙应鳌为黔中王门心学大师的地位才成为不争事实，学术界亦逐步对之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其生平、著作、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亦始出现于学术刊物和学术论著中，特别是由贵州学者完成的国家中华基金项目《王阳明与贵州文化》中还专题研究了孙应鳌的生平著作和哲学思想。然而对于孙应鳌思想的研究，仍有许多方面和问题尚未涉及并展开研究，时至今日省内外亦无一本专著对孙应鳌的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与孙应鳌作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省内外的影响及其在黔中王门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
